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何宝成，韩元明等人忙问何梅现在怎么样，何宝成心情沉重地说还在里边抢救。这时抢救室的门打开，一个护士出来叫兰洁心：“兰医生，没事了，醒过来了，一会送病房。”
兰洁心如释重负：“谢谢，你们辛苦了。”她长吁了一口气，对韩元明等人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低头快步走开，去病房安排床位。
看着她的背影，吴晓峰忍不住大声说道：“什么东西，太欺负人了，这事不能算完！”
这话兰洁心听到了，她停住脚步，依她以往的性格，是会立即反击的，可这次她却没有转过身来，似乎是在思考要不要回复，犹豫一下还是向前走去。韩元明等人通过何宝成之口，还是知道了事情的大致情况。对于在整个事件中何宝成没能保护好何梅，并让她受到这么大的伤害，吴晓峰显得情绪特别激动，在韩元明的劝阻下才没有对何宝成动粗。等到把何梅送入医院病房，一切安顿下来，何宝成夫妇退出后，刚刚醒来的何梅，看到韩元明、吴晓峰、关银花围在她的床前，不禁眼中流出了委屈的泪水，她觉得此时在这座城市里，自己这些一起长大的伙伴才是亲人，心中的委屈也许只有他们能懂，她悲伤地哭出了声。
关银花握着她的手安慰道：“小梅，你咋这么傻呢，有再大的委屈也不值得走这一步呀。”
何梅边哭边说道：“本来没事，可宝成哥却说无法证明，我一气之下就想用死证明清白。”
吴晓峰痛惜地：“你呀，要真死了反而说不清了，就宝成哥那软骨头，你觉得他能替你说话么。”
韩元明待何梅情绪平缓下来后问道：“小梅，你想过下一步怎么办么？”
何梅想了一会说：“宝成哥家我是肯定不会去了，但我不想回家。”
正在这时，病房的门被推开，扛着摄像机的电视台记者和一位中年女性走了进来。她自我介绍说：“你好，何梅，我们是东源市妇联妇女维权中心的，我们已经了解了事情的经过，想帮助你伸张正义，维护你的合法权益，你对雇主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
何梅沉吟半晌，却摇了摇头：“我们进城打工不容易，乡下人能在城里有一份工作，成个家更不容易，我不希望别人再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伤害。”
她的回答显然出乎来访者的预料，记者仍有些不甘地追问道：“难道你真的不想提出合理的赔偿要求？”
何梅坚定地摇了摇头。
记者问：“那你还会继续留在城市么？”
何梅又坚定地点了点头。
那位妇联女干部问道：“那你下一步有什么希望妇联帮助你实现的愿望么？”
何梅迟疑一下，说道：“我想参加月嫂培训，不知道可以么？”
女干部点头说道：“当然可以，你尽快好起来，我们会设法满足你的愿望。”
当天晚上的电视台《社会透视》电视专题节目，播出了以《小保姆为何自杀》为题的访谈内容。画面上何宝成脸部被打了马赛克，字幕打出“Ｈ先生”在接受采访，他语气沉重地说道：“我从农村考上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工作，还与城里姑娘结了婚，在乡亲们眼里我是成功的人，同时我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乡下亲属包括乡亲们有个大事小情都愿意到城里来找我帮忙，这无形中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了不小的负担，相反，我的小家在城里的生活却更多的受到了妻子娘家的照顾，从我的住房到工作，都得到了他们家的帮助。这种对比和反差让我产生压力，一边，我不愿辜负乡亲们对我的期望，另一边，我又不愿因为受到妻子娘家的恩惠而失去一个男人的尊严。夫妻间的矛盾便由此产生，这次事件，只是这矛盾积蓄的一次暴发，小保姆是因为我们的家庭矛盾而受到牵连，对此我在这里对她再说一次对不起。”
何梅同样脸部被打了马赛克“字幕打出M小姐”接受采访：“我们进城打工不容易，乡下人能上大学，在城里有一份工作，成个家更不容易，这只是一个误会，我不需要谁对这件事情负责，也不想追究谁的责任，我不希望别人再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伤害。”
主持人：“好，事件的基本脉络已经比较清晰，下面我们有请江东省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江东大学客座教授赵逸轩先生就此发表评论。”
赵逸轩面对镜头说道：“这是城乡差别现实环境下的社会矛盾在一个家庭的集中反映。两个人的结婚其实不可避免的是两个家族的联姻，那么当这两个家族一个在城市，一个在农村，他们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存在较大的差距时，矛盾便产生了，来自农村的当事人更多地是面临家族的索取，来自城市的当事人则更多的是获得家族的给予，久而久之，靠恩爱感情维系的夫妻平等地位便受到威胁，甚至土崩瓦解。要让千千万万的Ｈ先生和M小姐们在城市活得有尊严，找到幸福感，就要致力于缩小和消除城乡差别，打破政策和法规壁垒，在户口、教育、医疗、劳保、就业等等方面逐步建立统一平等的管理制度，这正是未来一段时间里政府应着力研究的课题。”
韩元明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收看了这期电视节目，他被节目中自己的姥爷赵逸轩的讲话深深打动了，进城以来，自己所经历和感受的一切，那种无处不在的偏见与身份歧视，连宝成哥这样出身农村，大学毕业后进入城里的政府机关工作的人都未能幸免，其中的社会原因，让他分析得多么透彻。从第一次听到他在垃圾场听证会上为农民工捡拾垃圾正名，肯定这个弱势群体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价值，到这次通过对一场家庭事件的点评，为城乡人口实现平等待遇的呼吁，韩元明折服于他的深邃思想与雄辩理论，更为他勇于为农民工群体代言而由衷敬佩，他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姥爷而感到骄傲，尽管这么多年，他没有享受过来自对方丝毫的物质帮助与成长关爱，尽管他曾经对这位长辈充满怨愤甚至报复心理，但现在，他几乎已经完全原谅了他当年的离家出走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