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袁带上紧箍咒
按照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的协议，溥仪下岗后，孙中山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接任。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正式向参议院辞职。但为了约束袁大总统不做出危害共和的事情，孙中山提出三项条件，提请临时参议院通过：
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
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
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
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非经参议院改订，仍继续有效。
袁世凯是一个只知实力而不尊重法治的人，孙中山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就有所保留，附带了条件，促使袁到南京来继任总统而脱离北京，同时把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一道紧箍咒套在袁的光头上。
那么，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临时约法》就那么厉害吗？
先说就职地点问题。袁世凯靠北洋发家，北方是他的基地，如果离开北京到南京去上任，那就要离开自己的军队，到时候就是光杆司令一个。但如果在北京任职就太方便了，军队在身边，不用受南京革命党人的气，必要时还可以绕过临时参议院乾坤独断。
其实，清帝退位后，定都问题就成为南京临时政府中争论的焦点。大多数人主张仍应以北京为首都，宋教仁、章太炎最为支持。章认为南京不便于控制满蒙，虽然大清国垮台了，但那些爱新觉罗的孝子贤孙还在，他们可都盼着主子东山再起呢。加上蒙古和满洲为其后援，死灰必将复燃。临时参议院颇受这种观点的影响。同盟会要员则恐惧袁世凯在北方有雄厚势力，若定都北京，则推翻清朝换来袁世凯独裁，也是换汤不换药，所以坚决主张定都南京。
临时参议院对袁继任总统一事全无异议，但对于定都一事则争辩甚烈。投票结果以20票对8票的多数，决议定都北京。
表决结果出来后，孙中山、黄兴等大为不满，严厉问责参议院中的同盟会议员，这是怎么通过的？黄兴尤为愤怒，两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同盟会议员主张由孙大总统提出质疑，再交参议院复议；黄兴则认为参议院应自动推翻此案，否则将带宪兵入参议院，逮捕同盟会议员“以党内法办”。这时候“共和伟人”黄兴丝毫没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已经违背了“共和宗旨”，参议院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岂能带兵随意进去抓人？
2月14日，在总统府的提议下，“建都北京案”退交参议院复议。参议院的争论仍然非常激烈，最后投票表决结果，以19票对8票的多数，决议临时政府仍设南京，一场国都风潮始暂告平息。
（资料4胡汉民解决定都之争）
再来谈谈临时约法。
民国建立之初，宋教仁等曾力主采用法国的内阁制，而孙中山却中意美国的总统制。内阁制原为架空皇元首，以总理领衔内阁组织政府。但孙中山认为，国体初建民智未开，一些封建思想必须革除，总统制便于行之有效的管理。无疑，总统制下，总统权力甚大。因为孙中山的政治道德和个人品行操守无可诟病，革命同志倒也放心，临时参议院起初便通过了孙中山提议的总统制。
就在袁世凯继任总统的形势已非常明显之时，孙中山又提议实行“内阁制”报请参议院。参议院也认为在袁世凯就职之前，应立法加以约束，好让袁去做个虚君，故而很快就通过了草草构建的《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内容共有七章五十六条。除了现代民主共和国所应有的主权、人权、政权、治权、疆土、法院，以及模仿美制上下两院的国会等一般条文之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临时政府的模式由原有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法国式的内阁制了。约法规定，大总统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也就是说，总统是没有实权的。
袁世凯虽然不懂内阁制、总统制这些洋玩意，但他也不是傻子，迟早会明白：孙大炮当老大，你们就给他权力，换我坐庄，你们就弄个内阁限制？那所谓的“共和”莫非是个道具？
可惜同盟会内均忽略的袁世凯的感受，以为袁好忽悠，先拿《临时约法》将他框住。
要说袁世凯也是相当窝火，南北和谈哪会儿，他本打算自己召集国会决定国体，然后由国会选举他做总统。没想孙中山回国弄出了“南京临时政府”，先设了参议院，弄得他现在只能接受革命党参议院所推选的大位。既接受此职，就得接受《临时约法》。袁世凯对《临时约法》提出的“内阁制”暂时没异议，以为反正是个总统，但对把南京作为首都就不干了，他认为这是革命党人调虎离山，万万不能答应。
