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回之案，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王晋大难无恙、竟有后福，也颇让一些曾经幸灾乐祸，以为他已经完蛋的胥吏们心中踹踹。
不过这些家伙，无一不是混迹官场脸皮修炼得铁厚的老油条，再是慌张恐惧，也知道现在自己最应该做什么。于是，无数的马屁讨好话，像窝蜂一样飞向王晋。
虽然对这些反复无常的“墙头草”很讨厌，但王晋也知道，官场之中，最是这种人居多，也没必要得罪他们，毕竟以后自己主持县署事务，还需要这些人的配合。
圣旨下达后的第八日，“御史”铁良臣离开了文裕县，启程返回京城长安。送走他后，孙案风波已经算是彻底烟消云散，王晋立马给家中写了一封信，催促兄长等人即日赶赴文裕。
本来，王虎和姐夫黄玉，在上个月已准备带着王晋妻儿启程。临到就要出发的时候，却接到王晋的书信拦阻，说是近日文裕县境内出现了匪盗，路途不平，为保安全，让他们稍待数日，待自己缉清盗贼后，再让他们过来，于是王虎一行便耽搁了。
其实，王晋当时担心得是自己会在孙案中被处置，那么，如果冒然让家人前来的话，到时候不仅不好进行安排，也徒让他们担惊受怕，于是便决定等待案件有了眉目后，再行处置。
现在，风波已平，王晋思念亲人的心，愈加热烈起来，于是急忙写信给家中，让亲人速来团聚。
在等待兄长妻儿到来的这段时间，王晋作为一县之令，当然不可能是无所事事地闲着，相反，肃清孙回党羽后，王晋面对的是一个积弊重重、人心散漫的烂摊子。
俗话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县署种种职权：劝农、理财（征税）、狱讼、兴学、治安、刑捕，军役，工程建筑等等，这些重要事务，哪一样都需要县令的操心和劳力，虽说是外人羡慕的“权力”，在某一方面来看，却是最为累人缠人之“麻烦”。
王晋记得在平遥县的时候，虽然“县令”李翱同样需要对这些事情一一过目审查，但是因为各有其司，每一样事务，都有对应的能干之吏，尽心负责。所以李翱虽懈怠，县署种种公务却能有条不乱地进行着。
而文裕县的情况却和平遥县完全不同，在孙回横行霸道之时，“衙虎”肆虐，阿谀奉承之辈占据重要岗位，得力干练之人却被排挤，县署行政虽能运行，却处处显得臃肿混乱，效率极为低下；而在孙回死后，孙氏党羽一一被剿灭缉捕，虽使县署黑暗荒唐的情形一扫而清，但是留下一个大大的弊端便是：很多岗位的职务，竟然找不到合适之人来担任。
说句实话，打倒孙回后，环顾文裕县署，再没有一个强势人物，能够稍稍影响到王晋的权威。他的狠辣和果断，使众人对其命令不敢有丝毫阳奉阴违。只要是县令下达的政令，绝对畅通无阻，施行得很痛快；同时，又因为“县丞”索秀玉和他的紧密关系，及“主簿”崔斯立的胆小懦弱，王晋手中的权利是非常集中的，行政效率也非常高。
但是，再小的政府，也不可能依靠一两个人的能力和勤奋完成所有的事务，说到底，一个行政机构，要想效率极高地完成众多的公务，必须依靠在职的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尤其是“县”一级的政府，朝廷只任命县令、县丞、主簿等几名官员，再由这几人管理诺大一个地方，政务繁忙，无数的报告、记录和各种文件都要例行公文，通常还需要制作各种副本。每种文件都有独特的格式，不得有丝毫偏差。而胥吏比长官们还要精通这些烦琐的细节，他们成为官僚体制内不可或缺的角色。
文裕县现在的情况，正是缺一大批这样熟悉公务的“老吏”，虽然临时招收了一些新人，但这些菜鸟离“上手”“上岗”的程度还很遥远，在他们正式能主持工作前，需要一段颇为漫长的时间，熟悉部门的事务及接受众多的培训课程。
