早晨的阳光斜斜地射在圆明园这座古老的废墟上，带走一些夜晚的寒气，也带来一些温暖的朝气。站在圆明园的土地上，圆明园的盛衰就像一幕幕电影从脑海里掠过，土里依稀还残存着一些八国联军焚烧后的痕迹，凝固在圆明园的土里，凝固在中国近代的历史里。
时间一晃到了九十年代，圆明园的四周又一次慢慢开始繁荣，到处都是农庄，到处都是农人朴实的笑脸。
1991年的元旦，我和王猫在圆明园福缘门49号同居。
1991年的圆明园，给了我另一段日子。
我们租的屋子是小院中的一户，幸运地拥有一扇朝南的窗户，而隔壁的丁松家只有一间朝西的窗户。阳光在圆明园是那样的宝贵，我有多少朋友的家里经常是白天也伸手不见五指，常年开着日光灯，因为他们租的是房主另搭的窝棚。我从来没看见过我的哪个朋友家有电视、冰箱、洗衣机这些家居必备的电器，但是他们却在生活，一天两餐或者一餐地生活着。他们在生活，在自由中流浪。我们常常随意地跑到谁家去吃饭，去聊天，反正谁家都很近，谁也不会介意。
这时候的圆明园，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府，只是不华丽，不跋扈。
自从我们搬进了圆明园和丁松成了邻居，丁松的一天两餐就固定在我们的屋子里了，假如我们早晨也吃饭的话，我想丁松也不会介意加一餐的。
丁松自己有间很大的厨房，但是从来没见他开过火，关于丁松，圆明园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到一个朋友家里去借火柴，朋友家刚好也没有了，很抱歉地对他说“对不起”，丁松并不介意地说：“没有就算了，我只好用我自己的了。”在我们隔壁的院子里住着两个画家，一个叫禾禾，一个我们叫他木匠，因为我们很少看到他画画，他老是在锯木头做画框，有时候我想也许那画框就是他的画吧。
木匠长得很健壮，浑身都是黝黑的肌肉，就像一座雕塑。木匠和禾禾都不爱说话，一进他们俩的屋子就觉得沉闷，昏暗的灯光映照着两张毫无光泽的脸，禾禾埋头画画，木匠埋头做画框，谁也不轻易开口，那仿佛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
在一个还算明媚的早晨，我突然从梦中惊醒，并且再也睡不着了。我把王猫睡梦中搭在我身上的一条腿轻轻地挪开，起身下了床。腐朽了的木板床发出了“嘎吱”一声怪响，仿佛早已不堪重负。窗外飘进一些空气的清香让我有种要冲出去的欲望，我们的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老是弥漫着一些潮湿的不好闻的气味。
我独自走出了屋门，顺着我并不十分熟悉的小道走着，并不期望会遇上谁。
到处都是灰矮的砖房，1995年我故地重游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家的大门口都写着：此房不出租，还有一些写着：房主不是画家、作家、音乐家，请勿造访。我记得原来的确是经常会有一些陌生的来客来要求租房，或者一些冒失的记者敲门进来采访。丁松曾经怎样热情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这样的访客啊，在我们大家最初的新奇都像薄雾一样散去之后，他还是孜孜不倦地把那些人领进屋，但是排除了那些租房的人。可以想像那时候的圆明园曾经怎样辉煌地成为了没出名的艺术家们的集散地，并且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一种文化现象。圆明园一下子成了艺术家们的乐园，令人神往的乐园，一块艺术的净土。圆明园最早是画家村，莫名其妙大家都聚到了一起，成为了一种艺术现象，后来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杂了。