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特质。中国共产党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是先进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永远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特质。
1.中国共产党人的解放思想引领中国社会思想解放。
解放思想是人的自我解放行为，任何人都有解放思想的必要性。但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解放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而思想领导又是根本性的；中国共产党的解放思想，关键是在自身建设上解放思想，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建设，思想建设决定党的其他方面建设的路径选择。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在自身问题上解放思想，用解放了的思想加强自身建设，是党的建设目标的内在要求。思想解放程度决定党的建设水平，思想解放的高度，决定了党的建设高度。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是党的干部，党的干部的关键在于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的主体不是抽象的无区别的人，不能要求每个人解放思想的内容、方法、程度都达到同一水平。中国共产党应该也必须是解放思想的先锋。
中国共产党人的解放思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改革开放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思想的改变和开放，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所有思想、观念、举措，无不以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思想解放开始。中国共产党是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自身建设、在加强自身建设中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
中国共产党的解放思想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除一切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思想束缚。
首先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利益决定立场，立场决定观点，观点决定方法，方法实现利益。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的解放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党必须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解放思想。
立场是客观存在，是利益在利益主体思想上的反映，“去立场化”背后是更为深刻的立场。否认立场就是否认利益，否认利益就是否认人的生活权利甚至否认人的生存权利。只有利益获得无限满足的人才否认利益。唯心主义之所以是资产阶级哲学，是因为唯心主义是利益得到无限满足的资产阶级否认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利益、生活权利甚至生存权利的哲学基础。“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生产了大量的财富，为自己生产了贫穷、愚昧”，无产阶级要生存就必须分割资产阶级的剩余价值，而无产阶级要生存的立场就是这种分割的根据，资产阶级当然不愿意承认这个根据。唯心主义就成了否认无产阶级生存根据的“根据”。无产阶级要活下去就必须对这个唯心主义的根据进行再否定，这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思想，这就是“唯物主义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的思想原因。
生产方式的差别决定了利益的差别，利益的差别决定了立场的差别。只要存在生产方式的差别，就无法否认利益的差别。把立场抽象化就是唯心主义。这一点也不言过其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是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各利益主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表达自己的观点、选择自己的方法是天经地义的，是正常的，人性的；相反不站在自己立场上表达观点则是不正常的，非人性的，最大可能是人格上的虚伪。各个利益主体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就只能取消竞争，取消市场经济。这只是一种可笑的假设。解放思想不能指望人们放弃立场，放弃利益，但可以要求人们站在合理的利益、合理的立场上，放弃不合理的利益和立场。这就无可回避的提出，什么是“合理”？合理是合谁的理？对于中国人民利益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就只能以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合理与否的标准了。这一点正是马克思主义立场，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在。各个利益主体尽可以围绕自己的市场利益解放思想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这是天经地义的；但中国共产党却“不提出任何特殊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宣言》第 36页），必须站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解放思想，这同样是天经地义的。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来说，解放思想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既得利益势力的问题。因为任何既得利益者都是保守的，解放思想的目的是打破现状，任何改革都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说穿了就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和既得利益者的博弈。政府必须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扮演裁决者，而不是参与竞争，裁判也有裁判的利益，这是不可否认的。但裁判如何获得利益是应该有明确的规则。竞争者都希望规则有利于自己，规则的执行者偏爱自己，规则的监督者却不能容忍任何违规行为。这就是裁判遇到的考验。而且不是所有的裁判都能经受住这种考验，保证不吹“黑哨”。