就是在这种艰难的形势下，王晋对负责培训新手工作的温静还是再三强调：要精不要快，你即便是用一年时间将他们培养出来，也比你三个月时间为我带来一批投机钻营不学无术之辈要强得多。
王晋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最近一段日子，他在清理县署积弊的过程中，实在被一些贪猾小吏们触目惊心的不法行为震撼了。
如果不是考虑到要为文裕县带来新气象而彻查积案，恐怕王晋怎么也想不到那些曾经在孙回淫威下，战战兢兢、胆怯畏缩的胥吏们，竟然有如此大胆做出种种让你不可想象之不法罪行。
王晋曾用十天的时间，查处了一桩案子：“伪造公文盗卖库粮案”。这是一件典型的保管县库和审核县库之污吏相互勾结，盗卖国家财物，中饱私囊的案件。
而且，这些污吏选择下手的时机非常狡猾，正是在王晋打死孙回，文裕县政局处于极端混乱之时。他们趁此良机，假造朝廷公文，偷偷调出贩卖了多达五千石的粮食，可谓计划周密，胆大包天。
为什么说这些人计划周密极为狡猾呢？因为，他们不仅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而且污吏们竟还伪造出了一封几乎可以假乱真，加盖了“河东道转运使”印章的合法公文。
连王晋都几乎被他们欺骗过去，因为他审查公文记录簿的时候，不可能一一核实对照，一些不是很重大的事情，只能依照记录中记载的有无加盖有效印章，来审核其是否合法。而根据人们的习惯思维，政府印章几乎不可能被伪造。
这里说的“不可能”不是说印章绝对伪造不出来，而是指人们不敢伪造，还有就是伪造技术不过关会被查出。因为，按照有关律法，“凡朝廷公文，悉送衙府印局辩其印信真伪”，就是说，有印章加盖的公文，会被送往“印局”辨明印记的真伪。而县一级的政府，为了避免机构臃肿，虽不设立单独的印局，但也会有主簿厅下辖的专门“印章审核人员”，来一一核对公文印记。
所以，王晋在过目这道“转运使”下达的调派库粮的公文时，起先并没有产生怀疑，后来是在和“壮班头儿”韩老柴的谈话中，得知转运库粮的过程中，上面（河东道转运使府）奇怪地只派来了一名“押送吏”，而最后运送这些粮食的壮王，还是临时聘用了当地的一些百姓。
这样的例子倒也不是没有过，上面会因为人手紧张，只派遣一名负责人来转运货物，押运的人手责令当地政府自行筹备。但是，为什么这个“押送吏”，没有向县署要求准备人手而是自行征用百姓呢？
这其中，会不会有些什么问题？
王晋有了疑虑，但还没有想到其中竟然隐藏着一件胆大妄为的罪行，于是派人招来那些帮助运送粮食的百姓询问，而据他们交代：根据那位“押送吏”大人的吩咐，众人只是将粮食运送到了邻近的交口县城，便被打发回来。
听了这番口供，王晋怀疑更深，“河东道转运使府”的位置可不在交口县方向，为什么会要求将粮食运送到交口县城？
王晋立即派遣人员前往交口县署查访，在交口县令的配合下，内情真相大白：原来，这些粮食在运到交口县后，很快便被贩卖一空，那时，正值交口县百姓缺粮，粮价昂贵，那五千石精粮倒是着实地卖了个好价钱。
顺藤摸瓜，很快，文裕县库几名污吏相互勾结，伪造公文盗卖官粮的罪行被揭露出来。有关人员迅速被缉捕查处，但是审案的时候，王晋发现一个头疼的问题。
这些污吏，对自己所犯的“盗卖公粮”的罪行倒是供认不讳，但是却拒不承认“伪造印章罪”。王晋大怒，给了这些污吏结结实实的一顿板子，污吏们虽然哭天喊地，但也知道私造官印可是大罪，要承认了，那是要被砍头的，于是打死不承认这项指控。
官府的刑罚是非常严酷的，并不是个人的意志可以抵抗，就算单个人的意志超群，但总有承受不住的软骨头存在。严酷的拷问下，一名污吏率先承受不住，吐露实情：印章确实不是伪造的，不过这封加盖了印章的公文却是他们从外面高价买到的。货真价实的“转运使印章”，而且还是一封可以随便书写内容的空白公文。正是因为购买到这件东西，他们才胆大包天地起了盗卖官粮的念头。
