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府院之争京师乱

袁世凯恢复帝制，引发了全国性的讨伐浪潮，最终在众叛亲离中死去。大树既倒，原来表面上铁板一块的北洋各派系各立山头，拉开架势争夺利益。于是，在洪宪帝制丑剧收场后，民国政坛上风云再起……

黎元洪？不中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忧惧中病死。第二天，武昌首义“功臣”、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在东厂胡同私宅宣誓继任大总统，冯国璋在南京遥领副总统，段祺瑞担任总理。

（资料10袁世凯临终遗言）

根据袁世凯制定的“总统选举法”，总统继承人应由袁世凯推荐三人，将他们的名字藏在金匮石屋之中。本来，袁世凯在金匮石屋中预置的继承人依次为袁克定、徐世昌、段祺瑞，后来举国讨伐，他不得不将人选改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在袁世凯的眼里，此时天下可以继任总统者，蔡锷威望不够，孙中山则不予考虑，冯国璋与段祺瑞不可信任，因此最合适的还是黎元洪。弥留之际，袁世凯便谆谆告诫徐、段二人要好好辅佐黎元洪。

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消息发出后，南方护国军表示了欢迎。护国军大元帅唐继尧通电全国，恭承黎元洪为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梁启超也认为，黎元洪为人敦厚，又没有野心，如果他当总统，可以平息各派争论。

事实上，黎元洪本来就是法定的总统继承人，又“抵制”了洪宪帝制，口碑还算可以。他继任总统后立刻下令“恢复内阁和国会”，重新构建中央政权。

对于北洋系来说，这个不是北洋出身的“泥菩萨”登上总统大位，他们却不愿意接受。加上黎元洪无才无德，武昌起义时被革命党人从床下拖了出来，用枪指着脑袋逼着做了“首义都督”，在湖北除了喜欢发些虚伪的通电之外，什么都没做，后来竟扶摇直上当了副总统，现在居然要做总统。

北洋众人拥至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办公室，要求段祺瑞或者徐世昌接任总统。段祺瑞却看得清楚，表示：“总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实行责任内阁制，削弱总统权力，而增加总理权力。此外，黎元洪任总统，南方的军政府便无话可说。”段祺瑞坚辞不就，北洋众人也只得失望而去。

其实与北洋系其他人一样，段祺瑞十分鄙视黎元洪，更何况，黎、段二人还有极深的私怨：

那是袁世凯被选为首任大总统后，被选为副总统的黎元洪仍滞留武汉，控制着湖北地区，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和军事战略意义。这当然让袁世凯很不安，几次催黎来京就职，但黎就是不上当，袁一时也无计可施。

见袁世凯为此事伤透脑筋，段祺瑞他主动请命，保证将黎元洪请来北京。段祺瑞轻车简从来到汉口，与黎元洪相见闲谈了几天便告辞。

段毕竟是陆军总长的身份，远道而来，按官场规矩，黎元洪得送一送。不知不觉间，黎将段送到了江边，伸出手来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黎某就此止步了，请代我向袁大总统问好。”段祺瑞也满脸堆着笑：“黎副总统的问候，还请自个儿去北京当面对大总统说。”说话间手上一用劲，就把黎元洪拉上了船。段的心腹徐树铮也迅速贴了上来，以藏在口袋中的手枪顶在了黎的腰上。

就这样，黎元洪被骗到了北京，段祺瑞代理湖北都督。在湖北的两个多月中，段大刀阔斧地把湖北军遣散，把北洋军调入湖北，清除黎在湖北的势力，从此湖北便完全成为北洋军的统治地区。

此事让黎元洪对段祺瑞和徐树铮一直怀恨在心。

黎元洪被软禁在京时，袁世凯对他倒很恭敬，主动让自己的第九子与黎的次女结婚。平时在生活方面，袁世凯对这个亲家公也是十分照顾。但段祺瑞完成整顿湖北的使命回京和黎相见时，脸孔上流露出一种倨傲之色。段祺瑞觉得，清末时自己已是护理湖广总督，当时黎不过是湖北一个小小协统，如今还是袁的政治俘虏，因此他根本不把黎放在眼里。