惭愧的是来圆明园之前我对这一切并不知晓，甚至来了之后好久我也丝毫没有意识到我已经置身在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中，没有意识到这空前浓密的艺术氛围有什么异常，对于时常看到的类似艺术家的不羁的装扮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丁松带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脑袋里惟一的想法只是：躲开家人和王猫单独在一起。我用了三天来适应王猫的生活作息，中午不到十一点他是不会起床的，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靠在床边发呆，或者点燃一枝烟后发呆，这在我看来没什么区别。而晚上我们依偎在被子里，四只脚纠缠在一起，我靠在王猫的怀里，他用一只胳膊有力地揽住我，另一只手用来拿书。
“你没办法翻书了吧？”我仰起头看着王猫。
“我来帮你翻。”我的手指头在他的书页上一篇篇划过。
在圆明园有一点好，它不让我觉得同居可耻，相反让我觉得光荣。同居这件事在圆明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你经常会发现你的朋友中的某位女士突然搬到了另一位男士的家里，过了几天也许她又会搬到别人家，也许她根本就不搬，但是她同他们之间显而易见有了新的一层关系。我曾经和王猫议论过这件事，我记得王猫当时说：“这很正常。”
我笑着说：“那要是哪天我也跑了呢？”
他依旧说：“那也很正常。”
他就是这样觉得一切都正常，毫无疑问他曾经是萨特的追随者，他喜欢滔滔不绝地向别人阐述他的观点，这个时候，不容许任何人插嘴。他喜爱音乐，于是他活在自己音乐的世界里，自己走不出来，别人也走不进去，我一直认为他为了音乐会放弃一切，当然，也会拥有一切。我们在一起同居甚至都不是他提议的，他显得很被动，出乎我的意料。
“如果你喜欢，我是无所谓的。”他这么回答我。
同居这件事在圆明园本土的邻人的眼睛里，依旧是不那么合乎道德标准的，然而占了将近二分之一的外来艺术家认为这是道德的，这是符合人性的需求的。邻人的目光终于渐渐冷漠，他们不再出声了，但是他们的孩子是决不许和我们混到一起的。房东家里有一条黑狗，常年凶狠地瞪视着我们的出入，像它的主人一样。可是孩子们却常常趴在窗户上看着这些衣衫怪异的男女在巷子口呼喊，喧嚣。
在这个还算明媚的早晨，我独自一人在圆明园的路上走着，带着一斤刚买的热气腾腾的包子。包子让我渴望有一个家，一个和王猫一起的家，而不是这个破旧的长年散发着霉味的砖房。走到门口我看见木匠匆匆地从我身边走过，看见我，居然没有打招呼，直眉瞪眼地朝他的屋子走了。
这么早木匠这是干什么去了呢？
王猫在包子的感召下破例起了床，他揉着眼屎问道：这么早起来干吗？
在这个还算明媚的早晨，在从朝南的小木窗里射进来的一丝温暖的阳光的映照下，这个有着一头乱发揉着眼屎的男人在我的眼里是这样的可爱。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无奈，它善于在丑陋中展示美丽。吃完了包子王猫终于还是又睡去了，他在半梦半醒的时候招呼我：你也来睡吧，起这么早！于是我斜倚在床上，从我们放杂物的大竹筐里随便拿出一本杂志，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
我喜欢靠在床上看杂志，王猫在我旁边睡着，这让我觉得踏实，很容易沉浸到小说的情节中。
“……那个男人把刀一点点插入了自己的胸膛，然后享受着自残的快感，刀子钝钝地把肉割开，流出血来……假如他不能对别人残忍，那么对自己残忍，也会带给他莫名的快乐……”
那天的下午丁松来找我们，还带来了很多的朋友。
来到圆明园之后，我开始接受一种开放式的认识朋友的方式，因为保不齐哪天你的房门会被一个陌生的留着胡子和长发的人敲响，他也许是朋友，也许是敌人，但是首先：你要让他进屋。
所以丁松带来的朋友中有一部分我认识，有一部分我不认识，认识的很自然地坐在床头（因为我们的屋子简陋得没有足够客人坐的椅子），不认识的也很自然地坐下来。有时候他们一言不发，有时候他们又滔滔不绝，你没法琢磨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来干什么，你惟一能确定的是，他们现在在你的屋子里，在坐着。