随后，另外几名污吏也先后吐口，证明第一个软骨头所言非虚。
王晋闻讯大吃一惊，如果小吏招供是真，只怕这案中还有其他大案隐藏，现在的关键是，必须马上验证污吏们所说的话到底是否真实。
单凭供词，不能推断出这些污吏是否是窜供，要验明真相，还需要铁证。先前，王晋已经让“专业人员”数次勘验印章是否为伪，但是这些人每次得出的结论都是：印章为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王晋将案件汇报给了新任的“并州刺史“宇文成大人，请求刺史府“印局”的协助。
这位新刺史似乎是一位雷厉风行的长官，接到文裕县的紧急公文后，竟然亲自前来询问案情，并立即责成“印局”勘验印章真伪，结果印局几位“老考究“的一致结论是：印章为真。
这样的结论，不仅王晋震惊，就连宇文成都有些变色，如果印章为真，那么堂堂正四品转运使的公章是如何泄露在外的？难道真像案犯所招供的那样，加盖转运使印章的空白公文，竟然可以论价而卖？
这些疑虑，如果欲要寻求解释，可直接向“河东道转运使府”发送公文便可。但是，官场上的事可没那么简单，没有确凿无疑的把握前，如果冒然询问，对方会不会认为你是故意挑衅？再如果，以后万一证明这是一场误会，又怎么和上官解释？
“马上进行’朱墨时续’勘验！”宇文成坚定主意要查清此事。
索秀玉闻言，提醒道：“刺史大人，如果进行朱墨勘定，万一不慎的话，证据可就毁了。”
宇文成所说的“朱墨时续”，也就是查案时一种原始的化验手段。所谓朱？就是红色，就是指这个盖章用的印泥或者说这个印文；那么墨，实际上就是用墨写成的这个字迹。朱墨时续就是来判断“印记”和“文字”哪个在先、哪个在后。通过比对这个，能进一步验证这些污吏所交代的供词，到底是真是假。
宇文成的随从古真然也劝道：“此案细究必定复杂非常，况且五千石大罪，已足足判这些案犯死罪，不如就此糊涂作罢，伪造印章的罪名坐实在这些污吏头上算了。”
宇文成沉默看向王晋，王晋知道这位新刺史是想听听自己的意思，于是坚定地道：“此事如不查个水落石出，不轨之徒或会再行犯事，转运府承担南北调运重责，事关国家气运，如万一出现不可挽回的差错，我辈实在愧对朝廷信任，也无法逃脱责任。”
宇文成赞许地点点头，坚定地道：“出了什么事自有本官担着。”然后下令勘验公文。
“朱墨时续”的办法，就是将纸张泡在一种特殊溶液中，如果说印章在先，文字在后的话，那么由于印文是属于油性的东西，而墨迹是属于水性的东西，两者是不融的，那么先有印章后有文字的话，那么泡在溶液里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墨迹是浮在印文的表面上的。
勘验的结果，污吏的供词没有虚假，印章的确是在还没有写上文字的时候，打在公文上的。
众人却面面相视，有些手足无措。即便是刺史宇文成面对这种预料之中的结果，也是实在不愿意接受。毕竟，转运使可是高高在上的中央直属重官，论级别也比他大着两级，现在要想让案件完全真相大白，就必须向转运使行公文询问，这总有些“以下犯上”的意味。
其实，众人最为担心的还是万一污吏们供词是捏造的，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虽说种种迹象证明这些案犯说谎的可能性不大，但就怕出现概率极小的糟糕可能，到时候，不免影响前程功名。
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忠心”的属下该站出来的时候了。王晋带着沉重的表情开口道：“宇文大人，还是属下来向转运使府上书询问吧，毕竟此案是因本县而起，如果牵连到大人。。。”
