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前，一个六岁的小男孩，一只小手牵着妈妈的衣襟，一只小手领着弟弟，在尘土飞扬的大地上，满怀着幼稚的迷惘和困惑辗转奔波在中国辽阔的疆土上，终于在海峡那边的台湾岛上落土扎根。
弹指一挥间，三十八年过去。
一九八八年，大陆的众多记者云集福建厦门，怀着异常激动的心境仰首企盼从香港飞来的班机。那里有一批不寻常的来客—台湾致力于两岸统一的著名的专家学者大陆访问团一行三十余人，冲破台湾当局设置的种种藩篱，终于如期抵达。当他们刚下飞机踏着大陆的土地时，不禁热泪夺眶而出。数不清的照相机抢拍下这一历史镜头。
这是第一个台湾学者赴大陆的访问团。
副团长兼发言人尹章义，便是那个六岁的小男孩。如今，他已是台湾辅仁大学史学系教授、台湾文化界的知名学者。
从一个历史镜头到另一个历史镜头，多么清晰地表现出历史的逻辑。然而对于一个个体生命来说，他却要付出多少困苦和艰辛！他成了历史微不足道的一个音符，可是他又积蓄了巨大的能量，满怀着冲腾的意志吹响了抗议的号角。
几乎在赴大陆的同时，尹章义的又一部书《抽浓烟喝烈酒大声抗议—台湾历史与台湾前途》出版了。这部书集中表达了他对台湾和大陆的深刻关怀与思考，同时也展示出他在现实和未来的生活历程中的坐标。
一
“我很高兴我生长在一个充满挣扎、充满活力的时代。有一些原以为是与生俱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人们挣扎着去解决，终于发现这些问题终究可以解决—只要人们不停地挣扎。”尹章义这样说。
早在尹章义在辅仁大学史学系作学子时，他就被中国分裂的现实深深地困惑着。台湾岛上“戒严”和“反攻大陆”的生存手段和目的，扼杀了多少仁人志士！而大陆上的“解放台湾”和“极左”的政治理念，同样也造成“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惨痛局面。虽然课堂上教授们总是把“史学以求真存真为第一无上要义”，但也仅仅是课堂上的口号而已。尹章义随着学问的成熟，亦随着史学工作者使命感深刻的自觉意识的增强，开始身体力行将这个课堂口号化作所向披靡的社会实践。这种进取的治学风格，使他立即发现，它是能够对于我们生存的世界产生贡献的。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尹章义有感于若干台湾文学史的研究者在论及史实以及文学史的时代背景时，常常有悖史实而驰聘于个人想象的现象，发表了《台湾意识与台湾文学》一文，“尽力把平日对台湾史的了解铺陈出来”。而在此之前，他已应台湾新庄镇长郑余镇先生的邀请撰写了《新庄发展史》。这部书可以说是尹章义治学的第一个转折。“完成这部书后，我突然发现，只有研究台湾史，才能与吾土吾民结合”，他说。自此，他停顿了史学史的论文，转而开授台湾史课程，在致力台湾开发史的同时，他还积极投入社会活动，将台湾的现状与未来走向纳入自己的研究课题。
尹章义做起学问来有一股非凡的拼命精神。例如撰写新庄史时，他一头栽进堆积如山的故纸堆中，以每天十六至十八小时的工作量，废寝忘食地写了一年。但对台湾史的热情却使他的这种干劲始终保持了下来。他说，正是这种研究，使他第一次感受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踏实感。
那个时期，为了维护台湾史的尊严，他不得不走向社会，向扭曲历史的权威挑战。搞历史的学者都知道，替历史人物翻案，除了需要扎实的学问作底，还需要极大的勇气。尤其对那些已被加封了政治光环的人物，往往被偶像化而不可动摇。然而尹章义却以史学家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的气概，一一将他们揪到重新评价的审判台。这里既有被当局肯定的人物，也有被反对党人士奉为抗议象征的人物。例如他重新检视丘逢甲、罗福星参与抗日的史实真相，也考察了林茂生在日据时期的媚日言行。这些长期以来被不同的政治立场所神圣化的人物，被尹章义当仁不让地撕去了被添加的种种面纱。一些被淹没的、真正值得纪念的人物，则显露出来。他勇于踏出校园，关怀乡土、批揭荒谬，因此得到学子的尊重。可以说，历年来台湾岛上的种种论战，如陈中和、林少猫忠奸之辩，台湾建省年月之争，台湾大学创校史论辩，赖和、陈敏参之平反，苏南成拆除左营旧城是非之争……尹章义都置身其中，舌战群儒。
