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吾国自发捻荡平之后，尔时当事诸公，实已微窥旧学之不足独恃。惟然，故恭亲王、文文忠立同文馆于京师；左文襄、沈文肃开前后学堂于马江；曾文正亲选百余幼童以留学于美国；李文忠先后为水师、武备、医学堂于天津。凡此皆成于最早而亦各着成效者也。然除此数公而外，士大夫尚笃守旧学，视前数处学堂，若异类之人，即其中不乏成材，亦不过以代喉舌供奔走而已。逮甲午东方事起，以北洋精练而见败于素所轻蔑之日本，于是天下愕眙，群起而求其所以然之故，乃恍然于前此教育之无当，而集矢于数百千年通用取士之经义。由是不及数年，而八股遂变为策论，诏天下遍立学堂。虽然，学堂立矣，办之数年，又未见其效也，则哗然谓科举犹在，以此为梗。故策论之用，不及五年，而自唐末以来之制科又废，意欲上之取人，下之进身，一切皆由学堂。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占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但身为国民，无论在朝在野，生此世运转变之时，必宜人人思所以救此社会，使进于明盛，而无陷于阽危，则真今世之中国人，所人人共负之责任，而不可一息自宽者也。
处物竞剧烈之世，必宜于存者而后终存。考五洲之历史，凡国种之灭绝，抑为他种所羁縻者，不出三事：必其种之寡弱，而不能强立者也；必其种之暗昧，不明物理者也；终之必其种之恶劣，而四维不张者也。是以讲教育者，其事常分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二者并重，顾主教育者，则必审所当之时势而为之重轻。是故居今而言，不佞以为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诸公乍此语，恐且以吾言为迂，不佞请细为分晰，诸公将自见其理之无以易也。
何以言智育重于体育耶？中国号四万万人，以民数言，殆居全球五分之一，夫国不忧其寡弱。至于个人体育之事，其不知卫生者，虽由于积习，而亦坐其人之无所知，故自践危途，曰戕其生而不觉。智育既深，凡为人父母者，莫不明保赤<持>卫生之理，其根基自厚，是以言智育而体育之事固已举矣。且即令未至，中国二十余行省，风气不齐，南人虽弱，北人自强，犹足相救。但竞争之场，徒云强硕，尚未足耳。诸公不见近者俄日之战乎？夫体干长大，殆无过于俄人。而吾之岛邻，则天下所称之侏儒者也。顾至于战，则胜家终在此而不在彼，是亦可以思其理矣。不佞此言，非云不重体育。夫苦攻勤动，以进国人于尚武之风，正吾国今日之所亟。故往日尝谓，中国文场可废，而武科宜留，亦犹此旨。但三者筹其缓急，觉无智育，则体育万万不逮事耳！
何以言德育重于智育耶？吾国儒先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夫西人所最讲、所最有进步之科，如理化，如算学总而谓之，其属于器者九，而进于道者一。且此一分之道，尚必待高明超绝之士而后见之，余人不能见也。故西国今日；凡所以为器者，其进于古昔，儿于绝景而驰，虽古之圣人，殆未梦见。独至于道，至于德育，凡所以为教化风俗者，其进于古者几何，虽彼中夸诞之夫，不敢以是自许也。惟器之精，不独利为善者也，而为恶者尤利用之。浅而譬之，如占之造谣行诈，其果效所及，不过一隅，乃自今有报章，自有邮政，自有电报诸器，不崇朝而以遍全球可也，其力量为何如乎？由此推之，如火器之用以杀人，催眠之用以作奸，何一不为凶人之利器？今夫社会之所以为社会者，正恃有天理耳！正恃有人伦耳！天理亡，人伦堕，则社会将散，散则他族得以压力御之，虽有健者，不能自脱也。此非其极可虑者乎？且吾国处今之日，有尤可危者。往自尧舜禹汤文武，立之民极，至孔子而集其大成，而天理人伦，以其以垂训者为无以易，汉之诸儒，守阙抱残，辛苦仅立，绵绵延延，至于有宋，而道学兴。虽其中不敢谓于宇宙真理，不无离合，然其所传，大抵皆本数千年之阅历而立之分例。为国家者，与之同道，则治而昌；与之背驰，则乱而灭。故此等法物，非狂易失心之夫，必不敢昌言破坏。乃自西学乍兴，今之少年，觉古人之智，尚有所未知，又以号为守先者，往往有末流之弊，乃群然怀鄙薄先祖之思，变本加厉，遂并其必不可畔者，亦取而废之。然而废其旧矣，新者又未立也。急不暇择，则取剿袭皮毛快意一时之议论，而奉之为无以易。此今日后生，其歧趋往往如是。不佞每见其人，辄为芒背者也。