宇文成浓眉一挑，怒道：“王大人想让本官出尔反尔吗？本官先前说过，有什么事都有我来承担。再说，兹事体大，也不是你们能承受的，由本官和转运使大人质询，效果应该能好得多。”
王晋本就没有当“出头鸟”的打算，闻言，脸上露出敬服的神情，感动地道：“早就听闻大人爱民如子，想不到对属下也是异常爱护，下官实在惭愧。”
这一句话，宇文成听得很受用，心中高兴，脸上还竭力装出淡淡的表情道：“王大人不须客气，本官所做的不过份内之事而已，本官最见不得一些肮脏龌龊之事，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不查个水落石出，实在无法心安。”
王晋等人又适时地奉承了几句，唯有随从古真然焦急地对自己的主子打着眼色。可惜宇文成沉浸在“清官”“好官”的吹捧中，根本对他的示意视若无睹。不过，就算宇文成理解了古真然的提醒，大概也会不以为然，宇文成的性格便是这样倔强好面子，说出口的话，要想让他不作数，实在太过难为他。
众人议定后，宇文成在吹捧赞叹声中，以自己的名义写了一封公文发往转运使府。
三天后，转运使发来了回答：经过调查，转运使的印章确实是被盗用，但是并没有具体说是被谁盗用，也没有说明案件详情，只是敷衍一般地回复说，涉案人员已被处置，以后不会再出现转运使府的“伪公文”，请文裕县就此结案吧。
这封公文，回复得不清不楚，连到底是谁盗用了印章都没有交代，就直接让文裕县结案，简直是莫名其妙。不过大家都是官场中厮混的“老鸟”，当然明白这其中的症结。
王晋也没指望能从转运府那边得到什么结论，他的本意只是要将伪公文的源头掐灭，这既是对国家负责，也是对自己个人负责，避免以后这桩案子如果被人再发掘出来，自己无法说清楚，反正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结论，至于以后出现什么反复，大可以将责任推给宇文刺史和转运使了。
伪公文的案件结束后，王晋的手段，大大地震慑了那些心存不轨意图的胥吏们。这些人，或多或少，可能都有一些小小的徇私舞弊行为，只要不影响到政府的正常运转，王晋也没有那么多精神去一一查处；但要是他们心存侥幸，胃口大增，贪婪之心不可节制，王晋将再不会允许这些蛀虫存在。
在清理文裕县的积弊时，王晋还查处了一些孙回之辈留下的不正当机构，比如“班房”。班房，本来是官衙中差役们值班或休息的地方，但是在孙回担任县尉的时候，那些“衙虎”们为图方便和有效震慑威吓百姓，竟然将此地方做为临时关押、拷打人犯之所在，渐渐发展出“灰牢”的意思（相当于上个世纪有些县乡私设的“小黑屋”）。
据孙回的爪牙交代，灰牢关押的是“刁民”和“抗粮抗款的坏分子’等等，总之就是良善百姓。衙虎们为图利益，未经县令签押许可，便随意关押人们，肆意暴打，有时甚至闹出了人命。
孙回死后，“衙虎”凋散，但是王晋竟然发现“灰牢”依旧存在，并且顺利过渡为又一个暴力机构。催科征粮，摊派劳役，缉捕人犯，百姓但有耽搁推脱，便被拉来灰牢，惨遭欺打。
王晋愤怒责问负责人，结果那小吏哭诉道：百姓愚钝刁猾，如果不以暴力震之，政府各部门的许多工作都无法顺利完成，设置灰牢也实在是无奈之举。
比如“缴纳赋税”，如果县府不能顺利完成任务，长官的政绩将会被扣掉几分；又比如那些灰色敬钱，如果不用武力逼迫，很多人户肯定不会主动奉上，那么县署众官吏的收入，必当大大减少。设置灰牢，其实最重要的作用还是震慑。
