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在我国的文学传统里，其历史是悠久的。但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去看，中国文学史与世界文学史在某一领域却似乎难以对接。比如对待散文的态度就不一样。散文在中国文学史里一直被当成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而在西方，从古代文学史到近代文学史，基本上都不把散文列入—这从杨周翰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和朱维之、赵澧主编的《外国文学史》都把散文摒于其外可略见一斑。比如古希腊文学，就只罗列并详解希腊神话、《荷马史诗》，还有古希腊的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等。至于希腊城邦民主制时期（公元前8至5世纪）和希腊化时期（公元前4至2世纪）的许多名家的演说辞、史实记载、哲学论辩等似可归入散文范围的文字，文学史一概不录。德谟克拉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哲学界，不管是米利都、爱利亚、智者等学派，还是早期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等人的著作，都没有进入文学史范畴，而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狄摩斯梯尼的《第三篇反腓力辞》等堪称精彩的散文名篇，更没被提及。还有如英国作家毛姆，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但他笔下的散文随笔所达到的高度，却极少人去做系统研究，至于16世纪法国的蒙田这类几乎专事散文创作的作家，更被文学史家们所忽略。
在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设立至今的100多年里，散文获奖者可谓寥寥无几，几乎全被小说家、戏剧家和诗人们瓜分。屈指数来，好像只有1902年德国历史学家蒙森的《罗马史》（一译《罗马风云》），1908年德国哲学家奥铿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一译《精神生活漫笔》），1927年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创造与进化》，1950年法国哲学家罗素的《婚姻与道德》（一译《西洋哲学史》），1953年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一译《不需要的战争》）等寥寥几个属于例外。
上述几个例外中，《罗马史》显然是一部史学与史论的述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创造与进化》《婚姻与道德》等三部则明显属于哲学或社会学著作，只是因它们行文精彩，所以才由普遍的社会喝彩转为评委的青睐。
允许散文类作品进入评奖渠道，不仅仅体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宽容，更是进入现当代后，社会对包括广义散文概念在内的“大文学”概念的认可。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一译《不需要的战争》），基本上可算为真正以本体散文作品的资格获奖—但窃以为，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除涉及军事与历史外，难道就没有所谓的“政治意义”在其中起作用？
相对而言，散文在中国，地位要高得多。当然，这也和中国文学史上的情形紧紧相扣，很难想象，如果中国文学史也学西方文学史的体例，把散文摒出去，那么整个文学史肯定要逊色很多。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历史散文、诸子散文、骈体文与散体文的分合交融，没有唐宋古文运动和唐宋八大家以及所谓的“韩潮苏海”的造势，没有晚明“公安派”的“三袁”小品，没有现代五四白话运动和二三十年代小品文的勃兴—也就是说没有鲁迅、胡适、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朱自清等人在散文上的成就，整个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将单薄很多，苍白许多。
说到这里，自然就得弄清散文的概念。散文有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之分。散文的广义概念泛指一切具有实用记录或事态记述的文字形式。散文的狭义概念也叫散文的本体概念，指与文学史上的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相区别或相对应的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五四时期前后精彩的“小品文”当然也是指本体散文。
所谓散文文体流变，讲的就是由广义散文向狭义散文流变的历程。
中国散文勃兴于春秋末到战国时代，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翼崛起，造就了中国散文天地的空前兴盛。
历史散文，顾名思义实则为历史著作，如《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它们首先是以某段历史记载的面目出现，但在记载历史时，它们也有文学散文的诸多特征。诸子散文指孔子、墨子、庄子、韩非子、孟子、荀子等名家著作，当然也包括记录诸子言行的文字集纳（如《论语》），诸子百家的兴起是春秋战国这一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有产物。
无论是历史散文还是诸子散文，如从具体的作品篇目看，它们或许可以分属于哲学作品、政论作品、军事作品或论辩词。中国早期文史哲不分家，所谓六经皆史，史著亦文，诸多名篇既是堂堂正正的史学，又名副其实地进入哲学和文学。中国文学史不能少了它们，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甚至中国军事史，也都不能少了它们。
再从文学体裁方面看，战国时诸子文体已基本齐全，所谓“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清章学诚语）。岂止如此？如果从作品最初的传播方式看，连朋友之间的书信、呈给朝廷的奏折、向皇帝告状（打小报告）等，都因不乏精彩或者引起震撼而进入文学史中。如出自司马迁之手的书信体《报任安书》，它既是对专制淫威的声讨，也成了人在逆境中发奋进取的宣言书：“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宋朝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说得雅一点是“上书”，其实也不妨可以视之为“告状信”，“告状信”何以也成为文学精品？因为作者在作品中喊出了“夫三尺童子，至无识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邪？”可见具有爱国意识和道德力量的强劲文字，不管出现在什么文体中，皆可使作品成为名篇佳作。
中国散文史往下发展，还有盛行于魏晋的骈体文，唐宋两代古文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唐宋八大家、宋代山水游记、晚明金陵公安派小品文等，均可圈可点。
我国古代的散文从最早的“文史哲不分家”发展到渐渐以具体的文体形式加以固定和区分，于是似乎从唐宋以后，历史著作一般不再列进文学史。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很多文学史的版本就基本不提了，为什么？那时的文学形式主要是诗和词，话本也开始出现了，也就是说，面对着表现社会生活的多种文体，对于镶在历史著作中的佳篇，文学史似乎觉得再也没必要去把它们圈进来了。
五四前后白话文兴起后，散文的成就可说非常令人瞩目，它与小说、诗歌、戏剧等门类相比哪个成就更高，圈中人见智见仁。胡适、朱自清都认为散文成就很高，最权威的是鲁迅的定评：“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但，散文一方面发展繁荣成就高，另一方面却仍被当成“准文学”，只能“敬陪末座”。就连大家朱自清也哀叹散文“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发展，散文当然也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文体，最有代表性的是杨朔、秦牧、刘白羽、孙犁等。应该说他们的作品都有个性色彩—尽管在尊崇大主题方面是相当的统一。新时期文学开始后，杨朔很快就受到非议，有人批评他的文章虚假、矫情且都在“抄自己”—即“杨式”散文形成了写景、抒情、说理、升华等固有模式，这在《茶花赋》《荔枝蜜》名篇代表作里尤其明显。
新时期文学的早期基本被小说垄断，散文没太多起色，只有一些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后的过来人，用回忆文体去抒写往事，既无创意又缺激情，只有类似祥林嫂般喃喃不休的倾诉，应该说价值不会太高。进入90年代，散文的自由品性似乎才逐渐被真正开掘。尤其是网络出现后，“发表”的方式不再仅仅囿于纸质报刊，问世的渠道多了，前所未有的多元意识，通过无拘无束的文字得以阐发……
历史不断前行，散文也仍在流变，至于在流变中还会出现新的问题或新的困惑，那差不多也是可以预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