执政党的整体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任何政府都是靠纳税人生活的，当纳税人无利可图时，政府官员的利益源头就出了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特别强调是什么意义呢？最可能的原因是用抽象的一致性掩盖具体的不一致），但对于掌握公权的部门和个人来说，权力可能使他们获得不当好处，执政党内必然出现利益追求的分化，对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追求会诱使党内某些人偏离甚至背叛执政党和人民群众。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过程中，带来了两类“既得利益”：计划经济条件下某些具体制度安排所带来的既得利益，如改革开放以来有所触动但还在以各种名义延续着的各种特权；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与监督制约不力的政治权利相结合所获得的利益，如金钱和权力勾结而产生的各种腐败等。这些既得利益势力处于社会强势地位（这正是他们能够成为“既得利益势力”的原因），不仅极大地损害着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也极大地损害着执政党的公信力，增加改革成本、破坏社会对改革的共识。社会对改革的怀疑，既得利益势力扭曲改革、毁坏改革声誉罪不容辞 。解放思想不能指望既得利益势力放弃既得利益，而是要通过解放思想防止不当既得利益，收回不当既得利益，惩处不当既得利益者，在制度设计上，更不能使不当既得利益合法化。
把任何问题都简单归结为立场是无线上纲，只讲观点、方法而不讲立场，或用抽象的立场代替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主体的具体立场实际上是取消立场。立场是客观存在，不是讲不讲、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泛化、抽象和取消立场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解放思想，都是唯心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立场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只有站在“三个代表”的立场上，我们才能正确判断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观点是代表谁的利益，就不难看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腐败工程、路边经济、墙头政治、标语文化等等做法背后的观点，及决定这种观点的立场和这种立场背后的利益主体。解放思想本身是利益对思想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是站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解放思想的，当然希望党员、干部坚定地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只要立场正确，问题就简化了，精神就振作了，改革创新的方法就出来了。但党决不把这种希望建立在唯心主义的方法论上：不合理的既得利益者必然是不合理的制度、体制、机制的最坚决的维护者，是改革的阻滞者，解放思想不能寄望于不合理的既得利益者自觉放弃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党应该做的是站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去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体制、机制，用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度、体制、机制规范各利益主体的立场，正确应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正确处理各种主体间的利益关系，正确解决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对广大人民利益的冲击问题，实现改革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
讲立场的方法论意义。讲立场，并不是像改革开放以前一样，把立场抽象地等同于阶级立场，把阶级分析的方法当成唯一的方法，对任何事、任何人都贴上阶级的标签，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而是为了使执政党坚定地站在中国做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不为任何个别利益主体的立场所左右，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协调各利益主体的立场，“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实现改革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
解放思想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问题。观点是立场的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组织、利益主体多元化是正常的，各市场主体由自己的代言人站在各自的立场上阐明自己的观点也是正常的。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站在全体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为全体人民、为整个民族立言、代言。要坚持把公平正义作为党的价值观。要站在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解释问题、阐述问题，而不仅仅从眼前问题出发解释问题；要具有全局观点，而不仅仅具有区域观点。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根本观点，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立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立场。
2.解放思想是党自身建设的思想基础
解放思想的深刻意义首先表现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上，解放思想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逻辑起点。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改革创新，才能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用新的方法，旧方法只能产生旧结果。解放思想是一种根本的思想方法，是一种产生新方法的思想方法；建设就是创新，无创新就是建筑；加强不是强加，束缚之下无思想自觉；改革创新是推动发展的动力，解放思想是改革创新的动力，是动力的动力。
思想建设是党的其他建设的基础，解放思想是思想建设的基础，是基础的基础。
