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绛
螺江陈氏是福州名门望族，人称“螺洲陈”。自明洪武年间始迁祖陈广定居螺洲，下传到我这一代已十九世。十四世刑部尚书陈若霖起，始为显宦。十七世陈宝琛位居太傅，“家门鼎盛，诸弟科第踵相继”（《福建通志.陈宝琛传》）。
陈家在三坊七巷居屋有两处，一处即今文儒坊“陈承裘故居”。十六世陈承裘是我的曾祖父，同治元年（1862）成进士后，不慕仕途，乞假返里事亲，配林氏，生宝琛、宝瑨、宝璐、宝琦、宝瑄（我的祖父），侧室张氏，生宝璜及女芷芳。“六子科甲”（宝琛、宝瑨、宝璐皆成进士，宝琦、宝瑄、宝璜均中举人）、“世进士”（陈若霖、景亮、承裘、宝琛兄弟、宝瑨子懋鼎五代皆进士）、“父子兄弟叔侄同榜进士”（宝璐、宝瑨、懋鼎光绪庚寅同科进士）传为福州科举佳话。文儒坊故居系陈芷芳出资修葺，奉养父母，画梁雕栋，备极精美，列为福州市历史建筑保护单位。另一处在郎官巷，是我的父亲陈懋丰（来章，谱名泽穰）购置。先父民国初年从日本留学返国后便率眷离开螺洲，移居福州城内，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购置了郎官巷今宅，前后三进，前门朝塔巷，后门朝郎官巷，今亦列入历史建筑保护单位。我们一家住第三进，日常从郎官巷进出，今作“陈宝瑄故居”者是也。第三进厅堂正中悬挂大幅硃拓清初书法名家张照行书，左右是木制阮元书赠陈若霖的隶书大字对联“皋陶谟具九德，濂洛学传八闽”，橘色底黑字，十分切合他官居刑部尚书和崇尚程朱理学的身份，左右壁悬挂4幅王澍各体篆书寿字图。第三进旁通“倒朝厅”（花厅）一进，在郎官巷7号，今以“明清民居”，列作“历史建筑保护单位”。记得我小时郎官巷内有孝子牌坊一座，抗战初期，为防日本军舰从闽江口入侵，乃拆以填江，留有横额一块，上刻“孝子”两字，铺在路面。父亲出于保护文物、彰显孝道的至意，出资请人将它嵌入墙上，巷内转弯处还有一座焚字纸炉，上写“敬惜字纸”四字，今都已不存。
在三坊七巷诸姻亲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杨桥巷林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三井、许雪姬在其《林衡道先生访问记录》一书的前言中说，板桥林家是“全台湾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家族”，福州父老多称其为“台湾林”。林氏祖籍龙海，甲午战争后举家离台内渡，先居厦门，再移福州。陈家与林家累代通婚，陈承裘次女、即陈宝琛异母妹陈芷芳适台湾淡水候补知府林尔康。林尔康、陈芷芳夫妇长子林熊征（嶶阁）娶盛宣怀女儿盛关颐（人称盛五小姐，后离异）；次子林熊祥（文访）娶陈宝琛四女瑜贞。林熊祥曾任福州台湾公会会长，林熊祥和陈瑜贞夫妇子林衡道，是著名的台湾文献专家，曾任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主委，主持台湾史迹源流研究会。我之所以对林家印象最深，不仅因为林宅后门在郎官巷，与我郎官巷旧居仅一箭之遥，还因为我的祖父早逝，只遗伯父陈懋师（容民）和我的父亲兄弟，均年幼，无姐妹，大伯祖父陈宝琛就将他的四女瑜贞给我的祖母为嗣女，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只亲昵地叫她“姑姑”，而不以其行次叫她“四姑”。父亲寡交游，与亲友鲜来往，但每逢过年过节，仍常常带我到林家作客。大约20世纪30年代初陈芷芳姑婆整寿，林家从杨桥巷到郎官巷前后两进大厅打通，张灯结彩，宾客盈门，热闹异常，请了戏班在家中演出闽剧和“跷高脚”等杂耍，还放映电影，我是第一次在林家看到无声电影。过了几年，1935年姑婆去世，全家大门和内门窗柱都糊上白纸，我又随着父亲前往吊丧，跪拜如仪，那年我刚7岁，至今还有印象。台湾光复以后，我的同胞长兄陈绥（伯履）、七兄陈绮（与黄）、三姐佩瑛去台湾，还常去林家，我曾看到他们与衡道表兄一家在林家板桥花园合摄的照片。
