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人的努力下，文裕县的农业经济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王晋还不满足，他认为虽然自己的一些政策表面上搞得热火朝天、天翻地覆，也为自己博得了赞誉和政绩，实际上，对农民来说，暂时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农业生产毕竟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如果不坚持下去，不继续发掘更多、更好的刺激和改良办法，得意忘形，暂时的成效转眼便会成空。
索秀玉半是奉承，半是敬服地道：“大人为民之心，吾辈实在汗颜。惜本地农产荒芜已久，欲要清理，必定耗费太多精力，望大人保重身体为好。”
王晋诚恳地谢过索秀玉的关心，这段日子，他确实是忙坏了，十多个乡里，今天到这个地方视察、训导，晚上又会连夜赶到下个乡里，准备明天的“讲演稿”和督察工作，有时，甚至还需要亲自下到田里，和农户们耕种庄稼、聊天攀谈，切实了解百姓想法和所需；如果县署有重要公务，又必须急急赶回去处理，不说其间过程的耗心费力，就是山路上的颠簸，也让人极为难受。
所幸，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大部分基础工作已经做完，不能说以后可以高枕无忧地等待收获，但确实是可以不用再四处奔波了，也就是度过了最艰难的第一步：建设期，进入了第二步：维护期，以后如能维持好现在大好的局面，收获的时间，也不会太遥远。
新作物的培育、田地土壤的治理告一段落后，王晋并没有将农业方面的工作完全抛下不管，而是采取了任命得力人员专职主管、自己遥控的办法，进行有限度的“政府干预”。
这里说的干预，是良性的“干预”，因为农民毕竟在某些方面欠缺足够的见识和眼界，需要“专业人员”的指点和督促，再者，官府的一些好政策，也能促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比如，王晋为了保护劳力，禁止一切非公的徭役摊派，并同时减少公事中的摊派数量，为农户保留足够的壮劳力。而在以前，衙门里有工程要摊派，地方上过公差要摊派，礼房修建校舍要摊派，团练使编练武装要摊派，工房督修城垣要摊派，粮房库房起造仓囤要摊派，来一任官员去一任官员，举行欢迎或欢送仪式，也要摊派；还有迎接“圣谕”更是大的摊派。
如果，单纯看分摊在每个百姓头上的徭役，可能并没有多少，但是实际上，因为很多富户和富裕农民、商贩，会通过缴纳钱物的办法，逃避服徭役的义务。因此，最后这些林林总总的力役、杂役，会集中摊派在那些贫困的农户头上，而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便是种田，如果徭役的时间正好赶在农忙时节，便会耽误农业生产，极大地影响他们的生活。
举一个例子，便能看出这些农户承担的徭役是多么繁杂。按照习俗，迎接“圣谕”需要笙箫鼓乐、吹吹打打，以营造出一种天恩浩荡、全民同喜的情形，而且照例还需要有和尚道士一起来凑热闹，如同做“水陆道场”一般。
可惜文裕县却是一个偏僻的小地方，王晋也是个节约务实的人，不可能因为每年不过数次的迎接圣旨事务，便专门组织一个恭接圣谕的“乐队”，铺张浪费。于是，这些事情通常便会请来那些“农户艺人”，以“服徭役”的形式完成。
话说，今年入夏的时候，小皇帝过十二岁生日，朝廷派来一位“宣告使”，到并州来传达小皇帝过皇岁并实行大赦的“圣旨”。到了文裕县宣讲的时候，王晋赶紧让人请来民间艺人和和尚道士们，充当欢迎的阵容。
但是，在恭迎的过程中，王晋发现有个光头和尚位置站错了，这不应该是久经阵仗的和尚应该犯的错误。幸好，“宣告使”并没有发现不妥，敷衍了事地宣完圣旨后，便急忙躲进了凉快的厅房中。
事后，王晋找来那名光头，责问他是怎么回事。光头在酷热的太阳下，站得已经有点头晕脑胀，此时也顾不上惧怕县令大人的威严，发牢骚说：俺本来就不是什么劳什子和尚，年初已装过‘文宣王’了，现在又差来当‘和尚’，还没轮到俺服役的时间呢。
周围的人听了无不笑疼肚子，原来这家伙竟然是个假和尚。
王晋随后责问负责此事的小吏，才明白其中的内情。原来，文裕县历来便缺少红尘方外之人，以前遇到这样的事情，通常需要到并州城，高价恭请那些庙里、观里的“大师”们来文裕县充当临时的欢迎嘉宾。
而王晋担任县令后，一向勤俭朴实，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下面的官吏们，不管是真心佩服他的作为，还是有意奉承巴结，都会自然而然地注意“节俭”。所以这个小吏才会为了节约下一点钱，从当地百姓中寻找了几个家伙充当假和尚陪位。
从这个假和尚的事情上，可以看出当地百姓服徭役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王晋便是顾虑于此，因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摊派准则”，尽量避免在那些非公务的项目上摊派徭役，即便是无法避免的摊派，他也希望能尽可能少地占用人手，尽量合理地安排时间，以错开农忙时节。
在纯粹以“人力”为工具的古代农业生产上，只有保证足够的人手，才能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
而当年文裕县农业的丰收景象，也恰恰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这一点。虽然，能获得丰收，是很多因素综合的结果，但要是没有足够的劳力，根本不可能取得如此成果。