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结下几段梁子，要让二人和睦相处，无异于痴人说梦。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在东厂胡同私宅就任总统。当段祺瑞携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赴黎宅首致祝贺时，段铁青着脸三鞠躬一言未发。他对黎的敌视和轻视，已是一目了然。民国新一届政府笼罩在“府院之争”的内耗阴影之中。

“小扇子”，催化剂

黎元洪任总统后，“府院之争”迅速爆发。所谓“府”，指黎元洪的总统府；所谓“院”，指段祺瑞的国务院。段祺瑞坚持内阁责任制，凡事多不与黎元洪商量；而黎元洪不愿做傀儡，事事都要按照自己的意见办理。一时间，北京城里府院相争的花边新闻广为流传。

据说有一次黎、段二人在总统府下棋，段本是弈林高手，几盘下来将黎杀得很是难堪，黎便含沙射影地说：“听说以前总理和大总统（指袁世凯）下棋，未尝胜过一盘。”段也不甘示弱，反讥道：“此大总统非彼大总统！”言毕拂袖而去。

段祺瑞将黎元洪当作盖印工具使唤，而段的铁杆、被袁世凯鄙称为“小扇子”的徐树铮更是变本加厉，一点也不把黎大总统放在眼里。无形中，徐树铮成了“府院之争”的催化剂。

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之初，在与段祺瑞讨论内阁班子时，只提了一个条件，谁干秘书长都无妨，但徐树铮不能干。段祺瑞明知故问：“为什么？”“我有点怕他。”黎元洪自嘲地答道。段祺瑞哈哈大笑：“小徐子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军人脾气，性子是有点急，但为人直爽，大总统何必跟这样一个人计较呢？”

见黎元洪还要说话，段有点不耐烦了，“黎大总统大概也听说过，当初为了小徐子，我段某人连袁项城也照样得罪。如果你实在容不下小徐子，这个总统我看你不当也罢。”

听到段祺瑞这霸道蛮横的话，黎元洪气得直哆嗦，但他得忍着，北京政府是北洋系的天下，而段祺瑞是北洋系的领袖，若是他一翻脸，黎怕是一天也坐不稳。

果然，本就目中无人的徐树铮对黎元洪毫无礼貌，对黎经常颐指气使，立刻使“府院之争”不断升级。

有一次，徐树铮送一份人事任免名单到总统府，黎元洪也就是多瞧了一眼，他已经不耐烦了：“这是急办的事，快盖章签字，不要磨蹭。”

黎元洪好歹你也是总统，原来在湖北也是说一不二，哪里受得了这样的轻慢，当时就拍案而起，到段祺瑞那里去投诉。谁知段祺瑞只是淡淡一笑：“大总统不必为这些小事计较，现在国家不是提倡提高办事效率吗，都像徐秘书长这样做，要免去多少扯皮现象。”黎元洪苦笑了笑，“似段总理这样一味纵容徐树铮，怕是今后要捅出大娄子的。”对黎元洪的告诫，段祺瑞却无动于衷。得罪了黎元洪不要紧，反正他手上无兵无勇，就是闹翻，也能给摆平。

与徐树铮共事那是活受罪，黎总统十分郁闷，心想如果再不对徐树铮采取反击，借此向总理段祺瑞敲山震虎，自己这大总统职务还真是不如辞掉算了。

为对抗段祺瑞的强势，黎元洪深感有必要找一个得力干将。最初，黎元洪想延揽南方护国军政府的人士入阁，唐绍仪、孙洪伊、张耀曾等人遂北上就职。他又想任命梁启超为府秘书长，梁启超极具政治眼光，看出了府院之间的矛盾，明白黎斗不过段，于是婉拒了黎的邀请。

最初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尚能能调解双方的矛盾，府院之争还有转圜的余地。但随着张国淦不堪重负而辞职，丁世峄接任，府院双方就开始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先是丁世峄竭力增大总统权力，利用报纸为黎元洪张目，而徐树铮则以牙还牙，创办《公言报》与之抗衡，于是总统与总理不合竟然成为报端的花边新闻，弄得天下皆知。接着，受黎邀请担任内务部长的孙洪伊，专门与徐树铮作对，日日火并。由此，孙洪伊也成为“府院之争”的又一关键人物。