南京方面，在孙中山的推动下，临时参议院17省代表全票推选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致电北京，电文曰：“北京袁慰庭先生鉴：孙大总统辞职，经本院承诺，业已电知尊处。本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满场一致，选公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务请得电后，即日驾莅南京参议院受职。共和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2月20日，临时参议院公举黎元洪任中华民国副总统。
袁世凯即刻回电，表示自己欢迎和感谢临时参议院选举自己为临时大总统，也尊重临时参议院的决定，但是有种种理由不可轻易离开北京：其一是各国驻华外交团的意见；其二是北方军队躁动不安；其三是满蒙两地的不稳。所以他在回电中使用摊牌式的口吻：“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即退归田里。”语气不仅是要挟，而且简直就是挑战。
当时的形势是全国人民都不愿再有战争和流血，民众普遍认为清帝已退位，凡事可以用和平手段达成，因此袁的这封回电并没有引起南京方面太大的反感。
孙中山还是要坚持袁世凯到南京就职，所以南京临时政府于派出“迎袁专使团”赶赴北京，迎袁南下就职。这个迎袁专使团是由教育总长、好好先生蔡元培领队，团员计有宋教仁、汪精卫、钮永建、王正廷、刘冠雄、魏宸组、曾昭文、黄恺元八人，偕同袁世凯所派的驻南京代表唐绍仪。
别想弄走大帅
迎袁专使蔡元培等一行于2月21日由上海启程，27日抵北京。
袁世凯在专使团抵达北京的当天，用最隆重的礼节，打开正阳门来欢迎，宾主倾谈欢洽，当晚袁世凯还用盛大的晚宴招待。第二天，袁世凯又召集谈话会，用非常诚恳的态度商谈南行的路线问题，他说自己打算由京汉线南下，先到武昌和黎副总统见一面，然后换乘轮船到南京就职。同时，袁世凯还委托蔡元培与北方人士共商北京留守人员的名单。
当时北方舆论大多不同意袁世凯南下就职，甚至有认为袁要“自投罗网”，蔡元培等一到北京，就感到压力，袁世凯的友善态度让他们大为宽心，双方和谈完毕，专使团抱着乐观的心态回到专使行馆。
孰料北京突然发生兵变。
29日深夜，迎袁专使团应酬完毕，回到专使行馆。突然，东安门外及前门大街闹市之中，枪声劈啪，火光烛天，乱兵破门突入专使行馆。蔡元培等人衣冠不整，越墙而逃，在墙根的寒风中蹲了一夜，狼狈不堪，后辗转逃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才躲过一劫。街面上，乱兵先在朝阳门外劫掠果摊食铺，后分头抢掠，凡金银钱铺首饰店、饭馆及洋杂货铺全遭洗劫。次日兵变又波及西城，并蔓延于保定，天津一带。
兵变的部队是北洋军第三镇。第三镇是北洋军的主力，段祺瑞便任该镇的统制，后来由曹锟接掌。曹锟是袁世凯身边的“赵子龙”，唯袁大帅之命是从，据说他每次谒见袁世凯时，都是笔挺挺地站立着，叫他坐他从不敢坐，袁对他讲话，他除了“是……是……”之外，不敢多说一个字。
这次兵变延续三日，兵变后的北京，内城被劫4000余家，外城被劫600余家，约有一个星期都是凄凉满目，店铺住家关门闭户，路上只有巡逻的兵士和站岗的警察以及弃置的死尸，偶尔有外国记者沿路拍照，萧条零落有如死市，受灾区域之惨尤胜于庚子之乱。
关于兵变原因，舆论界说是由于北方驻军反对“袁宫保”南下，反对南方抢走他们的衣食父母，所以怀恨作乱。其实此次兵变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首先，北洋军人害怕南方革命政府追究其战争罪行。冯国璋在统率北洋军攻克汉口、汉阳时，曾众兵洗劫，导致房屋尽毁平民死伤，这些暴行曾受中外舆论严厉的指责。清帝退位后，南方不时揭发北军罪状。袁世凯当选总统后，竟有解散北洋军的谣传，势倾一时的北洋军既失望又疑惧。兵变时，乱兵一边抢掠一边嚷着说：“不成了，不成了，国家用不着我们了，我们趁早搞点盘缠回家吧。”
其次，裁饷谣言的影响。本来进攻武昌的是北洋军第一镇和第四镇，和议达成后两镇回防，按照当时陆军部所定的营制饷章，回防后的部队将不再发放出征的津贴。而第三镇由长春开赴北京防卫，按照出征惯例是要加发“出差津贴”的。此时第三镇并未回到驻地长春，不在裁饷之列，但军中有谣言说第三镇也要裁饷，以讹传讹之下，第三镇军士不满之心日渐。
关于这次兵变的原因，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据徐世昌后来透露，兵变原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阴谋。袁克定想在皇城劫持退位的宣统皇帝，逼父亲称帝，于是找到对袁世凯死忠的曹锟，商议兵变事宜。曹锟本没多少头脑，在袁克定的煽动下纵兵作乱。后来局势失控，袁克定与曹锟向袁世凯请罪，袁不置可否，只把两人臭骂一顿了事。
无论兵变的起因如何，各方都致力必须平息事端。