我记得以前家里来了客人必须要倒茶给人家，而在这里，这个最简单的礼节也被省略了，如果他们要，他们自己会说，有时我觉得我并不是这屋子的主人，主人是大家。王猫说起了音乐，还有足球，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我一句话也插不上，那天我却特别地想说话。我说起了我以前养的一只猫，我给它起名叫“狗熊”。我说我的狗熊很厉害，曾经在夜里逮过一只兔子，它很野，全身都是黑的，只有脖子底下有一小圈白毛，它从不在家里待着，可是它听我的话。晚饭的时候，我一叫“狗熊”，它就会从不知道多远的地方赶回来。我说这些的时候，有一个写诗的朋友叫卫青的，他很认真地听我说话，我发现了这点，于是我当然就把脑袋固定地转向他，而不再转来转去的了。
“后来呢？”卫青问道。
“后来我们家就搬家了，搬到了楼房，我就把狗熊送人了，”我说，“可是很久以后的一天，我在街上看见了狗熊，我一眼就能看出是它来，它耷拉着脑袋，好像瘦了很多。我叫它：狗熊，它听见了马上就扑了过来。我问它：狗熊你好吗？你的新主人对你好吗？”
“那一次之后我就再也没看见过我的狗熊了。”
我一口气说完了这些，发现卫青的眼睛也黯淡了，仿佛他也在为狗熊的命运担忧着。
那个晚上我们去了一家最普通的饭馆吃饭，我们一般不在外面吃饭，除非有朋友来，或者有什么庆典，我们不能老在外面吃，因为吃不起。我常去附近的菜场拣一些免费的鱼泡，回家买点儿菜叶子炖一大锅汤，再下点面条，就全齐啦。丁松常常在这时候走进来。
“好香啊。”他说。
于是王猫就嘱咐我再去拿一双碗筷，大家一起吃这便宜又好吃的大餐，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啃方便面。在我的记忆里曾经有过一次王猫把方便面都摔到门口：“我吃够了。”从他恼怒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决绝的神情。而那天晚上是因为有一个电影学院的导演要来给我们录音。
他说：你们的语言太精彩了，你们自己都不知道，要是不录下来太遗憾了。我们坐在挂着山水画的饭馆里的时候他这么说。然而整整一个小时，我们都没有说什么像样的话，或者说，让那位导演满意的话。
丁松一直埋头苦吃，似乎要把一星期的饭菜都吃掉。我看到他把鱼头夹在盘子里，用嘴把鱼眼睛吸出来吃了，又稀里呼噜去吸鱼的脑髓。导演终于带着女朋友骑着摩托“呼”地一下子消失在圆明园的月夜里。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他们的背影为他们感到一丝遗憾。大家伙围着饭桌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甚至于我觉得，比往常更闹了。
在这个夜晚，我见到了卫青的老婆，在圆明园待了这么久，见卫青也见了很多次了，但是却是头一次看见他老婆，一个美丽而忧郁的女人——石头。
首先给我震撼的是“石头”这个名字，它和她是多么的不协调，一个坚硬，一个柔弱，这强烈的反差和那天晚上昏黄的灯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丽的石头坐在我们当中，却全然不像我们那么喧闹，她安静地坐着，不说什么话，她的耳朵上是一个圆形的大大的银耳环。她抬头的时候，耳环跟着丁丁当当作响。洁白的手腕上戴着的像是藏族的饰物，身上穿了一条丝质长裙，上面有些抽象的图形。石头乌黑的长发瀑布般遮住半个脸颊，长长的睫毛低垂着，这个美丽的人儿，带了一些忧郁的人儿啊。
那天晚上是卫青结的账，通常我们都是AA制，但是那天卫青莫名其妙非要结账，我们也就没有拦着他，毕竟有人请客是件好事。
圆明园的夜晚深邃而宁静。
我们三三两两散落在小巷中，王猫和卫青聊着天。