徐树铮、孙洪伊立刻产生了两次激烈冲突。第一次大冲突是因徐树铮擅自以国务院名义发布军令；第二次大冲突是因徐树铮为福建贪官胡瑞霖辩护。这两件事都显然是院方理亏，院方不得已向府方让步。

段祺瑞马上授意徐树铮反击，以孙洪伊“无故裁撤内务部人员”为罪名，着免其职。徐树铮将该免职令送交黎元洪盖印时，黎元洪严词拒绝。徐竟然说：“总统若再不用印，就只有不让孙洪伊出席国务会议了。”黎元洪愤怒地质问：“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讲话？”徐树铮冷冷地回答：“这是段总理的意思。”

嚣张跋扈的徐树铮也激起了公愤，一些议员列举了他的七大罪状，联署者达60余人。但段祺瑞坚决支持徐树铮，甚至当面对黎元洪怒吼：“总统不免孙洪伊，就请免我吧。”

双方僵持不下时，请出北洋元老徐世昌出面调停，徐提出了将徐树铮、孙洪伊两人同时解职的调解方法，改任双方皆能接受的、曾经是总统府秘书长的张国淦担任国务院秘书长。黎、段见双方谁也斗不倒谁，也就只好达成妥协，各自忍痛割爱。

不久，段祺瑞又以院秘书长徐树铮已去职为借口，要求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也去职，但黎不为所动，段就指使全国20余省区的民政长官和“督军团”（各省督军的联合阵线）对总统进行“忠告”，黎元洪无奈同意，以夏寿康取代了丁世峄。

至此，府院之争在表面上暂时消歇下去。但是，由于段、黎之间再无转圜余地，府院之争便更上层楼，成为两人间的直接对垒了。

总理欺负总统

因徐树铮被迫离职一事，黎、段矛盾加深，二人也日渐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后来竟至事事必反，为争而争。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得热火朝天，德国已呈败相，围绕中国是否对德宣战，民国政府的两位巨头彻底撕破了脸皮。对德参战之议，成了黎、段宣泄矛盾的地方。

黎元洪最初是主张与德国绝交，段祺瑞则深信德国必胜；后来段与日本人达成密约，接受日本国的好处后，又变成了一个极端的反德派，极力主张对德宣战。黎元洪为了与段祺瑞相反，竟硬生生地转变为亲德派，竭力反对宣战。黎元洪曾指着亲日的曹汝霖的鼻子痛骂道：“你们要卖国，还要我随同卖国，你们还有没有心肝！”段祺瑞干脆绕过黎元洪，直接向国会提交了对德宣战案。

1917年5月，在府院之争的影响下，国会仍然在是否对德宣战的问题上犹疑不定，段祺瑞仿效袁世凯，组织军队和“各界人士”请愿。

5月10日下午，成群的“自发公民”包围了众议院大楼，他们或摇旗呐喊，或散发“请愿书”，有的甚至闯进议长办公室，要求允许公民代表列席讨论。

“民团”的行径引起了议员的义愤，大家集体罢会，以示抗议，并准备离开会场，于是一场骚乱发生了。这些“公民代表”胁迫、殴打议员，企图强行通过对德宣战案。国会忍无可忍，呈请总统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

段祺瑞的“宣战案”中途告吹，内阁总长纷纷辞职。段总理依然决定坚持下去，他一面酝酿新的阁员，一面授意在京的部分督军和代表们继续对国会施压，企图重开议会通过宣战案。

这时，英文《京报》披露中日秘密签订了一亿元的军事借款，证实了段在国会所作“关于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证词完全是谎言，这个新闻对段祺瑞的打击是致命的，段的声望一下降到了最低点。

黎元洪却意外得到了北洋实力派张勋的支持。张勋这时是大名鼎鼎的定武上将军、长江巡阅使，号称十三省大盟主。张勋明确向黎元洪表示，随时准备奉召入京维护治安。黎元洪得此许诺，信心大增，觉得可以借此与段祺瑞斗法，于是立刻签署了的对段的罢免令。

