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一座桥一座城与一个文管所长
2013年4月的一天，我应约来到了郭景兴先生在北京丰台的寓所。这儿距卢沟桥不过十公里。按照郭老的说法，从六十多年前第一次进北京起，他这个人就始终围着卢沟桥这个十公里半径转，似乎他的人生轨迹命都与卢沟桥有不解之缘。我坐在老人摆满文房四宝和书籍的书房里，感受到了书法名家的满室墨香，也感受到了“守桥翁”的执著气场。
郭景兴先生从柜子里搬出一摞日记本，里面记载着他几十年间的人生旅程。我惊异于这位耄耋老人惊人的记忆力，更惊异于老人缜密而精细的生活积累。郭老有记工作日志的习惯，离休之前从未间断过。我看到有个日记本是上世纪50年代初的工作记录。封皮已经发黄，还印着“中苏友好”的字样。我翻开日记本，就像翻开了一部个人的编年史，书写了一个平凡老人的不平凡故事。那清秀典雅、错落有致的蝇头小楷，彰显出书写者的功力，也彰显出书写者的勤奋。我恍然想到了一句老话：“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的成功！”
时光荏苒，岁月蹉跎，当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郭景兴也进入到“知天命”之年。郭景兴只身来到了卢沟桥筹建卢沟桥文物保管所，展现在他眼前的却只有一座卢沟桥和一座被日军炮轰过的宛平城。
他这个当时只管一个临时工的“所长”成了名符其实的“光杆司令”了。“我在卢沟桥畔转了一大圈，也没找到一个立脚的地方，更不要说找间办公室了。”郭景兴犯了难，局领导来之前说得明明白白，编制暂时没有，人员暂时没有，你去那儿只能是杀出一条血路来。郭老对我笑了笑，说，“很长一段时间，我在那里演绎了一座桥，一座城和一个人的故事。”
当时的卢沟桥名声在外，但前来参观的外宾却反映，这儿的条件太寒酸了，连上厕所的地儿都找不到，还有一些旧地重游的二十九军将士和后代，他们也普遍反映说，来到卢沟桥怎么也该有个喝水的地方吧？郭景兴感到了压力，那些天满脑子装的都是“我怎么做才能不负组织重托？”他靠软磨硬泡，在卢沟桥边铁路工程队借用值班室，在里面放了一张办公桌。没有工作场地，他就多次跑到丰台自来水公司救援，最后感动了“上帝”，破例为他无偿划拨了一块两亩大的报废水源地。卢沟桥文保所终于有了落脚之地了，他这位新所长也走马上任了。
那天郭景兴独自走上卢沟桥，突然有了一种与之前不大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两个字“责任”。之前，他无数次到过这里，走过这里，脑子里多是联想到那卢沟桥沧桑的历史和那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那时的他还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发思古之幽情的参观者。如今不同了，他透过那段沧桑的历史看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他不再是旁观者和参观者了，他成为了一个守护者，一个未来历史的见证者。
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旅行家早在13世纪就曾兴致勃勃地跑到这儿，盛赞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他特别欣赏柱子上的狮子，说它是“美丽的奇观”。一个叫乾隆的清朝皇帝前呼后应地站在桥头，御览燕京八景之一，还亲笔题写了“卢沟晓月”四个大字。
郭景兴不由想起当年和夫人蒋亚娴恋爱时，两个人周末骑着自行车跑到卢沟桥，站在桥上数狮子。“哎呀，太多了，不数了！”她连声说，“难怪人说卢沟桥的石狮子数也数不清呢。”
“不，要数的。”他说，“毛主席说了，‘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那就数吧。”她笑着说，“告诉你，不许偷懒的，你数你的，我数我的，看谁数得准。”
那天他们俩沿着卢沟桥跑了几个来回，反反复复数了好几遍，还是和书上提供的数据不一致，怎么也对不上627个这个数。他们后来才知晓，书本上说的是依据史书记载的原始数据，可当时卢沟桥的石狮锐减到只存485个了。郭景兴听了心里很是失落。来到区文化局他才得知，1962年有关部门曾专门派人对卢沟桥的石狮搞了一次清点，逐个编号登记，清点出大小石狮子485个，正好应了他们当时点的数。不过他到了卢沟桥文保所不久，又组织了一次复查，意外又发现了17个，这样，大小石狮子的总数应为502个了。
34 看卢沟桥石狮那忧伤的眼睛