王猫：“作音乐和写诗不一样，写诗是很个人的事，而作音乐，作乐队，需要合作，这里就会有很多问题，不像你当初想的那么简单。也许你刚刚想了一个非常优美的旋律，但是其他人是不是也认可它，也认可你的风格？当然一开始就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更好，找不到就要磨合，在一起磨合的阶段，也许会生出些好东西，但是也会丢掉很多好东西。”
卫青：有这么复杂吗？
王猫：……写诗和画画倒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卫青：也许你说的对。
王猫：……我们惟一共同的地方就是都很潦倒……
这次没有听见卫青答话。
我很想和石头也说点儿什么。
“你也写诗吗？”我问石头。
“不写。”
“画画？还是……”
“不画，我什么都不会。”她这样答道。
我不知道该继续问下去还是什么都不问，她的脸从侧面看上去很冷峻，一点儿也不柔和。她为什么这么冷？我心里暗想：也许有什么难言之隐？我在肚子里暗笑了起来，在陌生的忧郁的脸面前，我竟然笑了。
我想起第一次去卫青的家。他的家在麦子地的尽头，一出门就是麦子，也许还有老玉米一类的吧。那是一个独门独院，里面有一棵枣树，三四间房子，院子很宽敞，要是夏天摆几张竹椅坐在树下，再找几个好朋友喝点儿啤酒，一起聊聊天，那一定是件很惬意的事情。我很惊讶卫青居然能租得起这么大一个独门独院，而我认识的其他人都是那么节俭，因为他们常常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而他们的收入又都是不固定的。这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禾禾。
禾禾一得了钱就先出去大吃一顿，然后没钱了就天天方便面，拼命地作画。
“钱就是王八蛋，我最恨它，所以一有钱就要花出去。”禾禾说。
木匠只是脸色阴郁地看着他。卫青跟他们显然不一样，他如果是靠写诗活着，我想我应该早知道他的大名了吧。
卫青一进门的屋子里的墙正中挂着一幅画，我看不出那是谁的画。说句实话，画画得很不怎么样，虽然我也是不懂画的，但是我既然看到了，我就少不了要评论一番，这也是我的缺点。这幅画先让我觉得不自然，我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但是这幅画在外屋在这个每一个进入卫青的屋子的人都会看到的地方挂着。那是一个木头的画框，画框上没有涂漆，裸露着天然的木头的颜色，画上是一个抽象的裸体女人很夸张地叉着两条大腿。她的嘴唇用了大红，还有脸，还有其他的地方，而背景用的是死灰，隐约还看得到一些城市和别的。女人的红和嚣张的动作淹没了那些城市，所以这幅画看上去是那么狰狞。或者说，这幅画里狰狞的成分冲淡了色情的成分，假如那个作者是想让我们在一开始感到有些色情的话。我看不懂这幅画所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意思，我觉得这除了说明作者心理阴暗说明不了别的。但是卫青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幅画挂在自己的屋子里，让每一个来的客人都会看到，他明知道那会让他们不自在。
我再次看了一眼那张画，觉得女人的面孔虽然已经被夸张得很抽象，可是却很熟悉，仔细想了想，没有想出来像谁。然后我才看到墙上还挂有其他的一些画，都是很一般的风景画，全部都色调昏暗。
总体说来屋子里凌乱不堪，陈设也极简单，靠墙放着一把矮木凳，还有一把斑驳的木吉他，还有一个放满了书的书架，就是一点儿也看不出还有个女人在这里同住。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还有一个石头。我把卫青的诗要来看。他的诗很一般，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没办法进行赞赏或者是批评，我默默地把诗还给了卫青。
圆明园的春天来了。