一向软弱可欺的黎元洪突然挺直了腰杆，令段祺瑞感到意外，他一面表示不满避居天津，一面发表通电坚持认为在责任内阁制中，总统的命令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即便任免总理也是如此，因此并不承认下野。

表面上看，府院之争是府方赢了，事实上由于段祺瑞遥控着最大的实力派北洋督军团，自然会立于不败之地。

督军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对主张军民分治的黎元洪十分不满。他们为达到目的竟云集北京，不断向黎元洪施加压力，就对德宣战一事他们要求国会通过此案，否则便解散国会。黎元洪答道：“你们作为军人，职在国防，不要干涉中央政务。《约法》并无解散国会的条款，因此我无法照办。”

见黎元洪如此不上道，督军团便有了驱黎下台之意。在段祺瑞退居天津后不久，各省便纷纷宣布“独立”，张作霖、曹锟等各省督军纷纷通电响应，指责黎元洪是个“奸人”，甚至要誓师讨伐。北京局势动荡不安，各国使节纷纷表示忧虑，新任命的国务总理李经羲甚至不敢到京上任。

手中无兵无枪的黎元洪焦头烂额，竟使出了他这一生中最大的昏招——请张勋进京调停府院之争。

复辟，复辟！

在民初军界中，张勋可谓一大怪物。民国6年了，他依然垂着一条辫子，并且声称：“谁敢碰一碰我的辫子，我就和他同归于尽。”自然，他绝对不准他的兵士们剪掉辫子，因此他的“定武军”也是名副其实的“辫子军”。

“二次革命”时，张勋就做了江苏都督。他主政江苏期间，偌大的一个南京城完全恢复了清代的气氛。他看见穿西装剪短头发的人就气得哆嗦，看见留辫子的遗老遗少就引为知己，于是，那段时间南京城内的假辫子卖得极好，扎假辫子的风气盛行一时。另外，他绝对不许用“前清”字样，在我老张的地盘，还是大清国嘛。民国的国旗也不许悬挂，江苏都督府门前大桅杆上挂的是一个斗大的“张”字红旗。直到袁世凯来电斥责，南京城内才有民国五色旗出现。

张勋素来目空一切，以前辈自居，不把以北洋正统自居的段祺瑞和冯国璋放在眼里。袁世凯死后，他把北洋杂牌的各省军阀代表邀往徐州开会，提议组织“北洋系攻守同盟”，用以挟制北京政府、对抗西南军阀，保全他们的权力地位。

北洋军阀以冯国璋、曹锟的直系和段祺瑞的皖系势力最大，杂牌军们正感到前路茫茫，如果不团结便会遭到肢解，因此迅速抱成一团，推举张勋为“盟主”。

同时，张勋主张复辟一事已是众人皆知，清朝的复辟派人物纷纷投奔他，把他当做了希望。袁世凯帝制失败后，一些攀龙附凤之流也求张庇佑。段祺瑞视冯国璋为主要对手，认为张勋的活动可以牵制冯，于是借拉拢张打击冯。因此，张勋竟际会风云，俨然成了北洋第三大势力。

当北京城内府院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张勋电邀北洋都督到徐州开会。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之前，曹锟等大佬纷纷找借口没去——万一张勋闹复辟把自己拉进去，那光明前途就彻底黑暗了！

前几次在徐州开会，张勋早就暗示过复辟之事，但因时机尚未成熟，所以未提出具体步骤及何时实行。这次会前，张勋特地征询过各方面的意见。避居天津的段祺瑞含糊地表示只求达到驱黎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计；南方的陆荣廷则不动声色，坐看张勋表演。

想这张勋的脑袋还真不够用，居然以为各方面已经达成共识，于是会议上提出实行清室复辟的主张。

为了这场投资空前的豪华大戏，张勋还设计了个看起来很美的计划：先由参加会议各省都督代表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要挟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张勋暂时不参加，且伪装“调人”，引诱黎接受督军团的要求，使黎的声誉受到严重打击，然后加以驱逐，迎接溥仪复位。

