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述到，关于文学的讨论非常之多，不同时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不同命题。本作重点进行的三个讨论“矛盾”、“无用”、“价值”则是在20世纪以后才逐渐兴起的。随着西方的东西引进越来越多，中国学人对古典文学的挖掘越来越深，现时战火对国家的摧残越来越猛，这三个带有明显西方特色的词汇在遭遇本土文化后带来的激烈碰撞，曾引起了至少有三代人的不懈讨论，到今天都没个结果，留给我们、我们的下一代到整个21世纪的人继续去做。为什么没有结果？因为它们时刻伴着我们的生存，时刻质疑我们的生存。文学与人究竟矛不矛盾？文学对于我们究竟有没有用？文学的价值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就像我们对“文学”这两个字本身的提问一样，没有人能够一口给出答案。而大多数人其实注意力根本不在这里。在西学对中国人从未知到慢慢深入再到融会进中国文本的过程中，这几个词先是西方的学人提出，中国人贯通它们，并注入本土灵魂，才有了近现代过来那几个非凡的时期。这个过程是太不容易了。引用钱钟书的名言“中学西学，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是完全适合的。用中国的思维方式去吸收西学骨子里的这套东西，眼看是很难的，会遇到极大的技术阻碍。却在学术之上，从内里将其贯通。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出现技术错误，而且一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而牵扯到一代人到几代人甚至几百年的文化延续问题，但他们做得太好了，中西学术极为契合的在中国获得了同一，获得了使中国在20世纪的战火中恢复文化活力的契机，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而在本文中要提到的“无用”一说，是在这个过程被讨论得最多的文化争议之一，直到今天都继续在影响我们的文化观。甚至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莫言，都立即抛出这个“文学无用”的观点。而从事写作和文化研究的人，就更逃不开它了。不同流派、不同时代的人在讨论它，在自己创作的时期都有深深的感受，文学在现实生活中是多么的无用。什么用文学还原生活，什么文艺从生活中来，什么文学是产生其它社会科学的基础，什么……这不都是扯淡的腔调吗？我们都能看到那些厚厚的著作集，你却能说它们与上面这些口号似的东西出于同一道理吗？叶嘉莹整理老师顾随先生的讲义著作《中国古典诗词感发》的价值在哪里？书中说的很明显“做饭吃饭洗衣这些事情是很难与诗词挂钩的”。现在，这些问题又留到了现在，供21世纪的人在文学开发的道路上左思右想，百思得其解。
书读得多了，问题想得深入了，建议得到多了，会有几个总的问题在脑子里定型，然后通过它们往下细分。这几个在一己的思考中发生的总的问题虽然不是社会问题的全部，却能使我们个体拥有清晰的判断能力，通过它寻找自己要去解开的答案。而多一个人有了这种思考，社会就多了一个方向，多开辟了一条道路。把它们都集合在一起，就成了我们所有人都向往的大同社会，人人自得其乐、自有其业的社会。现在我先来说我的总问题。其实当“矛盾”、“无用”、“价值”这3三个讨论一经列出，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它是这样的：同一个事物在不同创造力的发现中，会被提出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语境。而当这些语境并列到一起，你却看不出来丝毫问题，欣然接受。并在深入它们之后得到更新的理解。在这里，“矛盾”、“无用”、“价值”3说本来就是抽象的，毫不相干的。在它们还没有被提出以前，世界知识的开发是不是另一个水准？而当它们同时进入了文学的讨论，你会感到它们却天生契合在这里。但这每一项的独立所指却是朝向完全不同的3个方向。这个总的问题决不是在文学上体现，甚至不只是在学术上、知识上有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日常交际中都有深刻体现。而至今我还没有找到相关学说很好解释过它。那些冗长的、繁复的理论分析长篇下来你根本看不到你要找的那个东西，也根本无心去记忆，还很浪费阅读时间。我还是到现实中去找，用眼睛去找，或用笔去找。时间越长，写得越多，阅历越丰富，这个总的问题在我的理论思路中扎得就越深。
