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多半是以地缘为纽带而结成的特殊缘分。老乡是朋友中最特别的一种，我们可以利用乡音结交朋友，利用乡情打动人心，这样才好办成事情。
这种同乡观念有一定的凝聚力，尤其在那种互相倾轧、你死我活的环境中，求助老乡总比求助陌生人容易接受的多。他们对内可以互相提携，互相帮助，对外则可以团结一致，抵御困难和外来的威胁。这样不但可以多几个朋友，更重要的是在互相信任的前提下，求人办事时还能得到一定的关照。
在现代，求人办事中的老乡观念也照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欧阳先生原是河北省大名县人，解放战争时，由于兵荒马乱，他跟着父母逃荒到厦门，后就在厦门定居下来，一家人过着贫苦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欧阳先生一家人为了当地的建设就再没有回吉林。
改革开放以后，欧阳先生以敏捷的思维和大胆的投资，创办了一个工厂，经过几年的奋斗与拼搏，成了一位非常有名气的大企业家，并且资产过亿元。欧阳先生虽已成家立业，但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家乡，想着家乡的人民，他现在年龄大了，很有一种叶落归根的想法，但苦于工作太忙，没时间回去。
这时，欧阳先生的家乡为了创办当地特有的产品加工厂，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当地政府千筹万借，才筹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一，于是就派王某去找欧阳先生，希望能得到资助。
王某是政府对外联络办的，为人聪明，善于交际，而且和欧阳先生也算是儿时的伙伴。当他听说欧阳先生的远在厦门后，就判断出欧阳先生这时很有回家乡投资的意向。因此，在没有任何人员的陪同、也没有准备任何礼品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前往厦门，对筹到款项信心十足。
当欧阳先生听到家乡来人时，欣喜之余也感到有些忧虑，喜的是终于这么多年可以见到老乡了，忧的是来的人该不会是招摇撞骗的吧。毕竟岁月匆匆，儿时伙伴早已淡忘。欧阳先生心里不由的起了阵阵疑心，但出于礼节，他还是同王某见了面。
王某一见欧阳先生这种神情，知道他还没有完全相信自己。于是他挑起了家乡的话题，只讲家乡解放前及前30年的风貌变化，他那生动的语言，特别是那浓浓的爱乡之情溢于言表，令欧阳先生深受感动，也将他带回了童年及少年时期，想起了那时的家乡、那里的爷爷奶奶，还有邻里亲戚……很显然，欧阳先生记忆深处中的那块思乡领地已被王某揭开了盖头，蕴藏在心中的那份几十年的感情全部流露了出来，欲罢不能。
就这样，经过2个小时的聊天，王某对借钱一事一字未提，只是与欧阳先生回忆了家乡的变迁，犹如放电影一般。最后，欧阳先生不但主动提出要为家乡捐款一事，还应允了与家乡合资办厂的要求。
上述的王某虽然是欧阳先生儿时的伙伴，但他并没有抓住这点关系不放，而是紧紧的找住了对方思乡之意，并勾起了对方的乡愁，结果对方主动要求与家乡一起合资办厂。所以，当求助于老乡时，乡音乡情或许就是为你办事的薄弱点。
求老乡还要讲技巧，因为老乡有大老乡与小老乡之分。比如，在关里，东北人都可成为老乡，过江南，北方人又都可成为老乡，这要根据环境而变。在这方面，北洋政府时的徐世昌可谓独树一帜。
北洋政府时期前后有七个总统及执政首脑，他们中有六个是行伍出身，惟有徐世昌是无一兵一卒之文人。徐世昌以翰林起家，攀附袁世凯，投其所好，因缘际会，扶摇直上。
徐世昌，生于河南开封，城内的双龙巷是他出生地和少年时代活动的地方，算是他的第一个籍贯；据徐氏家谱考证，徐世昌的远祖明朝末年居住在浙江鄞县，这是他的第二个籍贯；乾隆年间，徐家又从北京大兴移居天津。徐认为大兴是他的第三个籍贯，天津是他的第四个籍贯。别人也许会觉得有这么多籍贯是个麻烦，而徐世昌却利用这多处籍贯大作文章：他跟袁世凯论河南同乡。跟冯国璋、曹琨论直隶同乡，与钱能训、孙宝琦论浙江同乡。涉足社会，处处求助于老乡的帮助。
由此看来，老乡的关系就大有文章可做了。这种求助老乡办事的技巧，很关键的就是抓住“情”这一字。
求人悟语：求人要善于利用各种关系，除了亲人朋友，老乡也不能忽视。出门在外，老乡显得特别亲切，要想让他们帮我们的忙，那就需要利用乡音乡情去打动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