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逃亡途中的流产
粤军司令是广东军阀陈炯明，年轻时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他和下属都是华南人，说粤语。袁世凯死后，孙中山联合陈炯明在广州建立南方共和政府。社会改革见效之后，陈炯明更关心的是偏安一隅，而不大关心解放全国的长远目标。相反，孙中山则一心想要率领南方军队进行北伐，统一全国，因而把行政事务委托给一些没有实际能力的人，导致广东省局面混乱。陈炯明感到如果去南京建立政府，会丢失他在华南的根据地。孙中山多次命令陈炯明率军北伐，陈却举棋不定。最后，孙决定亲自率领北伐大军，留下陈炯明和部下“照看”广州。
孙中山在宋庆龄的陪同下，于1922年5月6日离开广州，北上韶关，指挥雇来的部队。护卫孙氏夫妇的是一支五百名忠诚的国民党士兵组成的卫队——国民党当时所能掌握的真正作战力量也就这些。宋庆龄则毅然同行，将生死置之度外。
但孙中山一走，广州立即陷入陈炯明部队手中。他不费一枪一弹就接管了孙中山的权力。而留守广州的国民党领导机关无能为力。蒋介石同其他人从上海获悉这次“下政变”，急电孙中山，请他先“巩固后方”，再行北伐。孙中山却没有采纳。
5月25日，孙中山觉察到情况危险，便把军队留在前方，携庆龄和随身的警卫迅速返回广州，住进山坡官邸。他眼见陈炯明部队占据了周围的有利阵地，急电在浙江的蒋介石：“十分危急，千钧一发，祈速驰援。”
6月15日凌晨2点，孙中山接到一个电话，立刻叫醒仍在熟睡中的宋庆龄，让她立刻收拾东西一起出逃。原来他的部下接到情报，说陈炯明的军队将要来进攻山坡官邸，如今当务之急就是逃入永丰舰，在舰上指挥，进可扫平叛乱，退可逃离危险海域。
此时宋庆龄已怀有身孕，行动不甚方便。她恳求孙中山说：“你先走吧，跟我一起的话，肯定要拖累你。你放心，陈炯明的军队不敢对我一个妇人家做什么，他们的目标是你。只要你安全了，我也就不至于有什么危险。”
孙中山起先不肯答应，强逼着宋庆龄换上便服和便鞋。经过宋的再三恳求，他才答应说：“我会将卫队的五十名士兵全部留在府中护卫你。如果情况不对，你可以在他们的掩护下前来跟我汇合。万事一定小心。”说完，他只身逃出。
宋庆龄坐在床边，仔细听外头的动静。此时依然是一片寂静，远处传来海浪的声音，还有夏夜昆虫的鸣叫，一切都同以往的夜晚并无区别。她久久没有听到枪声，猜想孙中山可能已经平安逃出，这才把心放下些。
约莫半小时之后，突然一声枪响划破了夜的沉默，随后就是一阵乱枪的扫射，屋子的玻璃破碎，墙面纷纷剥落。一个卫兵跑进卧室，低声说：“孙夫人，叛军已经占据了山头，居高临下向这间屋子夹击。请您出来，我们会护卫您离开。”
宋庆龄从容地跟随卫兵进入安全区域，低声问：“伤亡情况如何？”
卫兵说：“四周漆黑，看不出敌兵，我们的小队暂不还击。但是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枪声一直延续到黎明时分。卫队开始用来复枪和机关枪与叛军对射。但是叛军却动用了野炮，向官邸疯狂进攻。一枚炮弹击毁了孙氏夫妇的澡房，碎片横飞。卫队伤亡近三分之一，但其余人仍然奋勇作战。到了八点，卫队的军火几乎用完，队长下令停止回击，保留几盒子弹等待最后的决斗。
看此情形，陈炯明是杀红了眼，一心想要置孙中山和宋庆龄于死地。再留下去会更加危险，所有卫兵都劝宋庆龄上舰和孙中山汇合。两位卫兵和孙中山的侍卫姚副官长带着些零碎，保护着宋庆龄在地上循着那桥梁式的过道爬行。