郭景兴对卢沟桥的感情很深，他读过著名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的文章《名闻中外的卢沟桥》，上面对卢沟桥那些雕刻精美、神态活现的石狮有过极为生动的描述：“有的昂首挺胸，仰望云天；有的双目凝神，注视桥面；有的侧身转首，两两相对，好像在交谈；有的在抚育狮儿，好像在轻轻呼唤；桥南边东部有一只石狮，高竖起一只耳朵，好似在倾听着桥下潺潺的流水和过往行人的说话……真是千姿百态，神情活现。”他认为，天下名桥各擅胜场，而卢沟桥却以高超的建桥技术和精美的石狮雕刻独标风韵，誉满中外，实属古今世界上一大奇观。
“卢沟桥是有灵性的。卢沟桥之美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美，是中华民族智慧之美。”郭景兴说，“我自到卢沟桥工作，就开始了对卢沟桥历史的关注。早在战国时代，卢沟河渡口一带就是燕蓟的交通要冲，兵家必争之地，最初只有浮桥或木桥相连接。到了1153年金朝定都燕京，这里的浮桥更成了南方各省进京的必由之路和燕京的重要门户。车水马龙，行人相接，原有的浮桥和木桥等临时性的交通设施显然已不能适应都城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交通上的需要。金世宗才在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诏命建了一座广利桥，也就是现在的卢沟桥。不知你注意了没有，卢沟桥的桥墩很有特点，桥墩下面呈船形，迎水面砌作分水尖，外形像一个尖尖的船头，其作用为抗击流水的冲击。桥上的石刻十分精美，桥身的石雕护栏上共有望柱281根，柱高1.4米，柱头刻莲座，座下为荷叶墩，柱顶刻有众多的石狮，望柱上也雕有大小不等、形态各异、数之不尽的石狮子。”
“卢沟桥也是送别行人的地方。古代的交通工具很不发达，早晨从京城告别亲友出发上路的行人，到卢沟桥便已是夕阳西下，就该打尖住宿了。从各地来京办事的人，也要在此住下，打点第二天早行。每到凌晨，留宿的客人梳洗收拾，赶在天明时登程。他们悠然上桥，凭栏远眺，河水鳞波，晓月如霜，意境非凡。远山、近水、晓月、美桥，构成了‘卢沟晓月’美景。”郭景兴津津乐道地说。“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在卢沟桥以东200米处，还坐落着我国目前尚存的最小的城池——宛平城。这个城原名拱极城，明崇祯13年（1640年），为抵御由西南、西北侵犯之敌，这里修建了这座东西长640米、南北宽320米的城池。1928年，宛平县公署迁至拱极城内，以后改称宛平城。”
客厅静悄悄的，我在倾听一位老人如数家珍般地谈说着卢沟桥，他那么熟悉卢沟桥，说得清卢沟桥一点一滴的历史变迁。他告诉我，明代自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到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先后修缮大桥六次，但均无大工程；清代自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至光绪年间先后修缮大桥七次，有两次是大修，其余五次工程都不大；公元1908年，清光绪帝死后，殡葬于河北省易县西陵，灵柩要从卢沟桥上通过，但碍于桥面窄，只好将桥两旁石栏临时拆除，在两侧添搭木桥，以使棺椁能顺利通过，事后又将石栏照原样恢复。
从1908年至1949年四十年间，卢沟桥没有大的修缮工程，仅个别地方添配了栏杆和石狮。解放后，卢沟桥加铺了柏油桥面，修了桥上的碑亭、石栏及柱狮。1967年，在卢沟桥的南北两侧加用钢筋水泥过梁悬空展宽了1.5米作为人行道，建了59道混凝土挑梁，将拦板及石狮望柱设置在悬空的过梁两边。
“初到卢沟桥工作，我习惯每天都到桥上走一走，看一看。不过，我的心情很快就沉重起来。”郭景兴说，“那天我在桥上走，一个重型载重车队从桥上隆隆驶过，我突然感受到车辆驶过时，桥面在剧烈颤抖，桥的悬空过梁在晃动，桥的拦板和望柱出现了很多裂缝。我的心一下子吊了起来，这如何了得，这卢沟桥在永定河挺立了八百年，要是在我这个文保所长的手下损坏了，那我不就成历史罪人了吗？”
郭景兴急了，拦住了其中的一个车辆，对司机说：“你们这么走，这桥受得了吗？”那司机睨了他一眼说：“你这可就是铁路警察管不了这一段了。我在桥上跑了好几年车了，天天是这么个样子，这桥不也没塌吗？”
“这卢沟桥是文物，要是塌了就晚了。”郭景兴说，“你的领导是谁，我去和他说说去！”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那司机嘟囔了一句，开上车就走了。