那一望无际的漫山遍野的绿，就像一幅面纱，把圆明园旧日的伤痕遮盖，带来了一片新的生机。首先是女孩子们都穿上了长得曳地的长裙，随着她们的长发在野地里沉浮。青青的漫山的绿草里，散发出悦耳的风铃声。是谁把风铃挂在树梢？圆明园这个村落，这个世纪末的油画，在这个春天，又一次地展开了它曼妙的容颜。49号的院门下长出了一些苔藓，我也不用再担心冬天上厕所会冻屁股了。
我时常摘些野花回来，小小的黄色的花朵给我们的小屋带来一丝生气。王猫不喜欢那些野花、乱草。
“哪天有钱了我给你买九千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庸俗。”我笑。
我想起来卫青的家里时常有一些玫瑰的，从丁松的嘴里我知道石头傍了一个老大款，所以她可以和卫青过着优越的生活。
“庸俗没什么不好，人有时候需要庸俗。”王猫很认真地说。我慢慢地觉察到王猫的一些变化。
钱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诱惑，可是玫瑰真的可以代替那些山野里的小花吗？可以代替那些风雨交加的夜晚和大雪纷飞的黎明吗？
圆明园召开了一次诗画会，在临街的一片小桃园里，每个人交五块钱，然后拿一个纸杯，去取些啤酒或别的饮料，就可以进园了。大家的画被挂在一棵棵盛开着桃花的树上，像一面面的锦旗，然而又耐人寻味，我和王猫一边聊天一边细细地品着这些画。
“这是禾禾的，这是丁松的，怎么没见木匠的？”我们在盛开的桃花园里穿梭。
到了下午，诗人们登场了，黑大秋也来了，黑大秋完全不是我想像的样子，他并不黑，还很白。
他沉稳地念着他的诗：“假如我离去/谁会因我而叹息/假如我死去/谁会因我而哭泣。”接着丰子朗诵了一首《夜》，我只记得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夜/倚在栏杆上，我/却倚在夜上。”大家都笑了，都说他是在毁诗人呢。
丰子却不紧不慢地回答：“诗人就是儿童哲学家，你们几时见过哲学家不说疯话的？既然是儿童，我们要那么多的韵律和逻辑干什么？！”这个丰子。那时就注定了会大红大紫的丰子，只有丁松看出来了。他“倚”在丰子的身上，“太他妈棒了！”他操着东北口音说道。丰子后来到哪里吃饭都叫着他。
“知音，这是我的知音。”丰子这样向别人介绍丁松。
丁松开始川流不息地一次次取来啤酒，每次经过我和王猫身边的时候，都对我们说：“喝啊，喝痛快了拉××倒！”
我笑了笑。
王猫则神情木然。
夜里，我们在村口的那个酒吧里畅饮，跳舞，开酒吧的是丁松的朋友，啤酒供应给我们特别的便宜。劣质的顶灯胡乱地闪烁着，灯影下是舞动的人群。分不清男女，分不清认识的不认识的，大家挤在一起，吵嚷，扭动，发泄着郁积了很久的不满。
王猫带头砸了第一个酒瓶子。
“砰！”
接着，数以百计的酒瓶从天而降，在我们的脚边开了花。丁松凑到我的近前悄声问：他怎么了？我摇摇头：没事没事，他就这样。
卫青也来了，带着石头。美丽的石头在我们这群人里是那么的扎眼，她那加了忧郁的美啊！我在黑暗中悄悄地注视着她。她的眼睛在看着我们，但是她的眼里明明又没有我们。卫青的脸还是那么苍白，他的头发在脑后梳了一个马尾，这让他显得精神些，不像平常那样颓废。他没有过来跟我们打招呼，一个人坐在酒吧的高脚凳上。石头在他旁边站着。
那一天，我玩得很高兴。
第二天上午十二点了，我还在昏睡中，听见外面吵吵嚷嚷的，就伸手去摸王猫，却摸了个空。我睁开眼睛，看见一地的烟头。突然间听见禾禾的声音：你这个疯子！我走出门，发现外面已经站了一堆的人，还有王猫。禾禾靠着门槛骂着什么，像是在骂木匠。大家在传着看一些照片，我拿过来几张，原来都是木匠和女人做爱的情景，和不同的女人，包括外国女人。一只手劈头盖脸地从我手里抢过了照片。
王猫把人群里的照片都抢了回来，“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
我终于听明白了，木匠是在做“鸭”，每做一次就照几张照片留做纪念，不知道怎么被禾禾发现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禾禾还在发了疯地吵嚷。