段祺瑞也派徐树铮参加了徐州的“复辟会议”，徐回到天津后，向段汇报了一起。两人作了一个稳赚不赔的应变对策：暂时不反对张勋当主角，甚至必要时配合他演戏，鼓励其放心而大胆地进行复辟，借张赶走黎元洪；等待张宣布复辟，段便立即抬出“拥护共和”的大旗，起兵倒张。这样一来，既赶走了黎，又有“再造共和”之功，自己便可威名大涨。

头脑简单的张勋根本没想这些，很配合地一头栽进了段祺瑞的圈套。

1917年6月7日，张勋率6000辫子军浩浩荡荡向北京进发，停驻天津。黎元洪得知张勋一路飞扬跋扈，就开始怀疑张勋此行不怀好意，立即电请徐世昌、李经羲两人劝告张勋“减从入京，以免京师人心恐慌。”

黎元洪本来并不待见张勋，但是当他迫切需要外援的时候，就把这个怪物当作拉拢的对象。他以为张勋是一个不善于使用政治阴谋的粗鲁汉子，即便以遗老自居，不过是游戏而已，却未曾想到这个老粗胆子颇大。

6月8日，张勋通电黎元洪三天内解散国会，绝无讨价还击的余地。

黎元洪无奈，邀请国会各政团留京会谈，劝说国会自动宣布闭会，以免“被迫解散”。然后，他又通电张勋，表示自己决不留恋总统职位，万一调停无效，愿意辞职，由副总统依法继任，只求不发生变更国体的非常行为。

但为时已晚，复辟问题已经不是一个计划而是一个行动了。

6月12日，张勋借口国会没有解散，再次电告，威胁当晚如果总统不发表命令，他就回徐州，要是军队自由行动，他将不过问。

事实上，张勋也担心黎元洪死扛；但黎元洪是出名的胆小，被恐吓了几句脸都吓白了，连夜便发布了解散国会的命令。紧接着，黎又通电表示自己迫于无奈才发布命令，解散国会是为了保存共和国体。

得知黎元洪解散国会，张勋便邀请段祺瑞同往北京“共筹国是”。段祺瑞婉言谢绝，这不还没到时候吗？还是老张你先演完吧。

14日下午，张勋偕同李经羲等乘专车到北京。到京当天，他并未谒见望眼欲穿的黎元洪。第二天，黎请张赴宴，张勋在宴会上提出三点要求：将优待清室条件列入宪法；订孔教为国教；批准定武军（辫子军）增招军队二十营。此时黎已经失去了抵抗，只得“交院分别办理”，张勋已变成北京的新话事人。

16日，张勋头戴红顶花翎，一副晚晴大员做派，偕同定武军四个统领乘汽车到神武门，再换乘肩舆到清宫，由清室内务府总管导入养心殿谒见溥仪。

此次见面相当滑稽，张勋行跪拜大礼，自称奴才恭叩圣安。溥仪赐坐，赏以紫禁城骑马，四个皇妃也都到养心殿来和他接谈。接着溥仪赐宴，并赏以古瓷及名画多件。

不久，流亡海外多年的康有为受邀赶回，废帝溥仪的师傅陈宝琛到了北京。

6月30日，张勋与复辟派举行了一次“御前会议”，在京的王士珍、江朝宗等元老被全副武装的兵士“请”到张勋寓所。张勋宣布：“今天马上就要迎接皇帝复位，你们有不赞成的，都不许走。”一边说一边叫备车，然后就拉王士珍和江朝宗与自己同坐一车，余人分乘两车，驰进了清宫。同时，张勋派兵逼黎元洪退位，在“奉还大政”的奏折上签名盖印，此后，追悔莫及的黎元洪就被软禁在总统府内。

7月1日，逊清宣布复辟。当天早晨的北京，警察忽然叫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没有办法，只得由纸糊旗子来应付；接着，几年没有看见的清朝袍褂在街上出现了，一个一个好像从棺材里面跑出来的僵尸；报馆出了复辟消息的号外，售价比日报还贵。