王晋在农民交田赋的事务上，也做了开创性的改革。虽然这份改革，是建立在他长期的印刻在百姓心中的威严和良好声誉的前提下，不过，最后能畅通无阻地执行下去并顺利完成，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和困难，也是王晋之前想不到的。
在以前，官府“催粮征科”，通常需要组织派遣大批的衙役公差，下到乡里，通过半强制性的手段，向百姓征收催要。很多时候，遇到一些刺头人物，衙役们不免要和对方发生一些激烈的争执甚至争斗。
从每年征收田赋的时候，县署的监狱，总是被那些拒交粮食的“刁民”挤得满满当当的情形，便可看出，这是一份非常艰巨，非常不容易完成的任务。
但是，今年王晋的改革手段是什么呢？他竟然只在县衙外面的“八字墙”和各乡里、各里坊的“公文壁”上张贴了一封“催科征田赋”，上面写上交粮赋的日期、名单、数量，然后规定了截至的时间，不派虎狼吏胥下乡催欠，换句话讲就是征赋归征赋，但不放“虎狼”出来。
对于王晋这番做法，县署官吏，有的反对，有的赞成。赞成的不免巴结拍马之辈，也有些是真心爱护百姓，不想虎狼衙役们趁机在下面兴风作浪；而反对的，倒大部分是考虑到这个太过温和的办法，只怕对愚钝的百姓行不通，虽然朝廷力主“教化、仁慈”为先，但百姓愚鲁刁猾，只怕未必会领王大人的情义，反而会认为衙门软弱可欺，更坚定逃避税赋的决心。
王晋却不这么认为，虽然农户确实有一些刁钻狡猾的习性，但他们总得来说，是一群胆怯、淳朴、温顺的群体，并不是不知道感恩和识时务的愚蠢之辈。以前，孙回横行霸道时，当地百姓实在被虎狼差人们的催科整怕了，而现在，自己表示出足够的善意，为他们所想，他们当会感动和尊重；再加上，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威严和良好声誉，也将是百姓感恩戴德的一个考虑因素。
那么，为什么王晋会执意让农户主动到衙门交粮呢？这当然是有莫大的好处，而这个好处，第一收益的乃是县署，减少了人手开支，不必再派遣大量“差人”下乡公干；但是最大的得益者还是农民，让农户主动将钱粮缴纳到衙门，由几位长官亲自监督，避免了那些公人小吏们，下到乡里后借机盘剥百姓。
对于百姓所受的苛刻刁难，王晋自前些日子和那些老农们交谈后，深有体会。每年催科征粮的时候，这一刻便是吏员、衙役、仓斗级胥吏等大逞淫威，上下其手的时机：任意克扣份量、指名额外需索、肆情责打辱骂或设法刁难讹诈等，种种手段，不一而足。
老实巴交的种田人视“纳田赋”如同过鬼门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某农民有自耕田若干亩，按簿册上要求，应该交秋粮两石，届时一家大小你推我挑，把粮食送到了催科差人们指定地点。先得排队，这会儿便有“做公的”跑来寻衅，吆喝斥责，调戏妇女，无所不为；好不容易轮到你交赋了，吏员抓起一把粮食，说是太潮湿，压秤砣，马上便给你一个折扣；到了过磅时，仓斗级和秤手们，又在量衡器用上玩手脚，这又是一个折扣。
这一来你就完了，眼睁睁看着粮食被收走，簿册上却留下了“拖欠若干”的记录。拖欠又该咋办呢?按告示规定的期限来指定地点补欠，过了期限后，书吏啦、差役啦，就更不客气了，一起来你家催科。倘嫌人手不够，连三班衙役亦得带人纷纷出动，那一番骚扰折腾，更厉害了，可真是“鸡飞狗跳，鬼哭狼嚎”。
最后，粮也收了，人也抓了，到的牢中，如果没有“孝敬钱”，免不了又是一顿板子伺候。这类种种，便是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缘故，王晋暂时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前，只能让农户来县署交粮。在自己眼皮子低下行事的话，小吏们应该不会太过嚣张。
当然，属下的顾虑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征收粮赋，历来便是地方官员最重要的考绩之一，朝廷有严格的规定：限期完解钱粮。过了期限，非但得不了政绩，严重时还要革职议罪。正因为此，王晋才提前张贴告示，并将最后通牒期限设置得早一些，如果到时征收不够，还有充裕的时间灵活变通。
当然，他也考虑到可能会有一些“刺头”顽抗到底，如果真的不卖自己面子，那么自有狠辣雷霆手段等着这些刁滑之辈。
但结果却是让包括王晋在内的所有人，都有些吃惊欣喜，百姓们的配合和顺利的程度，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料。过后，有“监察御史”上书密奏朝廷曰：观临近数县乡民之朴实，唯文裕县独佳，每期交赋役，只需令农户姓名贴于县门，而百姓争赴交之，无有违者。疑虑问之，曰：“无他，感怀王县令大德之恩，不敢不从。”
王晋的本意，本只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减轻农户负担，却没想到由此竟然能为自己赢得更大名誉，直到朝廷颁发下来嘉奖圣旨时，他才有些悟通了一点那些官场老鸟经常说的一句话：真正的好官，既是能为百姓做实事，还能利用这种实事的效果，为自己博取更大的利益。
这一年的年底，文裕县还发生一件奇事，在寒冬时节，当地竟然下了一场毛毛细雨，而且降雨范围只限制在文裕县境内，更奇的是，天上掉下来的这些雨水，味道是甜的。此时，便有那德高望重的乡老士绅之辈站出来，摇头晃脑地道：这些是天上降下来的“甘露”，表示本地不仅风调雨顺，而且政通人和，是有“大贵人”在照应着文裕县。
至于这“贵人”是谁，自然就有更好事者宣讲出来：贵人便是王晋王大人，因为主官贤德，百姓爱戴服从，所以天降甘露以彰之，这是极喜之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