东交民巷的使馆区立即戒严，各国士兵荷枪实弹布防。3月2日驶北京各国公使齐集英国使馆，开会商讨应变步骤，认为中国此时的情况和闹义和团时一样，局势已经失控。各国决定：紧急抽调军队来京，每一国以200名为限；组织国际兵团，由各使馆抽调武装人员700名，巡察北京街市，以维持北京城局势。当兵变影响到天津和保定，各国又纷纷派兵前往天津和保定。此外，各国致书袁世凯，请求保护洋商生命财产，并质问清朝所缔结的各项条约你袁总统是否认账。
袁世凯也在迎宾馆召集军政会议，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乱事蔓延，除照章补发未变各军应领的欠饷外，另派陆建章、曹锟等分赴各部队驻扎所劝导，同时令毅军统领姜桂题随时缉捕再图逞乱的兵士，遇见乱兵任意抢劫者，立即格杀。过了一天，袁世凯又下令，凡未附和兵变剽掠者，不论官弁兵丁，每名各赏银二十两，巡警因维持地方有功，赏饷半月。
在变乱中，清廷小朝廷的皇城全部由禁卫军统领冯国璋负责保卫，由于防卫得力，皇室未受到骚扰。禁卫军由于在这次变乱中恪尽职守，冯国璋于是上书袁世凯，愿入京护卫总统。禁卫军原本是宣统父亲载沣所建，任务在于保卫清皇室。如今皇帝退位不久，北京竟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作乱的又是袁的嫡系部队，奉职最勤的却是清廷禁卫军，实在是古怪。
面对外国使馆的诘问，袁世凯特派曹汝霖等前往东交民巷，分赴各国使馆慰问，并致谢各国军队协助弹压。同时照会各国使馆，对此次兵变表示愧歉，并申明今后决不会再有意外，若万一有变，损失外人财产，均由袁负责赔偿一切损失。
袁世凯还强调京师现已平静，力阻各国分别调遣军队来京，保证此次兵变决不影响国际关系，所有清朝过去所缔条约均将承认与信守。面对袁世凯的保证，各国表示满意，并认为能稳北方定局势者，非袁世凯莫属。
兵变也帮了袁世凯大忙，他借口不能离京，婉拒南下。蔡元培等受了惊吓，也不再提南下之事，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及临时参议院，认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可迁就，以定大局”，这就表示可以、也应该容忍袁世凯拒绝南下。
迎袁专使团态度的改变，一方面固有兵变的威胁，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感到北方局势的严重。特别是兵变后北方各省督抚均通电反对袁南下、各国使馆也表态支持袁世凯在北京任职。蔡元培等人感到，老袁也难啊！北方有北方的许多问题，南京无法了解。
本来南京方面对定都存有异议，这次兵变导致袁世凯留在北京成为定局。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在北京通电就职，不过就职时必须履行三个手续：须向参议院宣誓效忠共和；新内阁名单必须得参议院同意；新内阁在南京办妥接收手续后，孙大总统才能解职。
你的约法我做主
1912年3月8日，袁世凯通电南京临时参议院宣示效忠共和，两天后，袁在中外各方代表的观礼之下，正式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既然当上总统，就得遵守《临时约法》，袁世凯经过幕僚指点，现在才知道“责任内阁”的厉害，不免烦躁：敢情孙中山是实权大总统，我就是个摆设？在这种略带沮丧的情绪中，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仪式就显得有点怪异。
3月10日，当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用浓重的河南地方音调口念誓词，效忠民国，但当时以记者身份在场的梁漱溟细心地发现，袁对如此庄重的就职典礼其实压根不重视，“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相比之下，其他到场的政府各部总长都穿着西式大礼服，他部下段祺瑞等人也都“军装整齐，神态严肃”，显得郑重其事。
《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也有如下记录：“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在这些细节之外，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兵变之后，十步之内行人断绝，各省派出的代表也是寥寥无几，“令人发生一种苍凉悲戚之感”。
《临时约法》主张的“内阁制”对总统有极大的约束力，袁世凯很快就想挣脱约束。
既然实权都在内阁手中，总统只有提名权，那么能不能偷天换日，组建一个完全听话的“袁氏内阁”呢？如此一来，总统在不违法的情况下照样能掌握实权！袁世凯玩这套把戏可谓轻车熟路，他很快就想弄一群心腹塞进内阁。
其时各方对内阁总理的人选也多有讨论，同盟会建议孙中山担任内阁总理，这样中国最有声望的两个人就可以联手，民国的未来就充满希望；也有人主张请黄兴组阁，寄望黄兴的军人气概和在革命军中的威望能够震慑袁世凯。不过，袁世凯心中早有定计：内阁总理首先要是自己的人，但与南京关系不错，能够被临时参议院所接受，不然自己提名后就被一群叽叽喳喳的议员否认，也会掉底子。他的目光投向了唐绍仪。
唐绍仪是袁的老朋友，也是他外交方面的重要帮手，同时唐和南方革命党人相处甚洽，又深通洋务，和英美关系都搞得不错。所以在袁系中，唐是个能够被中外接受的理想人选。实际上，在唐绍仪被派为南北和议时的北方首席代表时，袁就已安排了他未来角色的伏笔。