这条过道两旁立起了夹板，之上有流弹的飞鸣。偶有一两枚会贴着匍匐者的头皮飞过，令人心惊胆战。等到了夹板被击毁的地方，没有了掩护，只能一鼓作气飞奔而过。两个卫兵护着宋庆龄先过去了，等到姚副官再前进时，一粒子弹射进了他大腿。他叫喊一声倒在地上，血流如注。两位卫兵立刻转身去抬他。不知过了多久，四个人才走完这条危险的过道，进入总统府的后院。半小时后，一枚炮弹击中了过道，顿时来路被切断，交通断绝。
姚副官被抬入屋中包扎伤腿。宋庆龄眼含热泪，似乎不忍心看他剧痛之状。姚副官反而安慰她说：“将来总有我们胜利的一天。”
前去侦察的卫兵回来说：“这里附近都是民屋，回击不便。但是有很多乱民，我们可以等局势平静一些后，混在人群之中溜出去。”
四人立刻找了些村夫民妇的衣服换上。但是从八点到下午四点，枪弹声仍然没有停歇过。流弹从屋旁扫过，屋子不断被损坏、坍塌。直到四点，侦察的卫兵带来一个口信，说一向保持中立的魏邦平师长派了军官来商议停火条件。卫兵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确保宋庆龄平安离开。但是对方军官说不能担保宋的安全，因为这是他们的官长陈炯明下的命令。正在说话之时，突然屋前两层铁门被攻破，敌兵一轰而进。卫兵的子弹已经用完，正要束手就擒，却看到那些游兵散勇拿着手枪刺刀，先抢去了他们的包裹，然后就开始挑拣争夺各种值钱的东西。趁此机会，宋庆龄和卫兵混入人群中逃跑。幸而她头上戴着姚副官的大草帽，身上又穿着孙中山的雨衣，一时没有被人认出。
到处都是在抢劫的敌兵，逃难的居民。东曲西折的巷道两旁横列的都是死尸。宋庆龄紧闭双眼，不敢多看，由两位卫兵一人抓住她一个肩膀扶着前行。她心里已经下了决定，万一被俘虏了，就请卫兵立刻将她枪毙。
正在这时一队兵从小巷奔出，立刻对他们进行射击。三人立刻匍匐倒地。一卫兵轻声耳语对她说：“别动，装死。”幸好那些敌兵急着抢夺财物，没有前来检查他们的身份。三人在死尸堆里躺了一会儿，又起来逃命。宋庆龄几乎腿软不能行走，被拖着前行约半小时后，枪声渐稀，他们看见路边一村屋，便躲藏进去，暂作休息。
屋中的老大爷担心受连累，要赶他们出门。但宋庆龄却支持不住，昏倒在地。卫兵连忙泼冷水，扇风，让她振作一些。刹那间，枪声又在屋外响起。一个卫兵出去应对，另一人赶紧关门，不一会儿，屋外又安静下来。屋里的卫兵凑在门边听了一会儿，报告宋庆龄另一个人也许已经中弹殒命了。
就在这当口，卫兵拾起装菜的菜篮，再次护送宋庆龄离开。这回，他们总算安全抵达了一个同志的家中。看见宋庆龄逃了进来，这名党员十分惊讶地说：“陈炯明已经到我这里搜查过了，这里也并不安全。你们要小心些。”但是宋庆龄此刻已经再无力气逃跑了，只能歇下。
通宵枪炮声不断，宋庆龄虽然已经极其疲劳，却始终没有合眼。半夜时分，她突然听见战舰开炮的声音，惊喜地叫来卫兵说：“那是孙先生的永丰舰上的炮声。他安全了。”想到这里，宋庆龄突然又有了力气，第二天一早她仍化装成村妇，联系一个老朋友为她和卫兵寻找到一条小汽船，搭船前往岭南，住在友人家中。
在河上，他们看见几艘满载抢掠品及少女的船只被陈炯明的军队运往他处。后来才听说陈炯明在到处搜捕相貌年龄和宋庆龄差不多的妇人。他们刚离开广州，借宿的友人家又被搜查。而宋庆龄已经平安登上了永丰舰，和孙中山先生见面。
这次分别虽然仅一天多，但却犹如死别之后的重逢，两人都感慨万千。孙中山在确定宋庆龄没事之后，十分焦急地问：“肚子里的孩子还好么？”宋庆龄脸色苍白，低下头去，按着肚子久久说不出话。孙中山长叹一口气，紧紧搂住她说：“经此大劫，你还在就足够了。”
2.永丰舰上的风雨