严复与陈宝琛是至交。陈宝琛1921年写的《严君几道墓志铭》称：“予交君逾四十年，比岁京居，尤密恰。”陈宝琛作伐，将他的外甥女、林尔康和陈芷芳的次女林慕兰嫁严复三子严琥（叔夏，曾在协和大学和福建学院任教，历任福建省和福州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福州市副市长），于是我们和严家又有姻亲关系。林尔康和陈芷芳的长女林慕安则嫁给沈葆桢之孙沈成栋（林策）。严复故居和我家同在郎官巷，虽属比邻，但我并没有去过，前几年我胞兄陈纯（致一，行六）建议征得各房侄辈同意，并将我们旧居中一对大鱼缸和一个略小的鱼缸（我小时曾在缸中养金鱼）赠送严复故居作为纪念，今天仍陈列在严复故居。严叔夏、林慕兰的长女严倬云即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夫人，台湾中华妇女联合会会长、圣约翰大学台湾校友会会长。次女严停云，笔名华严，著名作家，夫叶明勋，是台湾新闻界元老，曾任“中央”社台湾分社社长、台湾新闻管理学院院长。他们的长子严侨在台湾中学任教，20世纪50年代初被关押在火烧岛监狱，是著名作家李敖的老师。
陈家与三坊七巷各家姻娅关系层次最多的当属宫巷沈家。与沈家的关系，最早可追溯到我的母亲吴珠端的祖父吴维允与沈葆桢。吴维允，咸丰乙卯科亚元，广东按察使、福州船政局和广东水师学堂提调，是沈葆桢的妹夫。其后，我的三伯祖陈宝璐长女璱如适沈葆桢曾孙沈觐平（丹元，清优贡生，曾入福建船政幕）；次女秀贞（愔如）、三女锦贞（瑛如）姐妹皆适沈觐冕（冠生，曾任海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福建省盐运使）。觐平子祖牟、祖彝；觐冕子祖海与我和胞侄陈俱虽曾同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但并无来往，他1948年在约大建筑工程系毕业后去台湾，曾主持台湾多项著名建筑，有“台湾建筑界教父”之称。我这一辈，与沈家的姻亲关系有：我的胞兄陈经（叔常，篆刻家，行三，陈俱父）娶沈葆桢元孙女沈师箴，叔常三兄妻弟沈祖馨、沈祖湜，祖馨是厦门大学毕业的化学专家，为台湾化肥工业的创建和发展毕生辛劳，成就卓著；祖湜子沈吕巡，曾任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据网上报道，他和马英九是高中同学；祖湜女沈冬，原台湾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多次来北京、上海讲学。我的堂姐陈庚（七叔祖陈宝璜孙女、堂伯陈懋泰女）嫁沈觐宸（笋玉，福建省政协委员、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次子沈祖筹（沈葆桢元孙，曾任南京邮政储金汇业局代局长）。又，堂叔祖陈宝璇（竹生，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娶光禄坊刘家之女，宝璇胞弟宝玙（莲生，北京法律学堂毕业，曾任福建思明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长女露西嫁沈觐康（德国留学）；族叔祖陈兆锵（民国海军耆宿）女陈竹君嫁沈觐宜（来秋，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博士，福州船政局制机主任）。此外，沈葆桢孙沈赞清（演公）之子沈觐悫（吉逵，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和我二伯祖宝瑨子陈懋解（夙之，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均娶近代著名文人李宣龚（拔可）之妹，是为连襟。我的舅父吴铎（哲庵）是近代诗人陈衍（石遗）的女婿，沈祖勘生前曾和我谈起，他的母亲王芝青（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和陈衍家也是亲戚，是什么亲戚关系，我已记不得了。