比起“矛盾”，“无用”所指就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方向了。这个词的使用也早已不是文学上的了（或者说它不过是从其他领域引用过来的）。在<语法的构建>一章中所列举的几大文学方法或者已经对此点到。“无用”即有‘消失’之意，指文学在方法上的消失，也指文学从社会公共讨论中的消失。但不全是‘消失’。“无用”还代表一种先期的东西，也就是还没有开始就灭亡了。这是指文学行为在政治先导、历史主线的强迫中消失。无论什么时候，它都不处于社会主潮。我们看到，即使是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些轰轰烈烈的文学变革，通过文学变革带来社会主导的控制，其实都只是以文学做方法而要去达到一个政治的、社会的目的。这些人从来不是纯粹的文学人物，单纯如巴金这样的作家，扛起了中国文学在20世纪的一面大旗，却从不参与政治斗争，也从来不是中国社会在发展中最有发言权的那一批人。无数具有智识的人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但他们同样无奈表示，无论怎么做，都改变不了文学已经在历史发展中定型了的地位，它之于人的作用的发挥。所以伴着这样的争议，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主线、世界历史主线都证明了它，“文学无用”的说法在这个世纪愈演愈烈。
今天，在重金属、重工业、轻工业与文化产业无限发达的经济中国当下，享受在麻醉的快速浏览的文化状态中，愿意进入严肃文学批评，静下心来读理论书籍的人真正是少得可怜；甘愿坐冷板凳，投入到研究当中且一干就几年、十几年到几十年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且不说那些关于“时代缺少大师和领路人”的声音半真半假，也不多说流言飞语对这些人的侵蚀和灼害，我只想问在大气候如此的环境里，你去那里盼望大师的出现？出现了又怎样？是不是站这么一个人出来文学在21世纪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就会有翻天覆地变化？变化了又怎样？其实又如所有人知道的，文学从来是有用的，从来是人类智库，是人类在物质生活满足之后从来去到的精神领域；而在崇尚时尚生活的今天，文学虽然隐性但作用也极为突出，因为它在社会变迁中已经在各个领域有了角色的变化和使用方法的改变。能为我们所感觉到的，不是精锐人物、群体的个别时尚行为、参与，而是在传媒、复制浪潮如火如荼的今天，通过文学手段演绎出的时尚快感。这些东西与严肃文学批评毫不沾边，这些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中年人也无暇投入砖块般的典籍。“文学无用”的论点也就越来越鲜明。我从不否认在当下历史条件中“时尚”一词已有了被广泛复制和接受的可能，并且已经成真，成为主流。它内中所包含的元素充满活力，这些忙于时尚行为的人也根本无心去到读什么典籍，他们是坐不住的。然流于时尚、聚光灯下的灿烂烟花和万众翘首的时尚作品，与在我心中以构筑的伟大人格、行迹，相差太远了。请问，张国荣与张国焘算不算一回事？巴萨与巴金是不是一回事？