3月13日，袁凯正式向南京临时院提名唐绍仪为内阁总理，临时参议院同意。之后，唐绍仪动身前往南京，到临时参议院上任，并拿出一套内阁名单，临时参议院一并表决通过。
唐内阁名单如下：外交总长陆徵祥；内务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交通总长梁如浩（未被通过，由唐绍仪暂兼）。
这份名单大有讲究，包括了各个方面的人。
唐绍仪的身份背景已经说过，且看各部总长的人选。陆徵祥是无党派人士，熊希龄是君主立宪派，二人在同盟会和袁之间是选择亲袁的路线，这样袁世凯就获得了外交和财政两大部门的支配权；袁系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三人，占据了内务、军事、交通三大部门；同盟会方面虽有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陈其美四人，看似多数，得到的只是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四个冷衙门。
孙中山不愿在新内阁中担任职务，同盟会本想推举黄兴当陆军总长，以限制袁的军事特权。当然，袁世凯不会让革命党的这种幻想成为现实，他只同意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给个有名无实的职位。黄兴婉拒了袁的任命，主动请命担任“南京留守”，负责收拾遣散和安置原来革命义军烂摊子。
袁大总统宣誓就职已毕，新内阁已然成立，前任大总统孙中山也已正式解职。办完这三件大事，4月2日，临时参议院表决通过：即日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参议院北迁，在北京举行开院典礼。
一切按照袁设计的步骤在行进，袁就职不久，便“小小地”挑衅了一次《临时约法》，既以此试探革命党人的态度。为庆祝自己就职，袁世凯颁布了大赦令。按照《临时约法》规定，总统颁布的命令，一需参议院表决同意，二需内阁总理副署才有法律效力。
袁颁布此令故意绕过了参议院和内阁，孙中山闻讯，赶紧写了份提案“咨请”参议院追认大赦令，使之生效（有前总统之咨文，在法律上便可免新内阁之副署）。孙中山此举既为保证约法的严肃性，也为安抚袁世凯。但袁世凯却从这件事情看出同盟会底气不足，自己倒能够以约法当武器与革命党斗法。
总理没有幸福感
就在舆论认为天下大局已定，探讨如何尽快使民国走上富强道路之时，由袁世凯任命的唐绍仪内阁在短暂运作一段时间后，宣布辞职——唐内阁垮台了。
唐绍仪虽被视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但实际上他并不受北洋军人系统的认可，他根并非北洋军出身，14岁时被选入清廷“留美班”，在美国一呆就是7年，归国后到总理衙门任职，后被派遣到朝鲜，与驻军朝鲜的袁世凯成为莫逆。后来袁世凯仕途顺利，唐亦随之水涨船高，帮助其打理外交与财政事宜。因为不是军人出身，尚武的北洋内部并不把唐视为“自己人”。另外，唐和袁的关系介于朋友与部下之间，不像北洋系完全视袁为衣食父母。因此，唐绍仪一直受到北洋内部的排挤。
另外，唐绍仪的一些做法触怒了北洋军团。唐接受过先进教育，在南北议和时与南方互有好感，在南下向临时参议院提交内阁名单时，受蔡元培和黄兴鼓劝加入了同盟会——虽然袁世凯嘱咐唐绍仪要与南京方面搞好关系，但唐绍仪这一举动，在北洋人眼里无异于背叛！更使北洋军人痛恨的是，唐加入同盟会后，竟同意南京方面调兵北上“拱卫京师”，虽然此协议最后被袁世凯拒绝，但这在北洋军人看来，就是引狼入室。
唐绍仪与革命党人走得如此之近，袁世凯自然会心存芥蒂。组阁后，唐绍仪与蔡元培、宋教仁志趣相投，遇事都与他们商议，反而与袁系较为疏远，更引起了袁世凯的猜忌。
当然，唐绍仪内阁的倒台最主要原因还是袁大总统不按约法行事。
唐绍仪性格耿直，认定总统既然接受了《临时约法》，就要依法行政。总统发布命令一需参议院同意，二需内阁副署，才能生效。袁世凯尝到了上次颁布“大赦令”的甜头，一再越过参议院和内阁直接向各部总长下令，北洋总长们也只认袁大总统，令总理唐绍仪气愤不已。唐每次找袁理论，总是不欢而散。北洋系甚至传言“唐总理”晋谒总统时，袁之左右就说：“瞧！唐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欺侮”多了，袁就对唐说：“兄弟，我老了，以后还是你来做总统吧。”唐绍仪闻听此言，如何受得了。
另外政府财政也相当困难，武昌起义后各路诸侯占地为王自己收税，没向中央财政上交过一文钱，民国财政呈现出只有支出而没有收入的形势，因此主要靠举借外债。财政总长熊希龄为借外债与六国银行团交涉，按照内阁制，总长应对总理负责，但熊希龄屡屡请示袁总统而目无唐总理。外债借到手后，资金如何安排，熊总长也是直接找袁世凯“您说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唐总理被晾在一边，气得两眼翻白。
唐绍仪辞职的导火索是“王芝祥事件”。
王芝祥是直隶人，干过清末广西巡抚，本人与同盟会比较接近。袁世凯就职后，直隶都督空缺，直隶“咨议局”（相当于省议会）一致推荐老乡王芝祥继任。唐绍仪请袁世凯委任，袁也同意了，只待参议院通过。后来袁忽然改变主意，没跟唐商量便改派王芝祥为南京宣慰使，负责南京练兵事宜，直隶都督另行委派。这件事深深刺激了唐绍仪，唐总理不仅仅是个人丢了面子失信于参议院，更为可怕的是，民国法制已然被践踏。