那天晚上，郭景兴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妻子奇怪地问：“哎，你今天是咋了，单位遇到不顺心事儿了？”
郭景兴就把白天的事儿讲了一遍，说：“亚娴，这样下去可如何了得呀！这大车小辆的每天都轰隆隆地从桥上走，走得我心直发颤呀！说不定有哪一天就出大事了。我这个文保所长是干什么吃的？”
“哎，我记得前几年在卢沟桥不远的地方不新建了一座卢沟新桥吗？为什么不从那儿走呀？”
“这我也了解过了，那是一座十七孔的跨河公路桥，可承载量远不如卢沟桥大，拉重活在大卡车还都愿走这座桥。这卢沟桥从金代建成后，就一直是北京通往中原的要道。古时候又没有机动车，人力和兽力车也很少，哪像今天呀，动不动就十几吨的大家伙压了上去，这哪受得了啊！”
“听你这一说是挺严重的。要不明天一上班去和局领导说说？”蒋亚娴说，“看看能不能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来？”
“也只有这样了。”郭景兴说，“我明天就找局长去。”
35 一无所有的卢沟桥文管所长
第二天，郭景兴找到了局领导，将自己看到的情况反映了。“老郭啊，你反映的问题很重要，”领导面露难色地说，“但是我们文化局的权限又管不了交通的事儿，这样吧，你先做一下调研，再打一个报告，找机会我去向区政府领导反映一下。”
郭景兴回到所里就着手调查研究卢沟桥近来的交通情况。这一了解，更加让他吓了一大跳。原来卢沟桥过重载车辆还是有着“理论依据”的。那是在1974年，当时的东方红炼油厂（今燕化石油总厂）增建三十万吨乙烯工厂。其中有一件重达二百九十六吨的乙二醇反应器，用一部特制的重型牵引车和挂车运载，车货总重近四百吨。要由天津新港运至北京市房山县东方红炼油厂内，卢沟新桥肯定是无法通过的，要想运到对岸就只有走卢沟桥了。
那是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年代。郭景兴到任后得知：有关部门在1975年1月27日和28日两天，对卢沟桥进行活荷载试验。活荷载分三级加载，最后一次加载总重为四百吨。各孔的测试数据均在安全值以内。活荷载试验圆满结束。1976年2月29日，运载乙二醇反应器的超重型车辆满载通过了卢沟桥。郭景兴听到这儿，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这种“科学鉴定”即使是正确的，难道就是挑战卢沟桥承载极限的理由吗？可以想像，一个四百吨的载重卡车从八百年历史的石桥上压过，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卢沟桥有灵魂的话，是会哭泣的。让郭景兴时时牵挂的还有卢沟桥畔的宛平城，尽管早在1961年卢沟桥和宛平县城就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宛平城的保护问题一直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建国后，北京的城市繁荣和经济发展促使过往卢沟桥的车辆巨增，宛平城门洞和卢沟桥面都很窄，为消除交通的卡口，1958年就把宛平城东西城门、闸门和瓮城拆掉。1967年10月又将卢沟桥面加铺柏油路面，完全破坏了卢沟桥和古桥风貌和宛平城的格局。调查报告写完了，报上去了，却迟迟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回音，郭景兴急了在短短的几年间，持续地打了十几份报告，从而踏上了为卢沟桥的保护而呼号的漫长之路。
郭景兴的眼里卢沟桥已经不光光是我国古代桥梁建筑上的杰出创造，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符号。卢沟桥是七七事变的爆发地，是导致中华民族走向胜利复兴之路的起点。卢沟桥本身就是八年抗战的见证。因此，在卢沟桥文物保管所成立之初，郭景兴就把宣传卢沟桥，保护卢沟桥，做一个“守桥翁”，当做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郭景兴此时又想了儿时的场景。是卢沟桥的枪声唤醒了一个蓟运河畔的乡下少年，让他从江石沽村一路走来，走到了北京，走到了卢沟桥。
“我初到卢沟桥文保所那会儿，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刚刚开始，北京市和丰台区的财政经济状况还不像今天这样好，”郭景兴说，“现在说起来，很多人还不相信，我1979年两手空空来到卢沟桥，两年期间我这个文保所长居然没有一分钱的经费，我的工资也是由丰台文化局开的。一直到1981年7月，丰台区文管所和卢沟桥文保所的编制才算批了下来，两个所共给六个人的编制，两个所的所长由我一人担任，每年经费包括工资和办公费用只有一万元。那两年我是一无所有的所长，既没有编制，又没有经费，为了建个卢沟桥阵列馆，我只得四处求援，八方奔走，到最后市文物局批给了五万元建馆基建费，才算把卢沟桥文物保管所建成了。”