放在这里，也正如前文所说，在他们各自领域，仍然拔尖。这种拔尖更体现“文学无用”观点的确凿，这种拔尖更体现了文学被时人抛弃的确凿，同鲁迅在晚年抛弃尼采出于同一动机，同一结果。然无论怎么抛弃吧，你所创造的一切财富，从事的一切活动、行为，最终都仍然跟文学有关。中国太大了，中国人太多了，中国文学传统太悠长了，随国力与综合实力、外交能力的不断提升，这片市场无论再怎样闭口不谈它的传统、它的历史，去到了国际交流中，文学的习惯、方式其实仍然贯穿我们每一个人社会行为的始终。“文学无用”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谈它，都在用它，这个融入我们通过一己之思维而行动的每一个环节的“看不见的工具”，帮助我们解决、即将解决当下、未来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大的、小的、突发的、偶然的、微不足道的、波澜壮阔的。而我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我从未相信“文学无用”。我时刻在用它，无论现在的写作、交流，无论进行其它活动都要潜意识用到它。但是，大家别说，我同样也会有这种失落，经年从事写作和文学活动，“文学无用”的确是那么确凿。我也不得不承认。
以上段落是我揪着“文学无用”，这篇文章的标题来回论述的。大家也都猜到了，是啊，这种论述还是比较笼统的。“文学无用”这个现在随诺奖落户中国而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本来就是所有接受中国教育的人关注的。无论你今后从事什么行业，进入什么领域，文学作为打基础的时候的必修课，都必须经历。所以它不只是在本文提到，本作中阐述，也从不是我第一个提出对它思考。在我经过、没经过、关注过、交流过的许多文学的、非文学的讨论中，都提到了“无用”一词。它其实是许多人在此驻足时最关注、最想融通的问题之一，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都想在这里发言、著述。斗胆，不知道在未来的努力中，我是否能提出一个解答的方法（还不敢说能解答它啊），为所有人对文学的看法提出一个更清晰的轮廓。而与我同时、比我早很多与即将进行这一努力的也大有人在，学院派与非学院派同时上演的文学好戏，绝不输于我的写作。我想我只是要尽这一份力，达到的最终目的即使不是为多数人理清它，我也希望为我自己寻找答案而努力。
下面，我要做的是简单列举和梳理20世纪过来经过的“文学无用”的一些讨论，和这些流派自己的文学成就。“文学无用”这一已经大白话的提法是这个世纪初年才产生的，所以列举当是从这个世纪开始；而为何会分出很多文学派别，为何会你争我吵？其实这也正是我在前文中说到的，不同时期、知识背景的人在时间的推进、新生事物到来后一定会带来不同。借《邓小平文选》的著名论断“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还是从五四以后写起，虽然这个时间点之前文学在使用上就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民间使用尤其如此。然“文学无用”的争论必须从20年代以后才好开始。这个时间段以前还不甚激烈。
这些名称、派别、人物，大家都应该有印象。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本、选本都提到过它们，但肯定不全。因为文学毕竟不是历史主线；到了大学以后，随工作与社会接触的越来越频密，这种积累与记忆对非专业学生就更有限了。别说新近的文学常识，就是以前的积累可能都忘得差不多了。在社会生存和就业压力到来的前提下，这种文学上的使用更无从谈起。现在我再来简单列举它们，肯定不全，一是本文、本书的写作需要，二就是再带着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从小接受的文学教育的课堂内容。