6月15日，唐绍仪悄悄留下一张病假条：“国务总理唐绍仪为呈请事：绍仪现因感受风热，牵动旧疾，恳请给假五日，赴津调治。唯总理职务关系重要，不容一日旷废，并乞大总统于国务员中简派一员暂行代理。”然后微服出京宣告失踪，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挂冠而去了。27日，袁世凯批准了唐的辞职。
唐绍仪辞职后，属于同盟会的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四总长联袂请辞（原工商总长陈其美虎踞上海，始终就没有北上就职，工商总长一职由王正廷代理），袁世凯对他们进行了“诚挚”的挽留后，最终还是同意了。
至此，中华民国的第一届内阁的寿命不过一百来天。
唐内阁的倒台，表面上是人事纷争导致的，但根本原因是袁大总统与《临时约法》的矛盾。依法，唐内阁是责任内阁，大总统并无实权，但袁世凯不甘心，所以屡屡挑衅法律，而夹在参议院与实际掌权的大总统之间的内阁总理，就像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事后，唐绍仪曾感慨地说：“公谊私情我本不该挂冠，甚至不辞而别。可是观察今天国家局势，欲求统一中国，非项城不可，欲求治理中国，则非项城诚心和革命党合作不可。三个月来，我首当冲要，处理这个问题，仔细深入来看，觉得项城和革命党的合作，中间阻碍甚多。既然我的理想无法达到，则不如早作退路，免得将来焦头烂额。因此，我与项城今日的分手，是公义。”
时人对这件事的评论，往往以“人事问题”为出发点，仅仅归结于“内阁不合”，却忽视了袁大总统违反《临时约法》的行为。
既然唐内阁没了，总得换一帮人吧。唐以“混合党派”组阁，结果闹得政出无门，总理和阁员们也不欢而散。于是社会各界认为混合多党派的内阁不是好办法，应该组织“英国式”的政党内阁，内阁成员均由同一党籍的人担任。
6月21日，当时国内的三大党派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举行联合会议，交换对组织新内阁的意见。同盟会坚持要求组织一个政党内阁，共和党则主张超党派的内阁，统一共和党赞成超然内阁却反对共和党所提“国务总理必举总统信任者”。三者意见完全不能一致，于是提请对内阁有提名权的大总统定夺。
在回应三党的意见时，袁世凯大耍花枪，说自己对唐内阁的倒台感到万分痛心，但政府刚刚成立不久，不宜有大的变化，新内阁在形式上“断不能为全部之更动也”，而组建“政党内阁”，恐怕出现“以党派意见拘束而牵制政府”的局面，所以“诸君当放大眼光从中国全局着眼，断不可沾沾于一党关系，亦不能硬以平和时代政党更迭消长成例适用于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国。”
话说得冠冕堂皇，但从这番话中可看出，袁世凯明确表示了反对政党内阁。在袁看来，自己虽有北洋军，但并未组党，如果真的组建政党内阁，那么北洋在新内阁中就没了位置，而且总理与阁员们是一家人那自己真成了花瓶了。他对共和党主张的“超然内阁”很感兴趣，而这时他也已经定下了新总理的人选——陆徵祥。
陆徵祥是外交家出身，民国成立前已升任清朝驻俄公使。袁世凯提名陆徵祥，一是借用陆徵祥的“超然”身份，以堵舆论之口，陆既不属于袁系，也不是同盟会或君主立宪派；二是陆徵祥此人单纯可欺，长年在国外，对国内政情不十分熟悉，易于利用。
6月29日，袁世凯提名外交总长陆徵祥出任国务总理，组建新内阁。按照袁的授意，在新内阁中，上届唐内阁中的外交（陆徵祥兼）、内务赵秉钧、陆军段祺瑞和海军刘冠雄四部总长连任（按照临时约法，这四部总长不用经过参议院同意即可连任），另外新增六个阁员：财政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孙毓筠、农林总长王人文、交通总长胡惟德、工商总长沈秉堃。这新增的阁员名单就需要参议院表决通过，方可生效。
7月18日，参议院高票通过陆徵祥出任总理的提案，陆即以总理身份在参议院报告施政方针，就等第二天参议院通过内阁新成员的名单，新一届责任内阁就顺利成立了。但本来很顺当的一件事，因为陆总理向参议院演说施政报告的拙劣表现而砸了锅。
陆徵祥久任外交官，颇有国际声誉，所以议员们认为其必有高见，怎知陆的演讲丝毫不涉及新一届内阁的施政纲领和方针，却大谈自己在国外与回到国内后的感想，最后总结自己“兄弟我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还有亲戚亦不接洽，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并表示参议院对自己的信任“可谓徵祥再生之日”。最后，他还莫名其妙地补上了一句“以上所说之话，不在公事之内”。如此言辞无状，形同市井，全院一片哗然。当时就有议员表示要以不信任总理而否决内阁新成员的名单。
7月19日，参议院投票表决陆徵祥所提的阁员同意案时，一口气全部否决了陆所提的六位阁员名单，给了陆极大的难堪。陆徵祥无脸见人，只好称病住进医院。
袁世凯得给陆总理撑面子啊，他联合了部分亲袁议员，向参议院陈情。袁世凯表示，陆总理是个老实人，不擅长演说，但不见得不是好总理啊，那谁，德国的俾斯麦一到议会就打怵，但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嘛。部分议员也说陆总理组阁还未成，未经考验，总得让人家试一试嘛，而且陆是参议院高票通过而成为总理的，就因为就职演说搞砸了便推翻，岂不是证明参议院在选总理时走了眼吗？