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其根本性在于思想建设是其他方面建设的基础；解放思想之所以是思想建设的基础，在于思想建设依靠的是“思想力”，而解放思想解放的是“思想力”。思想力是任何创新的先导力，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必然要素。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是事物环境、本质和活动的综合运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在新形势下党自身的改革创新事业。没有思想解放，就认识不到党的建设内部的必然联系以及党的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间的必然联系，就没有改革创新的动力；没有思想解放，就不可能产生建设性思想，封闭思想基础上的思想建设，只能建设封闭的思想，封闭的思想无法适应开放的实际。不能认识党自身建设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产生建设性的思想，就不能推动党的建设的新发展。解放思想是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的任务。没有思想解放，党的思想建设就没有内在动力，就不可能产生建设性思想。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理论上的自觉，就没有政治上的坚定，就没有实践上的彻底。
解放思想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思想基础。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是党的组织建设的重点。体制是组织本质的存在形式，运作机制是组织的核心，良好的体制设置需要灵活有效的运作机制来落实。要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干部，就必须解放思想，在领导体制、工作机制上改革创新，使党员干部的素质在良好的体制机制的促进下稳步提升。体制安排和机制的运作不仅涉及组织目标，也涉及组织成员的利益、权力的分配。这是改革创新无可回避的问题，不解放思想，要恰当处理组织目标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是相当困难的。把党员干部的素质的提高单纯放在个人自觉的基础上而忽视制度对人的制约作用是不切合实际的。
解放思想在党的组织建设上的着力点是思考如何通过改革创新制度、体制、机制来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干部既是组织建设的主体，又是组织建设的对象，客观上必然存在一个“解放思想解放到自己头上怎么办”的问题。逻辑和事实都说明，不是每个干部都能与时俱进。我们所要完成的严峻任务是建立一套科学的制度、体制、机制来规制干部的优胜劣汰，仅此而已。严峻，不在改革创新本身的困难，严峻的问题是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思想基础。作风是“做”出来的。做的人多了，做得时间长了，就成了“风”。“作风”非风，只有在实践中体现，只能在开放中建设。在封闭状况下，建设什么作风、谁来建设作风、怎样建设作风、怎样评价作风都成了问题，何言建设？由于作风的直观性，“作风”很容易为形式主义者所利用，用解放了的思想去看待形式主义，就会发现形式主义并不是毫无内容的形式，而是在人民利益旗号下塞满个人利益的形式，所以必须在实践中去考察作风，必须坚持结果的真理性，使形式主义者原形毕露。
作风的本质在于干事。解放思想在党的作风建设上的切入点是思考如何“干事”，如何在干事中建设、考量，转变作风。作风建设要围绕“干事”展开和思考：不干事是最不良的作风，无事干是最不良的环境，无能力干事是最大的平庸，干不成事是最大的否定，“出了事”是最大的耻辱。要解放思想、创造条件、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思想，让干部想干事、能干事、有事干、不出事、干成事，在干事中锻炼、形成、巩固良好作风。作风与个人努力相关，但制度环境不可或缺，要用制度促成作风转变。
在思想作风上，坚持解放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工作作风上坚持解放思想就是坚持干事创业；在文风上坚持解放思想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生活作风上坚持解放思想就是坚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风斗的作风。
解放思想是加强制度建设的思想基础。在党的制度建设上，解放思想的切入点是健全民主集中制。制度是“制之以度”，是规则的质量统一。制度最为本质的特征是公正。培根曾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对社会的危害胜过十次犯罪，因为前者污染的是法律之源，而后者仅仅是流。制度、程序上的腐败是最大腐败，它使少数人用合法的方式获取不法利益；制度、程序上的不公正伤害的是一个相当数量群体的利益，用制度安排的方式规定不同的国民待遇，必然会动摇人的爱国爱党爱社会的热情。执政党自身的制度建设引导国家制度建设和社会制度建设，执政党自身的民主政治建设引导社会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制度设计能力是最重要的执政能力。解放思想在制度建设上的切入点是思考如何使制度秉承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用既有质的要求又有量的规定、既有原则界限又有操作方法的制度保证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实现公平正义的具体化、实效化。
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解放思想的表达通道和输入通道，是民主与集中的有效结合点。保障党员思想表达权，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是党内解放思想的重要方法。通过民主讨论、辩论、争论的方式进行健康的思想交锋，是解放思想的有效形式。通过这个“结合点”和“重要方法”，解决干部不愿听、不敢听、不爱听群众意见和群众不愿说、不敢说、不爱说的问题，在党内能够做到有话想说、有话能说、有话敢说、有话好说；解决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的问题；解决民主、科学决策问题。制度建设既要反映实践规律，也要适应党的组织成员自我实现的规律。
解放思想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基础。解放思想在反腐倡廉建设上的切入点是准确界定腐败概念、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工作领域。没有界定，就无法拓展；模糊地界定腐败，就只能模糊地反腐败。腐败者愚而不蠢，“高压电”下较少腐败，而模糊地带腐败猖獗。经济社会在发展，腐败方式方法也在发展。如果说腐败分子在维护、实现、发展人民利益上显示出十足的保守和低能，那么他们在攫取不法利益时思想何其“解放”，决心何其坚定、手段何其灵活、狡辩何其机巧。不解放思想，不根据新形势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工作领域，不应之以大智大勇，任何措施都难以奏效。
腐败源于权力运行的封闭，预防腐败就要使权力开放运行，反腐败就要公开进行，封闭地反腐败可能产生新腐败。解除封闭，首先要解放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