因为不止是流派不一样，文学体裁的使用也对“文学无用”的争吵影响很大。再加上当时文学人物的政治倾向，加在一起使派别之间的争吵就更刺耳。众所周知的文学与政治差异极大，这些从事写作、经营写作的人在政治选择中都陷入过两难。但随着眼前局势的动荡，一大批人早已投笔从戎，使这些仍然捏着笔杆子的人游移自己的决定：究竟该奔赴国难还是闭门做学问？请不要拿现在的眼光和已经写完的20世纪历史来评判他们当时的选择，“文学无用”的讨论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中愈演愈烈，直到今天都还在被我们反复讨论，反复失落，再反复地去重新认识。而正是这些被公开了的行为，不仅推进了我们的文学观、国家观，更从他们的历史性开拓中得到了新领域的知识，找到了自己、自己国家未来的发展路径。在乐观写出了以上论点后，我会惊讶告诉大家我的认为：“文学无用”的讨论还有这么重要吗？无论我们怎么看待文学事件、行为，我们在今天、在未来都将生活在文学的状态里，作文、说话都是我们人之为人、生存发展的必要手段，所以“文学无用”的讨论哪还重要呢？
泛泛谈论之后就是要说出这些人物、流派和鼎盛时间段了。五四先锋过来就已经分出了阵营。这批闯将大都倾向政治活动，即使他们在文学专业内都已经登峰造极，但国难当头，唯有政治途径能够救国的事实还是使他们决定略微让文学靠边，无可奈何也无可厚非；在这些人身后，则是一批文学、国学领域专精的顶级人物。即使国难再危，他们选择的路径却不是冲锋陷阵，也不是什么“曲线救国”这扯淡的腔调。引导中国人从战火、颓败中走出，不仅是从古籍、古迹中挖掘国家还不能灭亡的理由，更是要在废墟中重建自信。这几拨人走在完全不同的道路上，更多人投向了政治参与，只有这极少数人走到了人迹罕至的地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这都是发疯的表现。然抛开他们，再看看留在历史影像中当时中国普通民众的面孔，惶惶然面对大厦将倾、外族入侵的事实而不知所措，这一大群还未脱离旧社会的惶恐又要面临国家在危难中不知道朝向何处转型的人，那真是无法与已经在找寻中国前进方向的一批人相比了。虽然这人群还是算庞大的，并且随着时间推进继续涌现新的代表人物，但比起那四万万众，真的是凤毛麟角。正是他们，在从军、从政、从文、从理的方向上果断抉择，不仅将“文学无用”的讨论推到了顶点，并将接力棒留给后人，更将中国从百孔千疮的历史漩涡中硬生生拖了出来，为它找寻通向希望的道路。此时的中国政治、军事活动实在比文学上这些看似惊涛骇浪的什么历史变革厉害多了。政治也始终是五四过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然在这缝隙中，由那批人引领的文学活动仍然强力进行着，我们在今天能读到的关于“白话文学”的大量论述，其实也都是那个时候完成的。正是他们、它们将“文学无用”的争论引入了历史的时刻。这其间不同背景人的加入，不同文学倾向、政治倾向的人的加入，让“无用”这两个字也显出了极富魅力的特质，文学看上去并不是“无用”，不过是无法具体作用到我们的现实操作后，为引领我们走入另一扇看到希望的大门的一步步石阶。而这个石阶可能比锅碗瓢盆、枪声炮声更来得轰隆，更来得刺耳了。
五四以降，政治之外，专举南社与新月两大文学派别来说“文学无用”。相比于新月，南社诗坛朝向政治的脚倒是迈得更开一些。又要说一个题外话了，这个派别在语文课本里都提及得很少，哪怕是选读课本我也记不清哪一年级的学生课本中做过详细介绍。两派代表诗人、作家的名字倒是有，但我相信不是特别用心的学生不会在意去记住他们，更别提要去说出他们的背景、作品特点等了。是啊，在今天的社会生存环境中这些究竟有什么用呢？还有一个题外话，这两派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文学路子，使用和定义的题材也完全不同。需要你自己去读并参加讨论。他们的文学成就对我们在今天的使用、工具条件都有很大影响。希望我在本书中的写作能为大家提供这个阅读的路子吧。