不断犯忌的尹章义在学术上果敢立言自成学派，很快被学术界所接受。众多的台湾县、市、镇来人请他撰写地方志。新店、泰山、彰化等台湾地方志均由他撰写完成。每撰写一部地方志，都要掌握大量的史料。尹章义所带的研究组的研究人员常多达五十余人。由于他治学风格严谨周密，同时又极讲效率，使凡跟他一起从事研究的年轻人都愿意长期跟他一起工作。因为他们从他身上学到了真正的本领。尤其当他们在整理的大量史料中发现能推翻伪史的材料时，那种欢欣鼓舞的气氛犹如在盛大的庆典之中。经尹章义研究史料小组工作磨炼出来的年轻人，只要一提曾在他那里工作过，没人不另眼相看。
尹章义先生的史学生涯显然和他个人的经历有着不能割舍的关系。生于动荡长于硝烟，身在台湾根系大陆，耳濡目染分裂的中国现实，每日怀着无比的厌恶却又无奈地听凭统治者的摆布……他在这样的生活里不能不在历史中寻求慰藉。越读越感兴趣，甚至在当兵时还用班固等人的史书做枕头。他曾立志做一位史学家。他崇拜司马迁、班固的治史风格，并将两人的长处及短缺之处作了深入的比较。他气贯长虹地要集两位大史学家的长处于一身。
勤奋的劳动总会带来丰硕的成果。他挥洒春秋笔，在短短的几年内，已出版了十余本专著、近百篇学术论文或评论等。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和极其缜密的治史风格，尹章义迅速奠定了自己在史学界的地位。
二
用生命治学研究掺杂着苦难与欢乐的吾土吾民史。沈潜传统、重视原始史料，不把台湾史孤立研究，兼顾中国、亚洲历史。
“治史让我寻得安身立命之所，生命与学问相结合，精神气度不虎虎有生气也难。”
这是尹章义很有个性的自我坦言。
治史者，担起历史重负是责无旁贷的。戮穿谎言史观是一方面，立言立行更不可忽视。自一九八七年起，尹章义往来奔走于东京、台北之间，不求报偿地为台籍日本兵向日本政府与国会争取赔偿，同时亦是争回一份因历史错误所丧失的正义。
在大声疾呼要为“二·二八”事件平反后，尹章义又为老兵返乡探亲事大力声援。当这一切已造成声势之后，尹章义便早已转移到新的疆场。“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尹章义安身立命的新店碧潭“万山千水楼”内，容着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下五千年的空间。他实在有做不完的事儿。
正是这种胸襟使他自一九八七年起，不时将目光的焦点移到大陆来。在他看来，台湾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被一种“砸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脉牵扯在一起。这血脉就是大中华的历史文化。它将细胞的基因顽固地、不可动摇地植入每个中国人的体内。从某种意义上讲，狂哮台湾要独立的那些岛民，实际上是那些最清楚自己是中国人的人。从心理上讲，是历史上中央政府的无能导致的臣民的反叛。反叛在世界各国都有，不足为怪。但要闹独立出中国，是万万行不通的。尹章义就要从历史文化里大做文章，从根基上动摇台独的基础。当然，对于有着博大的历史胸怀的史学家来说，这并不能完全覆盖他探讨整个中国文化的目的，他着眼的是中国的未来。
一九八八年大陆访问考察之后回到台湾，他立即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刊出名为“没有幻想，只有无知”的文章。主要表达了自己在大陆的观感，同时针对长期的两岸隔绝以及刻意的丑化、贬低的宣传，造成了百姓普遍的无知的现象，大声疾呼去实地考察。紧接着，他又应YOP青年总裁同盟之邀，去演讲“统独”与大陆的投资问题。在那次演讲中，他提出“企业家无祖国，资本无国界”的哪儿有钱赚就上哪儿去的理论。演讲结束那一刻他提出口号：
“中国大陆是好市场，去晚了没份儿！”
于是掌声雷动。申宝集团总裁陈田钰、殷琪，非常支持他的观点，并邀请他找时间作第二次演讲。这足以表明尹章义的观点在台湾引起的重视。