“郭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很好奇您是怎么做这个‘无米之炊’的？”我惊讶地问道。
“我到卢沟桥不久就有了许多新想法。我这个人是个爱梦想的人，我老觉得办法总比困难多，我能行！”郭老眼里射出了自信的目光，笑着说，“虽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我却一直认为，只要坚持梦想，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能实现。”
郭景兴一到卢沟桥文保所就抡了“三板斧”，这位比“七品芝麻官”还小的所长，却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组织才能和创业思路。
那是一个商品经济刚刚提出，还被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视为资本主义，被许多当权人物视为洪水猛兽的年代。郭景兴却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做起了在别人眼里不务正业的事儿。郭景兴从来卢沟桥参观的人群中看到了商机，在阵列馆院里盖了一个六十平米的门市店专门卖画，虽说简陋，却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他请的是位原北京电机厂的退休会计坐镇，再配一位待业的小女孩儿出售西藏美术家协会主席等名人的字画。随着事业的发展，他还陆续吸收了三十多位北京市内的待业青年，开办了一家卢沟桥旅游公司，分设了工艺美术服务部、字画装裱车间、美工制作车间、冷热饮烟酒服务部等。这些营业收入都用于文物保护，资料征集，宣传讲解。他还培训了十几名立志从事文物事业的知识青年，公费送他们上业余大学，为以后建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抗储备了一批宝贵的文物专业人才。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会儿要是一等二靠，就什么事儿都没法做。”郭景兴说，“卢沟桥文保所从此在这儿才有了落脚点，后经市规划局批准，又在卢沟桥头盖了一间七十平方米的‘卢沟桥史料陈列馆’，作为文保所在卢沟桥的宣传平台，陈列七七事变和卢沟桥的历史资料和历史沿革。那段时间我主持举办了纪念卢沟桥事变的展览，编写陈列展品大纲、讲解词，及陈列制作事宜，编写了《卢沟桥简介》、《卢沟桥文化旅游区简介》和《卢沟桥文化旅游区宣传片》解说词脚本，并参与了摄制。我为修复卢沟桥积极筹措资金，还与《英烈》、《纵横》、《三月风》、《追求》四家杂志社联合主办了‘北京名艺术家为卢沟桥募捐义演’。”
36 让一座古桥昭示历史的真实
我为郭景兴的讲述所深深打动了。我想象得出他是在一个何等艰难的环境下，在卢沟桥文保所起步创业的。很多在常人眼里根本无法实现的事儿，在他的手中实现了。除了他的智慧和能力，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我思来想去，脑海里迸发出两个字“精神”。
现在很多人都将“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当做了口头禅，而他原本是可以在当时的“铁饭碗”里养尊处优的。但是他选择了奋斗，选择了“守桥翁”的职业。他这一辈子也没当什么大官，但他在每一个领域都是佼佼者，他会将每一项工作都做到了极致。1981年7月卢沟桥文物保管所被评为市、区两级“文明单位”，被丰台区评为“模范集体”、被市文物局命名为“文物普查先进集体”。郭景兴在卢沟桥首战告捷，但他却并没有自满，他知道还有更重要的事业在等待着他。他挥毫书写了屈原《离骚》中的句子以明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文保所的生存问题虽说是解决了，但我最牵挂卢沟桥文物保护问题还是没能解决，这是让我最揪心的事儿了。”郭景兴说，“我每天睁开眼睛，脑子里就装满了这件事儿，我意识到，这远不是凭借我自身的能力就能做得到的，还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契机来促成事情的最终解决。”