柳亚子以降，南社的文学体裁多奔向革命活动。换到今天的语境，南社是一家公司，以写诗造句为业，生产诗句再打广告和招商来吸引读者购买他们的作品？这真是无稽之谈！混账东西！去到国将不国的历史局面中，他们的作为只在于使国家更好，民族意识复苏。而在今天如火如荼的中国经济、世界经济疯狂复制、滥造背景下，享有顶级资源的人的确在为现实世界创造顶级财富，而低层次人只能是为生活在考虑经济改善，要本事没的本事，学也学不像去打着旗号生产东西为自己捞金，他们才是常将“文学无用”挂在嘴上的那群人。南社诗坛自30年代火热开展文学事业以来，即使不正面参与政治、军事斗争（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第三路线”），也在中国革命版图上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以柳亚子、苏曼殊两位大家为代表，在整理中国古籍，编写中国古典文献，考订中国历史缺漏，开创新的题材与提出新的历史命题上，都留下了自己卓越的功勋。但时光陡转，这些事情在今天都已经过时了。两位大师的名字被提到的也越来越少。文学和学术在世界主潮的涌动下，虽然仍然是一大批世界学人群体奔走推动的事业，然现在还能随口说出他们名字的中学、高中学生、教师已经越来越少。“文学无用”在经过历史的几次淘汰后，真的成了无用了。南社的文学历史也只是停留在课本里、文献里，在当下连个人创作、写作中都很少提到它们。如今这个命题已接近油尽灯枯，基本上找不出新意。随着20世纪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在本世纪的完全匿迹，它们只剩后来的人追忆的旧照片，纸泛黄了，煤油灯也烧尽了。
相比他们，新月派倒是更具活力，留在历史中的记忆也更青春，甚至到了今天很多人都在继续读他们的诗作、创作，都在传颂他们的事迹。代表人物就更多了，这群人带着理想、幻想、浪漫和纯真进入文学，比起血火连天的南社文学，他们倒是一尘不染。卞之琳、徐志摩、林徽因、何其芳为代表的诗人群体为当时留下经典，为后来留存佳话。徐志摩、林徽因与印度诗哲泰戈尔的相逢被认为是20世纪民间交往的典范。这一群体同样具有深厚的文学基因，家学也极为厚实。他们的文学作为为后来的我们开创了新的体例。而我们今天所运用的话语方式、习惯的文学题材乃至对城市、生态的看法，基本就从他们这里开始，再也不能往前追溯了。为什么？因为在他们以前的文学是真的无用了，死气沉沉、憋死人的腔调让人昏昏欲睡；而在他们完成了写作后，这扇大门向后来的我们开启了。如今的年轻人、美丽的中国青年，使用的话语方式，洋溢在脸上的微笑，都不自觉朝向新月人。他们跟南社几无往来，却从事同一时代的文学活动，并在自己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做得越来越好，令后人神往不已，那么美好的时代。“文学无用”这四个字的争论现在来到他们这里，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仓皇失措。而比起南社的历史基本结束，新月的影响和文学痕迹直到今天依然留在我们的生活中。
除南社与新月，延安文学与陪都文学在建国以前都为20世纪留下了厚厚的一笔。他们已经不像这两者有具体的人群、派别和方法了，那是两个集群，每一个集群中都有特殊人物、代表人物，是他们在同一时期、同一地点进行的各自文学活动加在一起被后人给予了同一个名称。我们不仅要感谢他们，也要感谢近年的文化、文学研究者们，是他们的思考和作为让我们对历史有了更准确的把握和使用。
这就又有点像上面说“矛盾”、“无用”、“价值”的完全不同的方向放到同一个模式里却那么合理，在20世纪年代不长的这段时间，几大文学风格、文学思维在交叉进行。他们的主题不同，背景不同，宗旨不同，却在这个年代形成了有机的协同和互补；他们之间交叉很少，且活跃时期也不同，然在未来的延续中又都有过一些交叉。延安文学与陪都文学的活跃时期接近，又承接了南社与新月两大文学群体的活跃时间。但到了这里一切都不同了。他们的主张更鲜明，创作风格也完全改变，在同一个组织、不同背景文化人物的合力下，在已接近使中国政局改变一个方向的前提下，这些作品不仅有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且在继承五四浪潮后为中国文艺奠定了一个基础。而这个基础，在这两大文学时期为历史定型后，已经被后来的人无限制重复谈论、使用，即使新意不再，它的历史意义仍旧远大，还将影响我们后来的人。它就是：白话文学运动。五四一批人在写作中已经提倡了这一写作，但他们仍然脱离不了文言的框范。