特别是近两年，尹章义穿梭般往来于大陆和台湾之间。为了澄清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区域的生活和文化资产共有的渊源证例，他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尤其今年以来，尹章义平均每月赴大陆一次。五月，过度的紧张劳累与奔波使他不幸将右腿腿骨摔断。即使这样，他仍然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到大陆来实地考察并收集资料。他拖着糊着石膏的断腿，背着大包，以难以想象的毅力，采访并考察了闽西、海陆丰、惠州，甚至潞河县的深山老林里，他都一丝不苟地按计划一一访到。六月，他又冒着雨季带来的种种不便，与杨祖君小姐一起继续跋山涉水，再访福建。连续十余天的豪雨使道路极其泥泞难行，甚至乘汽车也只能每小时行二公里左右。尽管如此，他们两人还是到了街溪、潮州韩公祠，又徒步走到开元寺，然后赶到山头的达豪城（古代与台湾往来的重要海港）……
尹章义先生侃侃而谈，当然很辛苦，很拼命。但比起收获来，这一切便不在话下了。每谈起这几次考察，他都会眉飞色舞地给你讲述他探访到的人和事。你听着那些事，也会感到它们都是这个民族的某段历史的十分贴切的佐证。例如他访到一个叫张澎湖的中年人，这个人的父母打鱼时刚好在澎湖生下他。像这样在金门、马祖出生的海峡两岸的渔民还很多。事情看上去很平常。但却充分说明这片水域的一切始终是两岸人民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产，亦是他们共同的生活资源。而两岸隔绝以来，以这些地名命名的普通百姓，因害怕无端的加害，纷纷改名。直至两岸的气氛略有和缓，他们才纷纷将名字还原。
“这一切表明，历史上海峡两岸的往来是很自由的。这是一个自然的生活圈。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的隔绝状态相对于历史的过去来说，是一种退步。”尹章义断言，两岸的这种荒谬的现实，迟早会被发展和进步的历史潮流所取代。
“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又举例说，“我们在福建的采访，一路都有台湾在大陆做生意的人的帮助。他们不是提供交通工具就是提供住处。我们聊得当然也很深。据我所知，台商在大陆赚了钱，很少有人带走。他们一般都是扩大再生产，作长期打算。商人们为什么敢这么作？他们本能地就知道，中国只有走开放的道路才不会被历史淘汰。作为台湾人，到哪儿做生意也不如在大陆做生意来得放心，明摆着，都是中国人，迟早要统一，还是早在大陆扎根为好。你看，这就是民意。”
也许正是尹章义这种走出“象牙之塔”、积极参与社会的治学态度，使他一扫史学界缺乏道德勇气、温吞儒弱的秉性，而能振臂宣称：
“历史真理，站在我这边！”
六月下旬，我又见到这位鼻下留着一撮八字胡，外貌颇似鲁迅的台湾学者尹章义。自然，我们又聊起他的研究项目。他的大陆文化资产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科目，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多次到大陆共搜集各类资料百余万字，研究报告三十余万字，还有四十余万字的专题研究亦脱稿，真是神速！想想，这是多大的工作量！我知道，每次来大陆，单他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各种资料一项，便要起早贪黑地耗去他很多精力。何况还有很多的其他工作。若没有相当的毅力和才智，如此庞大的研究项目是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他说：“当然仅靠我一人是无法完成得这么快了，杨祖君她们都在拼命干，同时也必须感谢我们辅仁大学的校长李震博士。作为台湾的私立大学，很少给教授以留职留薪去搞授课以外的项目的，可对我却破了例。在历史系已经有了一位休假教授的情况下，又批准了我的学术休假。这次来大陆前，他让我作为他的特别代表，问候他在大陆的老同学、老朋友。我知道他这番美意蕴涵着很多的内容。集中的一点我以为可以理解为—台湾知识界支持海峡两岸走向大一统吧！”
接下来他又十分兴奋地递给我一份材料。说这是他最近策划的一部电影的摄制大纲。只见第一页的大标题赫然写着—
《邓小平—中国的变法图强和统一运动》
看罢提纲，我知道，尹章义教授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冲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