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龙五年（799年）一月，王晋等人回到了文裕县。
虽然告假近两个月，但县署积压的公务并不多，一是因为正值年节，朝廷自上而下的事务都少了很多；二是县署有索秀玉、崔斯立等副长官留守，一般的公务他们可自行处置。
再一个原因便是因为此时的人口远不如后世多，加上民风淳朴，且王晋懂得适当放权，县署的政务并不繁多；不过说是民风淳朴，其实是百姓不太愿意和衙门（政府）打交道，一般遇到什么事情，总是找德高望重的士绅乡老私下解决，除非遇到重大的事情，才不得不求助“父母官”。
正是因为此，王晋便将一些不重大但琐碎的民事纠纷，委托乡里有德学、且为民众所敬重的长者配合自己共同处理。这里讲的“配合”和“共同处理”，其实就是他自己当甩手掌柜，让乡老们先行处理完后，再交给县署审核裁定。如此这般，便大大精简了衙门公务，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不再占用政府资源。
不过交给下面士绅、乡老、里胥们一定权势，有利也有弊，很可能一些心机狡诈之人，会从中徇私舞弊、为非作歹；或者他们自认为公平、公正的处理决定，也可能会有错误。这便需要负责最后审核的县署这一关，要认真地把好关。
这次，王晋回来后，先将紧急的几件朝廷公务解决，然后所做的首要事情便是审核下面递交的“处理报告”，结果，便从中发现了一件很让他恼火的案子。
这件被乡老们轻描淡写处置的事情是这样的：说是槐树乡有个叫江伯儿的非常孝顺之人，因母亲生病，割胁入药，服之不愈，又祷于神，许愿说如能使母亲病愈，愿杀子以祀。后来母亲病好了，他果真把一个已有三岁的儿子杀了祀神。可这算是“孝”行呢，还算是恶行？知悉内情后，族老士绅们吃不准，不过感怀他的诚孝之心，暂裁定为“虽嫌愚酷，情有可原”，拟罚他服苦役半年以示惩戒。
这份“处理报告”递交县署后，凌淮便觉得乡老的处置有些欠妥，依着王大人的性格，绝对不会附议。于是等王晋回来后，禀上的第一份报告便是这件事情，王晋果然大怒，道这是“凶杀之案”，长者之辈何敢自作主张，又气愤地说：“本是父子天伦，百姓无知，迷信昧心竟杀其子，此乃灭绝伦理之惨事！责令严办！”
于是下令将江伯儿逮起来，审问后供认不讳，先打一百杖，然后经上面审核无议，发配南海之岛充作军夫。
这件“愚孝案“后，王晋对下面放权开始谨慎起来，严格规定了乡老们可以插手和不可插手的具体事务范围；并严责他们，即使看似再微小之事，也需认真细致对待，倘若发生差错和过失，也会按照事情的严重性，查办有关人等的责任。
不过总的来说，由社会威望人士，协助政府管理教导民众，确实能够取得单纯由县署不能够达到的效果；而且还能节约公务人员，提高办事效率，将官吏们的主要精力从繁杂而琐碎的民事烦扰中解脱出来，从而更好地去解决朝廷颁布下来的重要公事。
所以，因为政绩优秀而多次被朝廷和刺史嘉奖时，王晋总是认为那并不是自己能力过人的缘故，只是善于合理安排“政府资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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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王晋偷懒当了“甩手掌柜“，但并不表示他对治下百姓完全放任不管，相反，王晋很注意观察和收集民众的所思所想。
在专制制度下，平民百姓是一个非常胆小、懦弱的群体，所以有人曾将他们比喻为“绵羊”。因此，王晋知道，正常情况下，以自己“官人”的身份去接触他们、询问他们，未必会得到真实的反映，于是公告说：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说给本官听的，不管是好的、坏的，赞美的、批评的，检举的、保荐的，都可以张贴在衙门外的“公文墙”上，以让本人看到。
在公文的后面，还强调一句：但不许诽谤朝廷，有敢犯者以重罪处之。这是因为王晋不希望自己下辖的地方，成为对朝廷不满者的温床而生出诸般是非。
