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时节，谓之“酷暑”，对于怕热之人来说，大概是一年中最难熬的时间。北方的夏天，并不比南方逊色多少，再加气候干燥，置身其中，犹如进入熔炉，挥汗如雨，苦不堪言。
似乎也是因为天气的缘故，整个并州政府系统的效率大幅度下降，下面呈进的公文拖延不决，上面批核的公文又迟迟发不下来。一时间，反倒让下面诸县的官吏们，多了几分清闲无聊的时间。
文裕县署同样无所事事，整日忙碌的王晋突然闲了下来，颇感觉无所适从，正好，他又是一个异常“畏热”之人，于是百无聊赖下，最近喜欢上了去友人的庄园避暑。
人没有不喜欢享受的，以前的王晋，之所以刻薄自己，无非是公务繁忙，心思都已经放在了最重视的事业上，哪还有多余的精力去胡思乱想骄奢之事。现在，日日清闲、无事烦扰，加上又是身居高位，巴结奉承之人多如过江之鲫，王晋也是热衷应酬交际之人，于是便趁此机会，结交一些当地的名士望族之辈。
在文裕城西门外十里，便是远近闻名的避暑胜地——“龙泉沟”。此处三面环山，青山绿水，渺渺轻风，吹散酷热，是一处极佳的天然避暑场所。
当世，民间有“歇伏”一说，就是炎热的时节出去避暑。平头百姓们，一般也就只能爬到山坡，找一树荫绿盛之地躲避酷热；而那些大富之家，却因地制宜，在“龙泉沟”修造了避暑山庄。
在这些庄园中，最出名的便是唐家避暑山庄。
唐氏的家主叫唐放，比王晋长十余岁，却是个精明厉害的经商老手。唐氏百年基业，数代相传，到了唐放这一辈，家业更加深厚。唐氏以经营粮食、皮毛生意为主，在文裕、武陵、交口等县拥有很大的根基。
孙回横行文裕县时，以敲诈勒索富商巨室为能事，但也不敢轻易招惹唐家；而唐氏也明智地避免和孙回有所冲突，甚至为了避免矛盾，唐家曾将生意的重心从文裕县撤出，放到了武陵县。
直到王晋打死孙回，整顿本地商业后，唐家敏锐地看到有商机存在，这才搬回文裕，并和县署进行了几次良好的合作。
在百姓眼中，唐放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大商人；在官吏眼中，唐家是一个能紧密联系政府并能积极配合政府有关政策的经商豪门，而其实，唐放和王晋的关系，远不止这么简单。
王虎成了一名隐形的“官商”后，便和唐放有过几次愉快的合作。王虎通过对政策的掌握，能得到外界之人无法得到或无法及时得到的“商业良机”，而后，将这些“机会”或低成本得到的“生意”，转手给唐放，唐放再以正当经营的手段，从中谋取不菲的利润。
三个月前，县属“常平仓”里存有3000石“谷子”，粮房书吏向县令王晋禀报说，这批谷物已放了两年多，部分已经霉变，应该贱价处理掉，再更换3000石新谷进仓。
按仓法，新旧粮每两至三年更换一次，既然发生霉变，自然需要更换（有些官员甚至将好谷也充坏谷卖）。新粮由“田曹”负责征收，而旧粮只是有些陈旧，还可食用，当然不可能就此丢弃。于是，这桩“处理旧粮的生意”最后落在了王虎手上，然后王虎转手给了唐放，由唐家的粮店最终处理旧粮。
这看似简单的过程中，却有着巨大的利润存在。不提过秤中的“缺斤短两”，王晋没有允许哥哥在这个方面投机取巧，而只是利用政策中合法的“规则”，一倒手，便取得了常人可能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利钱。
其时的粮价，一斗新粮大概8０文，但朝廷规定，政府仓库新旧粮食更替时，旧粮只能卖50文。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官员肆意抬高价格剥削百姓；另一方面，也是国家体恤民情，希望“接手”的商人们能大发慈悲，适当降低粮价。
这份愿望是好的，但“贪利”是商人的本性，再加上最近几年粮食吃紧，价格已经提了不少，商人们拿到旧粮后，完全可以混上一部分新粮，稍“粉饰”后出售或加工成副食产品，便可得到新粮的高价。一斗新粮赚30文，一万斗新粮便可暴利30万钱，而3000石乃是三万斗，算算其中的利润，实在让人咂舌不已。
不过王虎和唐放两人没有得到那么大利润，原因便是王晋坚持要将霉变的一小部分粮食处理掉。最后算下来，王虎以大概60文一斗得到旧粮，以70文卖给唐放，唐家又以80文甚至更高的价格出售。
这个过程中，王虎并没有出面和唐家接触，一切的交易，两家都以“中间人”的形式进行。不过唐放对此心照不宣，他自然知道王虎才是真正和自己交易的“上家”，县令王大人更是幕后的“大老板”；而王晋之所以让王虎选择此人为“下家”，也是考虑到对方有足够的背景和实力，这样的人，做事沉稳谨慎，不会短视，不会鲁莽。
在经过几次愉快的“私人合作”后，王晋还请唐放这个财雄势大的商人，帮助县署解决了一些棘手的“经济问题”，两人便正式有了接触。打过几次交道后，两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感觉彼此话语很投机，一些见解和思想非常接近，自然就成了朋友。当然，惺惺相惜不假，但归根结底，这份友谊，主要还是建立在互相有利用价值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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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避暑山庄占地辽阔，假山水榭、小桥流水，更有那红亭晚楼，整夜丝竹沉醉。园中有一湖名曰：乘风凉湖。泛舟其上，以酒食为东道，作牙牌、聆听马吊诸戏，白堤青舫，争相斗曲，随意流连，置酒属客，递为消暑之遣。
当然，王晋喜欢去唐家庄园的原因，并不仅仅为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