过了南社，尽管提倡革新，但这个影响还在；而到新月就好很多了，文言的习惯已经被逐渐改掉，他们创造的题材和写作风格不仅脱离了那种束缚，且延续到了今天，这很了不起了；而在这里说到的延安文学与陪都文学，则完全与文言、八股告别。这些文化人物大都受过西学影响，或在欧洲求过学，或在本土受西方思潮影响很深，他们在写作、言行中已经完全摆脱旧社会的影子了。在这里，“文学无用”才在理论上奠基——今天的文学使以前的文学无用，后来的文学又将使今天的文学无用。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望文生义的成分，也就是“文学无用”是不是这么解释的？文学本身就没有什么作用，它与我们的实际生活相差很远，关联很小，就是口头的东西，一门写作的技术，它本身的确没有什么用。也正如我前文说到，正如那些伟大的前辈对它做过的评价，它是石阶，是通向“扯淡”最高境界的工具（按照今天我从各行各业忙转于实际工作人那里得到的答案）。从新时期的文学使用上来看，延安文学与陪都文学的确留下了厚厚的一笔，他们的作为逐渐也让新月派的文学历史无用了。在官场生态、革命心态笼罩下的两个年代接近文学群体的作为，到今天都在讨论的中国官方生态文化里都有显现。这同南社、新月两派人所走的文学道路、开创的文学题材截然不同。也正是在前面“文学矛盾论”中提到文学进入社会所产生新的矛盾在历史的环境中稳定后出现的新的写作方向、领域。今天我们生活的社会、地域环境其实都或多或少有那时候的影子，有历史辐射，也有承接。无论是富有见地的有识之士的意见，还是普通民众对当下生活的不满，潜意识中的思维其实都来自于这两个时期的文学遗传，而不是南社和新月了。
延安文学与民族情节、爱国主义息息相关。这个自中国古代就遗传下来的具有广阔社会凝聚感的东西，在抗日、第二次世界大战阶段自然而然成为了当时立志救国的中国人的第一选择。这些人受过优良国内教育、西学熏陶，在大是大非面前通事理、晓是非，为民而作、为国而作成为在特殊历史情况下的第一方向。在历史已经写完，历史事件、人物的时间已经完成的情况下，我们能读到、听到非常多今天的人对当时的评价。延安文学不仅成为几代人的回忆，在中文类、中文历史类专业也已经成为了独立学科，供人研究。的确，它是近现代中国极具代表的一段文学历史，足够与古代文学爱国主义相媲美。这段历史之珍贵，与任何中国古代时期的爱国文学行为一起驳斥了“文学无用”的观点。而在今天如火如荼经济复制的社会滥潮中，还会有多少人能够清醒看到这一点？
时间极为接近，但风格已经明显不同，群体表现也不同了。承接的时间不过一两年，却也多少带着今天更清醒、更无奈一批人说得很直白的话了：文学是为政治服务的。今天的重庆人也都在进行这样的讨论，特殊历史背景条件中，一大批顶级文化人在国难的感召下赴渝创造经典，为这块重武轻文的土地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们走了之后，这里的文学创作又继续荒凉了。陪都文学与延安文学又有极大不同了。外族侵略历史已经结束，国内战时格局正在形成和改变，国统区的文学活动应与时局紧密相联。实际情况也如此。而这批作品想来要比前几个时期、群体的创作更具历史价值。我们又都在讨论，五四一批人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才达到创作上的顶峰的。例如巴金的《寒夜》、《憩园》，早已成为文学经典，直到今天仍然被我们讨论和使用。他们的创作使五四以来几大文学主潮、支流都显得过时，都显得无用，这个价值就太高了。但又说回来，文学创作说到底还是在纸面上，中国的政治主线、历史发展主线并不因他们而有改变。
在“文学无用”中我列举了五四以来四个中国文学的主要代表群体、时期，关于它的争论在本作中也就基本结束了。除了我，学院派的那些论文、著述在这上面依然很多。但同样要重复说一句，在经济大潮迅猛的今天，真正读文学的人很少，看这些论文的人也少。我还是想问，江边静静品尝的普洱茶中，是不是一样拥有文学的韵味？卡拉OK厅里供人欢唱的摇摆是不是深含西方文学的影子？余秋雨先生近来才有文章《品鉴普洱茶》，希望大家能读一读，应该在贾平凹所编的散文杂志中。文学，从不过时；文学，拒绝“无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