1982年起日本右翼势力掀起一股反华高潮，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1983年8月15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铃木善幸等16名国务大臣参拜东京靖国神社；放映《大日本帝国》影片，宣扬以天皇和东条英机等中心人物，歌颂武士道精神，大赞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功绩。他们甚至认为日本“当年并没有侵略意图”日本是为保护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卢沟桥事变是偶然发生的，“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作出了贡献”。
这一事件激起全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爱国华侨、东南亚人民的极大愤慨。卢沟桥一时间热闹了起来，前来卢沟桥参观的归侨和青少年学生络绎不绝，有的悼念抗战英烈，有的举行抗议活动，有的提议应在卢沟桥建一个永久的教育阵地“抗日战争纪念馆”。
郭景兴作为那场战争的亲历者，也义愤填膺。尽管当时条件艰苦，但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反击日本极右势力的反华行径，教育年轻一代勿忘国耻，他还是带领几名待业青年，搭起了一个临时大棚，办起一个《日军侵华罪行图片展览》。并选派讲解员培训后分派到当年七七事变战场地：宛平城墙弹痕处、卢沟桥头、铁桥等处讲解日本当年侵华的血腥罪行。
那会儿，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刚刚从团中央下派到了北京丰台区任区委副书记。陈昊苏是位学者型的领导，在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时候就对抗日战争中的那段历史了如指掌。他认为：“中日因战争造成的创伤至今还不能痊愈，那是因为有人不断地用刀子捅伤口，还撒一点盐。其实，如果经常抹点药，伤口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一天，陈昊苏副书记在参观了展览之后，对郭景兴说：“这个展览形式很好，应当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到这段历史。”郭景兴预感到他所企盼的那个契机来了，就抓住这个场合汇报了文保所所近期想做的几件大事，以及当前所面临的困难。“你们的条件确实太差了，与卢沟桥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陈昊苏爽快地说：“这样吧，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向我打报告，我来帮你解决。”
在陈昊苏的积极倡导之下，当时的北京市组织了全市青工轮训，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工人来到卢沟桥观看图片展览，亲身感受了一次真实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据资料统计：从1983至1984年间共接待观众五十二万人之多，其中外宾和归国华侨二十六万人。这期间，也有一些像胡乔木、朱穆之、白介夫等中央和北京领导前来参观，这在丰台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1984年夏，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罗干陪同日本总评议会前议长市川诚先生来卢沟桥参观了《日军侵华罪行图片展览》。他深深感到内心的震撼，当场写下了“誓中日永不再战”。郭景兴因势利导，又积极组织起各种抗日战争纪念活动，譬如：每逢“七七事变”、“八一五日本投降”等纪念日里，卢沟桥文保所就和市政协一起邀请抗日将领亲属、历史专家、学者举办座谈会；培训待业青年利用卢沟桥的抗战遗迹，大力宣传日军侵略罪行和中国人民抗战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一时间小小的卢沟桥文保所办得是风生水起，红红火火，郭景兴的“三板斧”初见了成效，可他并没有满足，而是又生成了新的设想，将卢沟桥文物陈列馆做强做大，建一座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