上面所说的“公文墙”，便是衙门外面的“八字墙”。俗话说“衙门八字朝南开”，衙门所以要朝南开，为的是天下官署建筑都有坐北朝南的讲究，以此体现尊贵；而八字的来由，是因为按照制度，所有官衙的大门左右，照例要分列两道砖墙，沿门侧呈斜线往左右前方扩散开去，转折成一30度的角，刚巧像个“八”字形状。大门敞开不闭，砖墙似乎也变作了两扇门板的延伸，这就成了“衙门八字朝南开”的由来。
设计出“八字墙”，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为了张贴官府的“文书”、“教令”、“告示”、皇帝的“圣喻”。如《严拿逃凶逸犯示》、《禁止地棍骚扰示》、《禁止土妓流娼窝匪示》等等，一方面是传达朝廷和上级官府的谕示；另一方面是是张贴本县长官发布的告示或禁令。因为“八字墙”宽广显目，很方便民众阅读和引起注意。
从上面可以看出，以前，“八字墙”的目的主要是张贴政府公文，百姓偷偷张贴上的那叫“揭贴”，是要被严厉打击的，而现在王晋竟然允许民众贴上意见、建议和想法，颇让人有些吃惊和怀疑。
疑虑下，大部分谨慎的人便旁壁观望，而有些胆大包天之辈或者对王晋异常信任之百姓，便试着偷偷张贴上自己的一些想法，结果，王晋很快就依他们的建议做了回复，并照样张贴在“公文墙”上，以让公众看到。
当然，这个过程中，还是免不了有些浑水摸鱼、胡言乱语之辈，虽然他们的言论没有触及“底线”，但不是言之无味，就是纯粹凑热闹瞎起哄，王晋暗中派人警告了他们一番，这是为了避免纵容下去，出现一些不好的现象，同时也是为了避免鱼虾混杂，破坏了自己的本意。毕竟，他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启发民智，主要还是想获取一些百姓间的信息，做到心中有数和便于管理。
后来，王晋的这个办法，确实取得了他预期的收获，不过施行时间久后，却产生了一个谁也没料到的副作用：那便是因为“欲所言”的百姓渐渐多起来，需要张贴的东西太多了，其后，衙署大门前那一堵正对着大门的“照壁”，也被派上了公告栏的用场。因其处于可供通行的衙前道路上，更方便大家停足仰观，故有后来居上的趋势，而这个从前威严肃穆很少有人敢停驻的“照壁”，却也因为被百姓“宠爱”，而备受糟蹋。
不久后，县署的公人们便发现“照壁”下面，满地都是些牛粪污物，这满地牛粪驴尿，却正是乡民牵牲畜进城，路过衙门观看告示和揭帖后留下的“纪念物”。无奈下，王晋只得让在远处的广场上专门开辟一处地方，作为栓牲口之用，规定衙门前不得驻留牲畜。
除了“收集民情”外，王晋也注意和百姓的亲近和互动，他常常参加一些当地的风俗活动，与民同乐。比如“乡饮酒礼”就是一项很能促进官民关系的习俗。
这里说的“乡饮酒礼”是一种古俗学礼，每年初春、仲冬县署都会邀请乡里各路贤人和普通百姓，举行非常隆重的仪式，以示对知识、人才的尊重，不仅有“劝化民风”的作用，而且是官府和民众接触交流的良好机会之一。
饮酒礼仪又分为：迎宾、洗爵、行拜礼……等等十二个步骤，由县署官员充当“主人”，由贤者、能人做“嘉宾”，普通百姓做“观众”。
正式饮酒的时候，先是要由“主人”恭敬地敬嘉宾和观众一杯，然后“宾客”将酒杯举在腰间，向“主人”鞠两躬，“主人”作揖还礼后，“宾客”再慢慢地将杯中的米酒喝下，为了表示对“主人”的尊敬，杯里的酒还不能全部喝完。随后，由嘉宾带领大家包括主人，齐声朗诵《关雎》、《鹿鸣》等《诗经》中的名篇。整个仪式持续近一个半时辰，12个步骤才能一一演示完。
其中，“乡饮酒礼”对于服饰也是有严格要求的，普通观众要穿过节时穿的“喜服”，衣裳不整者会被禁止入内；嘉宾穿长袍儒服，手捧古籍；而作为主人的官员，必须穿只有参加祭祀、宴享、朝贺、拜表等重要典礼时才用的“朝服”（也就是现代的礼服）。
大周的官员，一般有三种制服：朝服、公服、常服。因为“朝服”是出席典礼时的穿戴，照例要有许多光灿夺目的装饰，以示隆重，这些饰物叫“法物”法物越珍贵，代表身份越高贵。
除了法物外，身份的高低还以“朝服”和“公服”的颜色和纹饰区别尊卑，这就是“满朝朱紫贵”一类句子的出典。而王晋现在是从七品县令，按照“朱、紫、绯、绿、青”五等排列，他应该着装为“绿色”。
而“绿色”还远不能称为身份高贵，这是王晋的遗憾，也是很多低级官员的遗憾，在平遥县的时候，王晋常听县令李翱吟一首诗：“出身三十年，发白衣仍碧。日暮依朱门，从未染袍赤。”，这便是感慨自己入仕数十年，却远远没有踏入重要领导层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