复辟宣布后，清室发布了一系列上谕：改五色旗为黄龙旗；封黎元洪为一等公；授张勋、王士珍、陈宝琛等为内阁议政大臣；又授张勋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留京办事；冯国璋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陆荣廷两广总督，曹锟直隶巡抚……

黎元洪引狼入室，后悔之余没有接受伪命。在复辟事变后，他立即发出三通电报，命各省迅即出师讨贼。

7月1日傍晚，总统府仍然飘扬着五色旗，这是北京城内仅有的一面国旗。

7月2日，黎元洪当机立断，放下面子，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令他挂帅讨逆，同时，签发了请副总统冯国璋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的电报。他还通过日本使馆发出一份否认“奉还国政”的通电，表示“受国民之托付，当兹重任，当与民国相始终，此外他非所知”。

这一举措激怒了张勋，总统府警卫队遂被撤换。虽然外国公使团一再要求保证总统的安全，但是黎元洪仍觉不安全，遂于7月3日奔赴东交民巷外国使馆避难。

（资料11张勋称呼黎元洪犯难）

共和是啥，再造一次！

虽然段祺瑞在天津一直相机而动，但接到黎元洪密使送来的命令时，还是不依不饶：“局势变成这样，都怪他无能，他今天还能够算总统吗？他已免了我的职，凭什么我还要接受他的命令？我难道不可以叫几个军人通电推戴我举兵。”

幕僚赶紧劝说“以大局为重，接受命令就是行使合法职权，以后组建的政府也是合法的，何况西南那边现在也只认黎大总统。”这番话说动了段祺瑞，于是段才接受了黎元洪的命令。

段祺瑞想召集军队讨伐张勋，但他虽名为北洋皖系首领，但久居中枢，几乎没了嫡系部队。他先找到直隶省长和天津警察厅厅长，两人看不清形势，以为段是落架的凤凰，没有理睬。段又想着到南京去找冯国璋，请他协助讨逆。身边又有人反对，他们认为南京太远，远水救不了近火，再说冯势力太大，讨逆成功后，冯居功至伟，那您的位置怎么摆呢？段祺瑞深以为然，于是放弃了动身南下的念头。

最后，段祺瑞的目光放到了京畿附近——驻马厂的第八师师长李长泰部和驻廊坊的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段计划以这两支部队作为讨逆军的基本武力，同时和在保定的直隶督军曹锟连络。

李长泰和冯玉祥比较接近冯国璋，平日里和段关系冷淡。于是段先走夫人路线说动李长泰，又对冯玉祥许以师长职位，两人终于决定助段讨逆。

接下来，段祺瑞又联络上了曹锟，许诺事成之后让曹当副总统。曹锟正因为复辟后张勋自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他仅仅是直隶巡抚而大感不快，于是也答应参加讨伐张勋。

打仗要用钱，段祺瑞在财政上接受了日本的支援，另外交通系也予以支持，从交通银行里借了200万元作为讨逆的军饷。

万事俱备，7月3日上午，段祺瑞等在第八师司令部举行组织讨逆军军事会议，会议中公举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慷慨誓师。第二天，段祺瑞就以“讨逆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出了讨伐通电和檄文。

马厂誓师给各地的大小军阀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一些人纷纷见风使舵，表明自己维护共和的庄严立场。冯国璋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决议讨逆，他与段祺瑞联系，要求和段联名申讨。

冯想借机出头，做讨逆的大功臣，为以后多分得利益打好基础，可惜南京距离北京太远，地理条件上不及天津，于是只好让段祺瑞领头。不过，冯国璋没忘了通电宣布“代理大总统职务”。

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奉天督军张作霖、湖南督军谭延闿等在接到“伪上谕”时，并没有表态，接到讨逆的通电后纷纷响应。还有一些过早赞成复辟的军阀，如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当时还山呼万岁，现在却坚定地表示誓死维护共和，两广的陆荣廷也顺应形势通电讨逆。