王晋听完小吏哭诉，没有再责罚于他，但还是下令解散了“灰牢”，毕竟这个名号实在不雅。催科的办法有许多种，即便要用暴力，也不必明目张胆地在政府中设置这样一个容易给人把柄的机构，三班衙役大开兼职。而如果像孙回一样，继续保留这样一个让百姓痛恨切齿的机构，就如同为自己树起了一个醒目至极的靶子，恐怕过不了多长时间，“王王八”的美名也就要传遍文裕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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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吏的短缺，让县署的工作出现了不少失误和耽搁，王晋暂时也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这个弊端，只能将精明强干的人员，尽力调到重要的岗位主持工作，以求得重大公务上不出错、不迟延。
签押房书吏温静，被王晋迁为“户曹”主管；王三成为“法曹”主管；索秀玉升为县丞后，主簿厅的一名书吏张旺成为了“田曹”；王晋又在县令签押房补充了几名经验老道的小吏。
此外，王晋签于每日处理的公文太过繁多，过多的精力都耗费在了这些繁文缛节上，于是为自己配备了一名“亲吏随从”。（秘书）
大周朝中，这些手持笏囊（放长官工作手册的袋子）的“亲吏”，就好像现在替首长拎着公文包的秘书。不要小看他们的作用，有这些人帮忙，领导的精力就能从那些考虑细节和格式的公文中脱身出来，将有更多的心思，放在大局观上。
王晋的随从名叫凌淮，一个十九岁的年轻小伙子，很精神，很机灵，王晋对他很满意。再加上凌淮是温静的表弟，因为温家是世代胥吏，因此凌淮耳染目睹，对公务流程比较熟悉，上手很快，给了王晋很大帮助。
凌淮人颇机灵，虽然年纪还轻，经验方面欠缺，但是已能为王晋出谋划策，而且一些想法还是很有思想的，比如对县署堂鼓的控制建议。
前面说过，堂鼓的作用，除了“放衙”，紧急时还可用作“击鼓喊冤”。在文裕县的工作记录中，有这么一段——五月初八日，晴。早起，有击鼓鸣冤者，乃乡民胡步云。其妻梁氏，与其邻梁兆才私通；初七日，胡上城贩米，遇雨，梁兆才以为必不返，遂赴阳台。胡踏月而归，撞破之，立斩其首，故荷男女二首级击鼓赴诉。
此便为典型事例：胡步云杀了人，没有从容写状词的时间，急急忙忙提着两颗人头来县衙门里投诉，便以击鼓方式相惊扰。而按照文裕县署的惯例，击鼓喊冤法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才使用，因为击鼓者稍有应答失误，便要挨上几十大板，所以很少有胆敢轻易去敲它的人。
这个胡步云便是因为对答不利，结果当时任职的白县令要打他棒子。胡步云刚杀了老婆，本就已万念俱灰，投案抱定了必死的念头，却没想到临死前还要挨顿皮肉之苦，顿时大怒，打伤两名衙役，纵身脱逃，至今未归案，造成了县署办案的被动。
凌淮的建议，便是取消对击鼓者的惩罚，并将“放衙”的堂鼓和“击鼓喊冤”的堂鼓分开，造成两种可以区分开的鼓声。这样，既不引起工作中的混乱，又能让报案者没有后顾之忧地及时投诉。
王晋采纳了凌淮的意见，并大大夸奖了他一番，认为他聪明且善于机变，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凌淮聪明却又异常谦虚，这方面他像极了王晋，所以，在为人处事上，他的谦逊和温和性格，为他结交了很多朋友；深得县令大人信重，也没有引起过多的嫉妒麻烦。
县署众人，明面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对凌淮有恶感，不过也不是绝对，伺候王晋的黄小四便对他有些不满，因为凌淮成为长随后，时刻不离王晋左右，为人又很是勤快，颇抢了小四不少“份内工作”，再加上王晋对凌淮的亲切态度，小四产生了一种“失落”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