陈家与宫巷林家的关系，主要是陈宝琛的二女宛贞（师班）适林则徐曾孙林炳章（惠亭）。林炳章姑丈，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翰林院编修；入民国，曾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闽海关监督；炳章五子林崇墉又娶陈宝琛六女勤贞（敏修），林崇墉，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曾任国民党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1949年后移居香港，后任台湾“中央银行”顾问、中国银行董事，著有《林则徐传》《沈葆桢与福建船政》，均在台湾出版。陈宝琛次子懋侗，清度支部主事，日本千叶医学校毕业，娶吴绥如，系林则徐的外孙女。族叔祖宝玙子振骅（留学美国，曾任复旦、厦大等校教授）娶林则徐元孙女林萸瓊。
光禄坊刘家创办福州电灯公司，人称“电光刘”。我的曾祖陈承裘长女陈伯芬适刘鸿寿（布溪），刘鸿寿四子刘腾业、十二子刘骏业（爱其）兄弟各娶三伯祖陈宝璐之女陈鉴贞和大伯祖陈宝琛之女陈逸华。陈、刘两家由是两代结亲。刘腾业未婚而卒，陈鉴贞守节归刘氏，三伯祖为作亡女事略记其事。刘骏业子刘广京是美国著名史学家，戴维斯加州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因与我同治中国近代史专业，20世纪中美建交后，时有书信往返。（参见附录拙作《刘广京论轮船招商局》序）刘骏业弟刘驷业（攻芸），英国伦敦大学博士，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局长、中央银行副总裁、财政部部长，20世纪40年代末去新加坡，70年代末在台湾去世。
陈家除了上述在三坊七巷的姻亲，与东牙巷邵家、仓前山罗家、早题巷何家也都有姻亲关系，如：
东牙巷邵家：大伯祖陈宝琛长子懋复娶贵州巡抚邵积诚三女；我祖父宝瑄长子懋师娶邵积诚次女。二伯祖宝瑨长女嫁邵积诚子邵叔焕。
仓前山罗家：三伯祖陈宝璐有两子：四伯懋豫（用刚）、五伯懋咸（虚谷），他们各娶罗氏姐妹为妻。四伯母罗伯瑛是罗丰禄长女。罗丰禄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被派留学英国，历任清政府驻英国、比利时、俄国公使。四伯父和四伯母的独子陈总（岱孙），北京大学教授，我国经济学界泰斗；五伯母罗伯珏，是罗臻禄长女。罗臻禄也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被派留学法国，曾任山东矿务督办。五伯父和五伯母的长子陈维，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台湾糖业试验所系主任，次子陈綝（局级离休干部，在上海）；三子陈给（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处处长，已故），长女陈嫥忱，亦嫁罗家，夫罗孝威，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工业大学教授。
早题巷何家：早题巷旧香草斋何氏先人何履亨，咸丰六年（1856）进士，是陈宝琛的老师，其孙何心儒，与陈宝琛七女南贞（薫琴）结婚，他们的长女何艺文现居美国洛杉矶，是美国华裔著名作家，其子何崇基亦在洛杉矶经商，其他子女何道生、何小端等亦多由台湾移居美国，何璟则仍留台湾。其侄何崇岳是酵母工业权威，20世纪90年代来大陆，任伯恩斯.菲尔普集团公司亚洲区域技术总监，其后自行投资经营台商国光酵母公司，任总经理，以后又在赤峰、宜昌等地多家国营安琪酵母公司任技术顾问。现在居住上海，经常往来沪台间，与我常有来往。1997年他到福州参加陈宝琛诞辰160周年纪念活动时，曾专程前往探访早题巷旧址，未得其门而入，深觉遗憾。
塔巷王家：我的祖母是王有龄的孙女，二伯祖宝瑨长子懋鼎大伯的外祖母是王有龄之女，太平军李秀成部攻破杭州城时，王有龄时任浙江巡抚，自缢衙中，谥“壮愍”。王氏故居在塔巷，今王氏后裔王榕仍住此故居，其妻吴珉是我的胞侄陈俐妻吴耀燊的侄女，不意百余年后陈王两家又添此一层姻娅关系。