7月5日，讨逆军先头部队向天津进发，梁启超手书一联赠李长泰，联云“上将军段祺瑞讨叛国逆张勋”。战斗打响后，讨逆军以压倒优势猛攻，往日里威风八面的辫子军仓皇失措，向城里溃败。航空学校的两架飞机也奉命飞到了辫子军阵地投掷炸弹，之后，飞机又飞临紫禁城上空进行轰炸。据说这是中国军事史上首次使用飞机作战。

因段祺瑞怕北京毁于战火，讨逆军的军事行动进行得并不剧烈，外交途径成为解决一切的首选。7月8日，段祺瑞派特使入城和各国公使接洽，请其转达张勋，提出了以下的四项停战条约：

（一）取消帝制，（二）解除辫子军武装，（三）保全张勋生命，（四）维持清室优待条件。

各国公使推荷兰公使为代表，把讨逆军的条件转达给张勋的伪外交部，力劝张勋接受，并表示各国愿意承认张勋为国事犯而加以保护。

这时全国各地对张勋一片骂声，谴责他背叛民国，而从前参加徐州会议的那些个督军没有一个出面替张勋撑腰。张勋没想到，徐州会议时那些信誓旦旦的督军们，竟然竟看他唱独脚戏。他愤愤地说：“我太傻了，人人都很聪明，复辟不是我一个人的主张，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愿望，复辟成功大家享福，如今干垮了拿我一个人受罪。这件事本来和清室不相干，干成了，小皇帝安坐龙廷，失败了，我一个人受罪。”恼怒之下，他发出一个通电痛斥北洋派人物背信弃义，出卖朋友。

眼见大势已去，张勋提出率领辫子军安全地退出北京，回到徐州老巢。段祺瑞不答应，命令军队加紧进攻，到7月12日晨，全城只剩下张勋住宅仍在抵抗。

就在这时候，又传来一个相当不幸的消息，张勋手下大将、留守徐州的张文生，率领定武军六十四营通电投降。

定武军在徐州的投降使得在北京的辫子军更感绝望。这天中午，一辆插着荷兰国旗的车通过阵地驶进张勋的公馆，这辆汽车是来接张勋的，车上有一德国人，两个荷兰人和一个翻译。张勋家人已经避往荷兰使馆，只剩下张勋和二太太。

一心忠于清廷的张勋死活不肯上车，几个外国人急了，不由分说架着他上了车。张勋托庇于荷兰公使馆时，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复辟实录》，内有北洋军阀赞成复辟的文电，因此北洋军阀投鼠忌器，不敢惩办他。后来，这个罪魁祸首也只受到免职拿办的处分，而段祺瑞除了在形式上曾向荷兰公使要求引渡外，也无其他行动。

张勋一败，清室也赶紧由内务府咨达民国国务院，把复辟的一切罪名都全部推到张勋身上，一切伪谕概不承认。至此，这场复辟闹剧草草收场，段祺瑞遂凯旋回京，北京城又飘起了五色国旗。

平定张勋复辟，是段祺瑞一生颇为自得的事，继他的发电威胁清帝退位“一造共和”后，段祺瑞在6年后又“再造共和”了。

段祺瑞回京后，面临最迫切的是黎元洪的总统地位问题。段深恨黎下令罢免自己，左右也反对再由黎担任总统。为羞辱黎元洪，段祺瑞特地赶赴日本使馆迎接黎。黎元洪很识时务，声明准备辞职，决不再回总统府，接着回到了东厂胡同私宅通电全国，宣告去职。

南方军政府曾对黎元洪很热心，坚持认为黎才是“合法总统”，并一度派人迎黎南下；孙中山更是在广州表示愿迎他南下执行大总统职务。在这样的情况下，段祺瑞自然更不会放黎元洪出京了。

黎元洪此时期的处境，有甚于当年做副总统被袁世凯软禁时。直到副总统冯国璋北上接任总统后，黎多次提出要赴津休养。起初段祺瑞还百般阻挠，到后来南方对黎的热情减退，黎本人也指天发誓“即赴津宅养疴，息影家园，不闻政治”，加上冯国璋的劝说，段祺瑞才同意他离开北京。黎元洪从此息影津门5年之久。

至此，民国政坛上的第一次府院之争以总理段祺瑞的大获全胜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