当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时候，蒋介石依然还在溪口，和孙中山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给孙中山写一封信，一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二来表达自己的施政观点，三来同孙中山分析当今形势。例如，在1921年1月10日，蒋介石就拟写了一份军事意见书邮呈孙中山，提出了他对时局、对出师北方的军事准备、军费预算、兵工厂之筹建等九个方面的看法。深得孙心。之后，孙中山就频频来信请他南下帮助自己。但是蒋介石却一再拖延，又声称母亲病逝，要在家居丧，又表示要四处游学，增长见闻。从1921年初到1922年6月，一年半的时间里，孙中山致蒋介石的函电交驰，急如星火。任凭孙中山千呼万唤，蒋介石不急不躁，岿然不动。蒋介石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原来，蒋介石早就看出陈炯明有异心，认为应该先消灭粤军，而孙中山却认为应该联合可联合的一切力量，先进行北伐。两人的基本观点有分歧，所以蒋介石迟迟不肯出山。
到陈炯明叛逆的事实彻底暴露之后，孙中山这才意识到蒋介石一直以来的判断都是正确的，这时候他对蒋介石的需要，不仅仅是对一个良将的需要，更是对一个明察局势的智者的需要，对一个敢于纳谏的贤人的需要。于是他再次向蒋介石发出了求援的电报。
永丰舰上暑热难当，每个人犹如身囚蒸笼。白制服和长衫因为只能在混浊的江水里洗涤而变得昏黄肮脏。宋庆龄小产后身体失调，缺医少药，很快消瘦下去。两人交谈中宋庆龄得知孙中山在逃跑时曾经碰上一支叛军，但是没有被认出来。两人可谓都是大难不死，险中求生。此时他们已经别无出路，但又不甘心败逃，只能在舰上坐观以待。但是第一封求援电报发出后，蒋介石并没有前来。6月18日，在绝望之余，他给蒋介石又发出了一封电报：“情况危急，盼你速来。”因为他几乎已经失去信心，所以措辞反而不那么殷切。
这时蒋介石思忖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决定应召南下。他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就奔向广东，在香港租了一只小船，越过海面，进入珠江口，直奔永丰号。
29日，蒋介石登上永丰舰。一见面，孙中山万分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说：“蒋君一人来此足当两万援军。”可见他十分信赖蒋介石的军事才干。这艘炮舰就成为了他们的海上指挥部，之后的五六十天里，他们一直在船上组织反击。蒋介石帮助孙中山出谋划策，应付复杂局面。针对陈炯明分化瓦解海军舰艇，并以炮火威胁永丰舰的诡计，蒋介石协助孙中山率队移泊黄埔附近的新造河面，决定率舰进驻白鹅潭。
7月10日，永丰、楚豫、豫章等舰攻击车歪炮台，冲过叛军的炮火封锁，蒋介石站在舵楼上指挥舰队前进，并劝说孙中山进入底舱休息。虽永丰舰被炮火击伤，但孙中山的3艘军舰终于泊入白鹅潭，等待北伐军回师剿灭叛军。
此时正是盛夏，舰上燥热，又缺少青菜和淡水，蒋介石冒着危险上岸寻找食物，晚上自睡在甲板上担任警卫。他们唯一的消遣就是阅读《福尔摩斯探案集》。在这漫长的日子里，蒋介石还收敛了之前暴躁的脾气，与大家轮流清洗地板，进行一些杂务的工作。
果然，孙中山对蒋介石拼死相随、谦卑恭敬的表现印象极佳，认为这位年轻的军官堪负革命大任。然而，不利的消息接连传来，先是舰队内部的三大巡洋舰叛变投敌，接着是北伐军第一师又变节投敌，然后是许崇智的军队受阻，导致永丰舰上的孙中山孤立无援。
8月9日，孙中山听取蒋介石的建议，在蒋介石的护送下，化装前往香港，再转道去上海，以便谋求下一步的对策。