我和王猫进了屋，都有些沉默。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为了活着而活着？为了死而活着？都是一死，我们选择了怎么样的生存方式呢？我开始有些理解木匠了，为了生存，谁能说他是错的呢。
圆明园的天空布满了阴霾，像是要下雨了。
雨天里的圆明园显得格外的冷清，听不到鸟叫，偶尔隔壁的房间里会传来几声剁菜的声音，和肚子里的鼓敲着同样的节奏。细雨下起来了。蒙蒙的细雨打在玻璃上，几乎听不到声音，但是窗户像挂上了一层薄纱，看不清外面的树，外面的花，外面的麦田，外面的人。圆明园的雨天。
圆明园包容了各色的人，也包容了各色的故事，有时候我觉得每个人的心也是一所圆明园，里面装着很多的东西，有些你明白，有些你不明白；有些很重要，有些不那么重要。原来我以为在圆明园，只有王猫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我是为了他才来到圆明园的。我们的生活很拮据，家里给我的钱时常不够我们两个人花的，他偶尔会有些收入，他不说是哪来的，我也不问，我们是同居，而没有结婚，后来我想这是明智的。
“我很穷，但我很快乐。”我对王猫说。
他什么也没说。他已经很久不和我聊天了。风把面纱吹开，露出圆明园那丑陋的旧日模样。
1992年元旦的那一天，我兴冲冲地从家里跑了出来，家里人为我不在家过节很生气，但是我想和王猫一起过。1992年的元旦那天天空晴朗，树上的叶子都落光了，萧瑟的冷风中吹来一些欢笑，吹走一些欢笑，不留痕迹。
街上人很多，我穿着厚厚的红色的羽绒服骑着自行车走到北大西门的时候，看见门口有一个书摊，我停下来仔细地挑着。最后只买了一本《小说月刊》，我想靠着我们的破旧的木床和王猫一起读书，读一些轻松的，哪怕是有些低级的书。
我没戴围脖和手套，但并不觉得冷，我只想快些骑回去。
圆明园到了，我们的屋子到了。门上挂着一把大锁，没来由的，我的心里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王猫走了。他收拾了他所有的东西，走了。我试图想找到他留给我的纸条一类的东西，但是没找到，也许他也不知道该对我说些什么。
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想也许他是有事出去了，也许是看朋友去了，也许也许也许。这个曾经带给我那么多美好回忆的屋子现在只让我觉着害怕。一个人就这么走了而不说明原因，一定是有难以说明的原因，后来我想。我没有开灯一个人呆着坐到了晚上，我不愿意出去在路上走，让大家在这个喜庆的节日里看见我悲伤的脸，可是屋子里充满了王猫的气息，让我窒息。
天完全黑了以后，我听到门口有说话声和脚步声，接着进来了两个人，是丁松和卫青。我的脸色一定不那么自然，因为我看到卫青的脸色也不那么自然，我知道圆明园里的消息是传得很快的，这一点哪里都一样。
丁松说：忘了吧，这儿还有我，还有卫青，还有这么多朋友呢。于是我忘了。我穿着我的红羽绒服和他们一起出去喝酒，跳舞。卫青和我跳舞的时候，我感觉到他手心里的汗，这个善感的诗人。
他不看我的眼睛，我突然想，他大概是爱上我了吧，这想法是那么恶毒地盘踞在我的心里，让我充满了想要作弄他的欲望。
游戏是一剂麻醉药，让人暂时忘记疼痛，游戏也包括恶作剧。
我假装醉了。我发现装醉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尤其是在黑夜里，在漆黑的夜色的笼罩下，大概这本身就很容易让人醉吧。我胡说了很多话。我靠在卫青的身上任他把我扶回我的小屋，曾经是我和王猫的小屋。
我说：“别走。”
他说：“我该拿你怎么办？”
沉默。
“给我再讲讲你的狗熊吧。”他再次开口的时候说。“嗯。”
于是我开始讲狗熊，完全忘了我要装醉。
“自从我家有了狗熊，不仅我家里没有耗子了，前后两排房子都没有耗子了，狗熊是抓耗子的能手，它特别厉害，就是狗也要怕它三分，有一次，在我家门口有一条狗来挑衅……”讲着讲着我就睡着了，连一个梦也没有做。
我开始了一段颓废的生活。