就在各方就组阁问题纷扰不休时，国际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日俄同盟条约》签订，日俄同盟联成一气，可以同心协力瓜分中国，于中国是大不利；另一事是英国宣布在西藏有绝对自由行动的权利。因陆徵祥长于外交，更久居俄国，在这两个外交事件的刺激下，使得由陆组阁正符现实需要。袁世凯便利用这种形势，展开了一系列针对参议院的行动。
首先，袁指使一部分人跳出来，借口“政务停顿，人才淹滞”，指责参议院是奸臣窝子，叫嚣“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强烈要求袁大总统解散参议院。这时北京还出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通电和传单，有要杀议长的，有要用炸弹对付议员的，更有匿名电话给议院说军警要暴动。由于这千奇百怪的威胁，许多议员竟不敢出席参议院。一时间，参议院感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然后，袁世凯授意武昌军界首领公开发电威胁参议院，“你们这帮喜欢高谈阔论的家伙，如果好好办事，我们就既往不咎，要还是这么拖大总统的后腿，别怪老子们用枪杆子跟你们说话！”袁透过一批武昌将领出面挑衅，比由北洋军人出面高明得多了。
另外，北洋控制下的军警会议公所就国会和政府的危机召开特别会议，会场中情绪甚为激烈，认为“参议院误国，应用武力解决之”，最后决议：（一）请大总统再规劝参议院；（二）公推代表往谒陆总理，请其打消辞意；（三）如参议院仍顽固不化，仍不投同意票，则请大总统解散参议院。最后还发表一项声明，说是明知军警不应干涉政治，但该出手时就出手，为了国家前途，承担骂名什么的也顾不得了。
这几个大棒砸下去，参议院已经晕头转向了。这时，袁世凯又扔出了胡萝卜。袁宴请全体议员，向他们宣扬民国的外交危机以及无政府状况的危险：诸位，做人难，做男人更难，做中国的大总统更是难上加难啊，现在外面那些洋鬼子逼我，你们还不支持我，我太憋屈啦！这时已有不少议员表示要支持政府、支持总统了。
接下来北洋军系以“沟通意见，免除误会”的名义宴请参议员、新闻记者和政界人士。在宴会上，主人之一的陆建章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军界人士亦有国家观念，当今外患日迫，财政愈危，我们希望诸君舍内而对外，移缓而就急，今日内阁人员所致力的急务是外患和财政，如果长期没有政府，亡国的责任应在何人身上？”同时，他还保证军人将干涉参议院的消息纯属谣言，如此种情况发生，“甘愿受国法制裁”。最后，他还请新闻界人士在报纸上多多为民国鼓吹，比如“今日财政虽十分困难，诸位记者先生何妨在报上说还能支持应付；当前党见虽有异同，各位何妨在报上强调并无党见；国内形势虽然还不十分统一，诸君何妨说已臻统一了。”陆建章口才极好，听者为之动容，有参加了宴会的议员偷偷说：如果国务总理的那个姓陆的有这个姓陆的口才，则参议院绝对不会印象如此恶劣，也不会发生这次政府危机的。
民国元年7月26日，袁大总统对新增内阁人选做了部分调整，再以咨文给参议院。表决前，各方并不乐观，本预料能有一半能通过就不错了，但结果出乎意外，只有工商总长人选未获通过，但经紧急递补，终获参议院同意。有些激进的议员十分不满，投票进行时，一位议员写了一张条子给隔邻的议员，旁观席上的狗仔记者用望远镜观察会场情形，看见这张条子上写着四个字：议员无骨。
陆徵祥的超然内阁终获通过，自6月27日唐绍仪辞卸国务总理后，僵持了整整一个月的无政府状态宣告结束。陆内阁难产，但终于呱呱坠地。这位被各方尊为外交专家的陆徵祥，在外交紧张的空气中登台，不料他上台后首先碰到的，不是外交问题而是内政问题。
这个内政问题就是革命功臣张振武被杀一案，这个被列入民国十大疑案之一的案件，涉及到大总统袁世凯和副总统黎元洪的明争暗斗，最后却祸及陆徵祥内阁，直接导致了陆内阁的倒台。
只怪约法有漏洞
张振武是湖北罗田人，曾留学日本研究法律政治，后加入同盟会，担任组织湖北革命机关之责。同盟会在西南起义屡屡失败的时候，张振武、孙武、蒋诩武等人筹建了“共进会”，努力经营两湖。武昌首义，正得益于“三武”之力。但张振武与主政湖北的黎元洪形同水火，黎元洪是被起义军人从床底下拖出来的，属于被起义的那一群人。张振武非常瞧不起黎，平时对黎都督态度倨傲，一语不合甚至就拔枪相向，而黎对张则是又恨又怕。
（资料5，被遗忘的湖北共进会）
北洋军攻武昌时，黎元洪害怕欲出逃，张振武闻讯闯入督署，当面斥责黎，大呼“有敢言退出武昌者斩”，逼黎严防死守。后来，张振武干脆又主张赶走黎元洪，另举贤能督鄂，更为黎所深恶。革命成功后，黎元洪成为民国副总统，但一直没有北上上任，兼任湖北都督，张振武则在湖北军政府中担任军务部副部长。张认为黎何德何能，居然能够做副总统，而自己劳苦功高，却受到了不公对待。从此，张在黎面前愈发跋扈。
北京临时政府成立，为收买人心，袁世凯盛邀首义功臣入京，黎元洪巴不得这些眼中之钉离自己越远越好，于是推荐张振武入京。张振武在京受隆重款待时，黎元洪暗地里却密电袁世凯，要求“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并乞一律处决”。理由是：“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