旧时重视门第，讲求门当户对，由于讲求门当户对，往往亲上加亲，由姑侄而成婆媳，由姐妹而成妯娌，在福州各大族巨室间常有所见。除陈家外，如宫巷林文忠、沈文粛岳婿两家，沈家与光禄坊刘家，等等，均有此情况。三坊七巷上述各家间错综复杂的婚媾关系，就是这种讲求门当户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生动例证，它也反映了闽台两地难以割舍的血浓于水的血缘亲情。我日渐衰老，记忆不全，前辈多已辞世，兄长亦鲜健在，请益无门，以上所记容有疏漏不当，尚祈知者不吝匡正。
附：《刘广京论轮船招商局》序
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作者科恩（Paul Cohen）教授来华访问，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座谈时，我托他返美时向素未联系的广京教授，代致候意。科恩教授慨然允诺，并且告诉我，他在耶鲁读研究生时，中文便是广京教授一字一句教他的。广京教授与我是姑表，年长我10岁，他的母亲是我的姑母，逊清溥仪帝师、先伯祖陈宝琛公的三女；他的祖母是先祖宝瑄公的胞姐，她们两人由姑侄而成婆媳，陈刘两家由是结为两代姻亲。抗战中广京教授在内地西南联大求学，不久赴美，我在东南海陬一个小县读中学，当然无从谋面。科恩教授不负所托，我很快便接到广京教授的来信，从此开始了我们30多年的来往交谊。我将当时刚在《学术月刊》发表的拙文《19世纪中叶向西方学习思想》（1979年第4期）寄去求教，文章立论颇受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费正清、邓嗣禹《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一书关于“冲突—反应”模式的影响，强调西方的侵略。广京教授回信中委婉地告诉我，近年美国史学界的研究动向，正转向探讨存在于中国本土的现代化因素，这也正是科恩教授后来写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中国中心观”的主旨所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应邀到北京讲学，来信说希望能到上海，我向复旦外事处汇报后，发函邀请他来复旦讲学。他在上海历史学会作了《美国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报告，在复旦历史系作了《1867年京师同文馆的争议》、《从轮船招商局早期历史看官督商办的两种形态》两次学术报告并由当时系主任谭其骧教授设宴款待。这两篇讲稿后来都先后在《复旦学报》发表。我在《近代史研究》发表《唐廷枢与轮船招商局》一文，提出1883年～1884年上海金融风潮后招商局改组是官督商办由“商承”到“官督”形态转捩点的论点，便是受到他后一篇论文的启发。他这一次到上海，很想阅读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中有关轮船招商局资料，可是当时盛档整理尚未完竣，碍于规定，未能如愿，他意绪怏怏，我也深引为憾。1983年我得到美国富布莱特奖金（Fulbright scholarship）将赴美国，广京教授获悉后很高兴地回信，热情而且详细地告诉我来美注意事项——这些今天已成为常识，但在当时闭关多年、国门初启，无疑却十分需要，他在信中还附来好几份没有具体上款的介绍信（只写To whom it may concern），便于我向有关大学联系。我结束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访问后，从东海岸飞往西海岸，横跨美国，到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继续访问，广京教授为我安排一次学术报告，并宴请当地同行历史学家与我相识。也正是在这一次宴席上，我非常欣喜地邂逅在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工作的50年前小学同学张伯渊。接着广京教授带我游览伯克利加州大学校区，又亲自驾车邀我到Davis他家中小住3天，受到他的夫人Edith的热情款待。临别时Edith特地到商店选购一册美国印第安人历史画册和一套镶有加州花卉标本的茶杯垫相赠留念。记得有一年Edith在圣诞贺卡上署她的中文名字“怡安”，广京母亲收到后，很高兴地对人说：“我的洋媳妇会写中国字了。”我们谈起十年浩劫中他的母亲住在北京，被红卫兵强迫遣返福州，受尽当地造反派凌辱殴打，含冤去世，谈竟相对默然，广京教授一定把巨大的悲痛深埋在心中。我离美前夕，广京教授以当时出版不久的、他和费正清合编的《剑桥中国史》第十卷原版（即中译本《剑桥晚清史》上册）相赠。