在一个还算明媚的早晨，我再次惊醒。看着睡在我身边的这个男人——卫青。他离我这么的近，我仔细地看着他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巴，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那幅裸体女人画，那张脸，天啊！是卫青的脸。卫青心里的秘密谁知道呢？石头知道吗？
窗外依旧飘进来一些空气的清香，一切和一年前都是那么的相似，那个早晨，那个买包子的早晨，那个揉着眼屎的男人。关于永恒的话题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留下来一些永恒的片段。而这些片段也只是在我们的脑子里，它真的存在过吗？在我一遍遍回忆的时候，这片段，也淡漠了。
圆明园的冬天特别的冷。树上被冻皱了的叶子再也挂不住了，一片片无休止地飘落下来，在土里腐烂，开始它新的一轮生命。远处炊烟袅袅，融化了一些稀薄的空气，狗也叫得少了，在冷冷的空气里耷拉着它的头，似睡非睡。山头上的雾气渐渐散去，露出一些灰暗的影子。
在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我生了几遍好不容易才生起来的火又灭了，我对蜷缩在被窝里的卫青说：“我们去看电影吧。”
卫青说：“好。”
那天那个电影感动了我，我突然间觉得人生当中不能够自己操纵的事情太多了。就在我抹眼泪的时候，我恍惚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背影——王猫。他的旁边是另一个女人的身影，我不太能够确定，但是好像是——石头。卫青似乎也看到了。他什么也没说。我们回到了圆明园。也许在圆明园，也只有在圆明园，在这个能够包容很多心事的圆明园，我的心情才不会那么恶劣。
我困了，既然现实总是那么让人心烦，就让我做个好梦吧。我真的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了王猫，他在前面走，我怎么叫他他也不答应，我终于快追上他了，他回过头来，却是卫青的脸。
卫青把我推醒：做噩梦了吗？
我没说话，我靠在枕头上，王猫和石头之间真的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吗？卫青不再劝我搬去和他一起住了，而且他把他原来的房子也退掉了，我再没有看到那幅画。我们的生活空前地拮据起来。
没过多久，片警们就对圆明园进行了第一次的清理。那是一次飓风般的“扫黄打非”活动，我们常常在睡梦中被叫醒。片警带进一阵寒风，“身份证！暂住证！”卫青穿着单薄的睡衣睡意地在竹筐里翻着。片警不耐烦地随手打开我们的抽屉。这一次的惊扰之后，我们的许多朋友都莫名其妙地不见了，我们再也没见过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清理越来越频繁了，很多朋友开始离开圆明园，离开这巨大的“贾府”。
圆明园似乎陷入了宁静之中，它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它静静据守在北京的边缘，在我默默生活着的时候，我想：为什么？我被一块大布包了起来，透不过气来。
我终于决定离开了。我要离开圆明园了。告别圆明园，告别我在圆明园所有的朋友们，也，告别卫青，甚至也应该，告别王猫，起码是告别和他在一起的那些日子，真正的告别。而所有的这些事，就让它永远地留在圆明园吧。这个古老的圆明园，埋葬了多少的故事啊。
1995年我再一次来到圆明园时，那里早已经物是人非了，自从一次次清理之后，我的圆明园的朋友四散了。他们遍布在北京的各个角落里，也许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不经意低头的一瞬间，他们同你又错过了。
世事无常，人无常，事无常。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事情，能够说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