今夫诸公日所孜孜者，大抵皆智育事耳。至于名教是非之地，诸公之学问阅历，殆未足以自出手眼，别立新规。骤闻新奇可喜之谈，今日所以为极是者，取而行之，情见弊生，往往悔之无及，此马文渊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则不如一切守其旧者，以为行己与人之大法，五伦之中，孔孟所言，无一可背。固不必言食毛践土，大地生成，而策名委贽之后，事君必不可以不忠。固不必言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割股庐墓，而为人子者，必不可以不孝。未及念一岁以前，子女之于父母，凡《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之所载者，皆所宜率循者也。不必言男女授受不亲，叔嫂不通问，而男女匹合之别，必不可以不严。不必以九世同居为高义，而同气连枝之兄弟，其用爱固必先于众人。若夫信之一言，则真交友接物之通例。即与敌人对垒，办理外交，似乎不讳机诈矣，然其中之规则至严，稍一不慎，则犯天下之不韪。公法之设，正为此耳。须知东公历史，凡国之亡，必其人心先坏；前若罗马，后若印度、波兰，彰彰可考，未有国民好义，君不暴虐，吏不贪污，而其国以亡，而为他族所奴隶者。故世界天演，虽极离奇，而不孝、不慈、负君、卖友一切无义男子之所为，终为复载所不容，神人所共疾，此则百世不惑者也。不佞目睹今日之人心风俗，窃谓此乃社会最为危岌之时，故与诸公为此惊心动魄之谈，不胜太愿，愿诸公急起而救此将散之舟筏。惟此之关系国家最大。故曰德育尤重智育也。
至于吾国今日办理教育之法，亦有可言者。盖自学堂议兴，朝廷屡下诏书，大抵训勖吏民，穷力兴学。然而行之数年，无虑尚无成效，问其所以，则曰无经费也，又曰无教员也。此中小学堂之通病也。至于高等学堂，则往往具有形式，而无其实功；理化算学诸科，往往用数月速成之教习，势必虚与委蛇，愒日玩岁，夫人之日时精力，不用于正，必用于邪。功课既松，群居终日，风潮安得以不起乎？此真中国今日学界不可医之病痛也。鄙见此时学务，所亟求者，宜在普及。欲普及，其程度不得不取其极低，经费亦必为其极廉。而教员必用其最易得者。譬如一乡一镇之中，其中小者不外数十百家，便可立一学堂，用现成之祠宇。此数十百家之中，所有子弟凡十龄以上者，迫使入学。以三年为期，教以浅近之书数，但求能写白话家信，能略记耳目所见闻事；而珠算则毕加减乘除，此外与以数十页书，中载天地大势，与夫生人所不可不由之公理，如西人上帝十诫者然。夫以三年而为此，以此求师，尚多有也；以此责之学生，虽极下之资质，尚能至也。虽极贫之乡，其办此尚无难也。更于一邑之中，立一考稽之总会，用强迫之法，以力求其普及。必期十年以往，于涂中任取十五六龄之年少，无一不略识字，而可任警察，为士兵者，斯可谓之有成效矣。公等闻此，将于吾言有不足之讥，然须知吾国此时，不识字人民实有几许，约而言之，则触处皆是也。但使社会常有此形，则上流社会，纵极文明，与此等终成两橛，虽有自他之耀，光线不能射入其中。他日有事，告之则顽，舍之则嚣，未有不为公事之梗者。近日上海之暴动，则眼前之明证也。颇怪今日教育家，不言学堂则已，一言学堂，则一切形式必悉备而后快。夫形式悉备，岂不甚佳，而无如其人与财之交不逮。东坡有言：「公等日日说龙肉，虽珍奇，何益？固不若仆说猪肉之实美而真饱也。」夫为其普及如此。至于高等、师范各学堂，则在精而不在多。聚一方之财力精神，而先为其一二，必使完全无缺，而子弟之游其中者，五年以往，必实有可为师范之资。夫而后更议其余，未为晚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