回国之后，与广京教授来往中可记述者约有几件小事：我翻译出版了他和朱昌崚教授合编的《李鸿章与中国早期现代化》（Li Hung.chang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中译本由编者改名为《李鸿章评传——中国现代化的起始》，199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广京教授为中译本写了序言。在序言中他引严复挽李鸿章联“使平生尽用其谋，其成功或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表达了他对这位生前毁誉参半、身后盖棺未能论定的复杂历史人物的深切理解。另一件事便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为庆祝他75岁寿辰，征文出版专集，我应邀写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难题》，收入祝寿论文集，论文集由美国田纳西大学历史系郝延平和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魏秀梅编，取名《近代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75岁祝寿论文集》，论文作者多是广京教授知交友好和门人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正如编者在序言中所说，“本书颇具国际性”。其后我翻译出版了《赫徳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年），寄给他请教，他当时正在夏威夷度假，回信说：“全书虽长，而一二星期一气看完，为平生阅读经验之快事（该书英文本前哈佛初出时已买到，但当时竟看不下去，而此次读译本反而兴趣盎然）。”信中对译文赞誉有加，颇多溢美之词，令我惭恧。此后他每有新著，常常赐赠，包括他的论文集《经世思想与新型企业》（台北联经，1990年）和他与石汉椿（Richard Shek）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异端》（Heter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论文集（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4年）。广京教授生前计划与台湾近代史研究所张玉法、陈永发两先生合撰一部中国近代史，他分担晚清部分，张负责民国时期，陈写中共党史，皆各该分担领域的名家，我们正拭目以待佳构问世，他的生前友好门人也正在为他90岁诞辰筹备祝寿论文集时，不意海外忽传噩耗，天不假年，他竟赍志以殁，思之泫然。
广京教授道德文章在海内外史学界相知者中，有口皆碑，他的学术贡献，包括对中国近代史和轮船招商局史研究，他的门人黎志刚教授序文中已有详尽精辟的论述。志刚教授好学敏思，立雪程门，受教著名经济史学家全汉昇教授，获得硕士学位后，复在广京教授指导下完成有关招商局历史的博士论文，此后数年遍访世界各地大学及图书馆，尤其多次在上海图书馆认真阅读馆藏浩如烟海的盛宣怀档案中有关招商局全部资料，实现了其先师的遗愿。我尝谓志刚掌握招商局史料之伙，海内外史学界谅无其右者。今志刚搜集广京教授有关招商局历史相关遗文，都为一册，复承招商局史研究会将其列入《招商局历史系列丛书》。书成，前来索序。我因年初贱体发现癌变，住院切除，病后衰惫，无以报命，谨书与广京教授相知相交二三小事以应。回首前尘，惘然于怀，不能自已；斯人已渺，遗篇犹存，曷胜人琴之痛。
陈绛
2011年8月于沪西寓所，时年8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