袁世凯接到密电，立刻召集心腹密议：“黎元洪自己想做好人，却想让我背杀害革命元勋的罪名。”稳妥起见，袁命再向武昌发电，询问此电是否确属黎本人的意思。15日武昌回电，据称确属黎本人主意。袁世凯立刻命人将这两份密电藏入密码箱，准备关键时刻让黎哑巴吃黄连。随即，袁世凯和陆军部长段祺瑞下令，于8月15晚将张振武及随行的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逮捕，次日凌晨1点枪决。在捕杀张振武的命令中，袁留下一句伏笔，在命令的末尾添上一句“遵照办理”，表示杀张、方二人只是应黎之请也。
张振武惨死激起了轩然大波，舆论和各界人士纷纷声讨。因为是由陆军部下发的命令，参议院通知陆军总长段祺瑞前来报告张案的经过。段祺瑞想，你们这些大佬斗来斗去，我不能背这个黑锅，干脆就不去参议员了。袁世凯另派人前往答辩，含糊其辞地说“此事关系重大，系根据黎副总统密电处理”，却又不拿出证据，引致参议院不满。
参议院又多次敦促段祺瑞到参议院接收质询，段仍未到场，参议院愈加愤怒，于是决定提出弹劾案，议院中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弹劾全体内阁；一派主张只弹劾陆徵祥和段祺瑞。
陆徵祥几经艰难才勉强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发生张振武案，搞得满城风雨。张被杀时陆恰巧因病住院，而杀张振武是袁世凯用的军令，这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临时约法没有言明，大总统的军令要不要国务总理副署，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就是因为袁世凯发布人事命令不交唐副署而辞职，那是袁世凯违反约法，可是这次袁世凯是用军令，交由陆军总长段祺瑞执行，究竟算不算违反约法呢？在这个问题上，国务总理总不能装聋装哑。张案发生后，陆徵祥越想越憋屈，我招谁惹谁啦，在医院养病也不让安生，咱这个总理伤不起啊！干脆抽身走人吧！陆徵祥随即就向袁世凯提出辞职，但被袁世凯驳回。
舆论沸沸扬扬之时，袁世凯方才“勉强”抛出了黎元洪的密电，强调张案的发生是起于湖北，是完全依照黎元洪的意思办理的。顿时所有矛头都指向了黎元洪。袁的意思很明白：“你想借刀杀人，我就把一切罪名都卸在你的头上。”此外，袁也有逼迫黎与同盟会交恶，倒向自己的意思。
黎元洪面对各方指责，又无法抵赖，有苦说不出。本想演一出借刀杀人，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得已，黎一面发布自罪电，表示自己是“挥泪斩马谡”，为自己辩解和征得理解，一面再上演一出“吊周公瑾”，隆重处理张振武身后事，并亲作挽联一副：
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
幸天地监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毋负故人。
此外，黎还惺惺作态，引咎辞职，并举黄兴以自代，但湖北共进会反对，新军拥黎派也向参议院发送“鄂军界诘责议员函”，函件中说，杀张振武是湖北军界的共同意思，关副总统什么事？并杀气腾腾地表示，谁敢诬陷黎都督，我们的子弹可不长眼睛！
张振武一案闹到这个地步，参议院是查不下去了。这时袁世凯以胜利者的姿态前往参议院，说此案有特殊之处，黎副总统给我来电，我下军令，陆军部执行，这都是依法办事，事情搞到现在不好收场，完全就是临时约法有不完善之处嘛，你们赶紧弄一部完善的正式约法出来，这样大家就都有法可依了。一番话连消带打，先把自己身上的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还指责立法机关参议员无能。
张振武案最后终于不了了之，袁世凯和段祺瑞自不会被追究责任，黎元洪最后也平安无事，而责任内阁却成为替罪羊，毕竟杀张振武的是陆军部，归内阁管辖。闹明白了的陆徵祥心里极端郁闷，你们北京和武昌吵架，关我什么事，罢了，这夹板气谁爱受谁受，我伺候不起，干脆还是干我的外交老本行吧。于是陆徵祥就一直窝在医院称病不出，勉强维持到9月份，陆内阁宣布倒阁。
三巨头会晤
孙中山卸任后四处游历，随行的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在湖北武汉时，孙中山一行受到副总统黎元洪的热情接待。袁世凯深怕孙、黎合流对抗自己，因此急遣特使持亲笔函至武汉，恭邀孙中山赴北京访问，同时受到邀请的还有黄兴和黎元洪。孙中山欣然同意，表示在合适的时间会到北京与袁大总统会晤。结束对武汉的访问后，孙中山又返回上海稍作休整，又依次游历福州、香港和广州，然后在广州定居下来。在游历过程中，孙中山也在酝酿北京之行，最后决定8月18日启程北上。
就在准备动身时，北京传来了张振武被杀的消息，同盟会同志劝说孙中山取消北京之行，而孙中山则主张以诚信感化袁世凯，坚持“无论如何，不能失信于袁”。由于此时黄兴染病，遂决定独自北上。孙、黄、袁、黎是当时民国最有声望的领袖，本来袁世凯是想促成一次四方会谈，既为加强四巨头的联系。但黎元洪由于张振武案不敢到北京来，黄兴染病不能前来，于是四巨头的会晤变成孙、袁两巨头的会晤。
8月24日，孙中山抵京，全国轰动，袁世凯极力装出非常热诚的欢迎姿态，以总统之礼欢迎孙中山，市民摆出北京欢迎你的架势，全城悬旗致敬！
孙中山在北京前后住了一个月，和袁的谈话共13次，每次谈话自下午4时起到夜晚10时至12时，更有三四次是谈到午夜2时以后。孙中山想吸收袁世凯加入刚刚成立的国民党，且愿意把党魁的地位让给袁（国民党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湖广会馆成立），并试图劝说袁迁都南京。为了表示和袁世凯真诚合作，孙中山和在上海养病的黄兴相约，共同放弃竞选民国的正式总统，以让袁在毫无对手的情况下当选正式总统。也许是当时被袁世凯真诚热情的表象所迷惑，他还在公共场合进一步发表了十年不换总统，以安定国家政治的主张。
在孙中山看来，与袁世凯的会谈总的来说还是令人惊喜的。他曾和袁说到收回硬币而代以纸币的政策，他每提出一个问题，袁都击节赞赏，从没有不同意。有一晚孙对袁说：“国家建设首在交通，兄弟打算在10年内造筑铁路20万里，望君能练成百万精兵。则中国可达到富强境地了。”袁微笑说：“办铁路我知先生是有把握的，若练成精兵百万，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有一天两人谈到兴高彩烈时，袁兴奋地站了起来，举手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也回报一声：“大总统万岁！”
袁世凯对孙中山的亲切、诚恳的态度，使孙错误地认为袁的一切并不如传言中的恶劣。在这种欣喜的情绪下，孙中山向黄兴发电，就张振武案为袁辩解，说自己与袁“实业各节，大致不甚相远，至于国防、外交所见亦略相同”，热切地盼望黄兴速来北京参与会晤。
黄兴虽对袁世凯的诚意表示怀疑，但为维持大局也前往北京。在北京，为体现合作诚意，黄兴甚至帮助袁世凯劝说参议院中的同盟会议员，通过了袁的心腹赵秉钧为内阁总理的提案。赵内阁实际上是袁世凯的御用机构，唯袁命是从，在袁来说，应是正合孤意。但是当黄兴建议赵原来的内务总长位置由国民党员沈秉坤接任时，袁却断然拒绝——内务部在赵时代已形成了一个极有实权的机构，具有民政权和警察权，袁当然不会把这个主要机构交出来。
对孙和黄二人，袁世凯试图收买。他邀请孙中山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监修全国铁路，期望能完成20万里的伟大计划。孙满腔热忱，一口应允，殊不知袁对这个近似空中楼阁的计划嗤之以鼻，背后就对左右说孙中山是个“大炮”——做建设相当困难，袁世凯自然知道。同时，袁世凯以大总统的名义颁令授黄兴为陆军上将，黄上书辞谢，袁便也任命黄为汉粤川铁路督办以襄赞孙中山。孙中山真的到全国视察去了，等到后来孙、袁交恶，北京政府清查铁道公司的账目，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经费”却浪费百十万两，于是政府便通缉孙、黄。
另外，袁世凯继续用一些欺骗性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民国成立后，云南都督蔡锷电请中央政府，要求起用他的老师梁启超，对袁世凯来说，他正想把这个君主立宪派领袖延揽回国，以供他的利用。袁世凯哄骗孙中山说，梁启超已经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允许他回国来参加政治，政府多少可以得到他的一些帮助。孙中山听信了袁世凯的说辞，也就答应了。
孙中山此行还拜访了留居紫禁城的清朝皇室，使得退位的清朝皇族感到非常安慰，认为他们今后在民国是不会遭到迫害或是清算的了。
这次会晤最重要的还是各方达成了一个施政纲领。孙、黄、袁几番讨论，最后确定了大纲八条，用电报征得副总统黎元洪的同意，遂于9月25日由总统府秘书厅正式通告，宣布“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
（一）立国采统一制度；
（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
（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陆军人才；
（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
（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
（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地方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
（七）迅速整理财政；
（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这个施政纲领条文抽象，并没有一项提到遵守《临时约法》，尊重国会和贯彻责任内阁的一些根本问题。通过这个纲领，袁世凯把军事、财政等大权抓到了手里。
这次三巨头的北京会晤，实实在在是民国的一件大事。孙、黄以诚待袁，以自己的隐退为代价，希望能够感化袁世凯。如若袁世凯能够一样诚心待孙、黄，私人野心让位于爱国热情，真心拥护共和，则民国未来有望。但袁以欺骗性的手段玩弄政治手腕，使得这次本应该成为中国历史上极有意义的事件变为一次非历史性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