永丰舰上的遭遇证明了蒋介石确实并非浪得虚名，自他统兵应险以来，情势发生了逆转。蒋不但协助孙中山从陈炯明的炮火夹击中脱险，最后更是在孤立无援的条件下，乘坐英国的轮船平安脱险，保全了性命。
永丰舰赴难之后，其实蒋介石也是心有余悸，久久不能从兵荒马乱的动荡中安静下来。在宁波逍遥一些时日后，他的心境恢复，并开始回忆那激流勇进、身先士卒、不畏艰苦的千里一跃，遂提笔作《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后又游览太湖，兴趣大作，再题《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之跋。完后交与孙中山。这篇文章不仅记录了自己在永丰舰上与孙中山共同患难的日日夜夜，吹捧了孙中山如何临危不惧，反击了粤军的叛变，也抬高了自己，将自己和孙中山的亲密关系和患难深情大肆渲染了一番。
孙中山特意为此记撰序曰：“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兹纪殆为实录，亦直其带荦荦大省，其洋乃未遽实仆数，余非有取于其溢诃，仅冀掬诚与国人相见而已。”对蒋在此劫难的功劳给以再度褒扬。
其实这本完整的《蒙难记》对蒋介石来说其全部意义在于孙中山的序言上，蒋介石作此文的动机包括有促使孙中山对自己的表现做出肯定和永久性纪念，文在功在，功在人在。而对孙中山来说，其意义在于又发现了一个信得过、提得起的心腹将领。
一方面，在永丰舰赴难后，孙中山完全信任了蒋介石，不遗余力地满足蒋介石的政治需求。另一方面，蒋介石的《蒙难记》和孙中山的序言使得这件逸事成为正统承认的官方文案。这个资本成为之后他角逐孙中山接班人的有力砝码，在之后的权力之战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蒋介石的青云直上已经指日可待。
孙中山逃走后，陈炯明烧了他在广州的住宅，销毁了他的全部手稿，只留下几封信件，证明了孙中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即将求助于苏俄。
1923年1月18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在莫里哀路的公馆宴请苏联外交官越飞。越飞终于说服孙中山相信苏联对中国并无野心。苏联答应资助、指导并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重新夺取权力，但是，孙中山必须先收复华南基地广州，以展示实力；同时，为了表示政治诚意，应当让羽毛尚未丰满的中国共产党先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果然吉星高照：他离开华南之后，那里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旧部陈炯明叛变把他逐出广州之后，孙中山立即同邻省云南、广西与陈炯明作对的军阀建立了新联盟。这两省军阀的部队，与孙中山北伐军的残部和陈炯明部下的逃兵会师，围困广州。陈炯明很识时务，他表示对政治已经厌倦，决定下野，顺利逃亡香港。孙中山此时可以直接回到广州，恢复大总统的职位，这意味着他已经达成了莫斯科援助的第一步条件。
这次，孙中山为了宋庆龄的安全起见，把她隐蔽在广州市外珠江下游一座岛上的旧厂房里。珠江是天然屏障，房屋结构十分坚固，经得起炮轰。这三层建筑每层外面都有阳台，棕榈和紫茉莉葱郁成荫。一楼是孙中山的办公室，楼上改成了宽敞的居室。武功高强的卫士把守门口的要道，保证不会再有危险发生。
5月时，俄国人在确信孙中山已经在广州站稳脚跟后，发出电报说：援助物资已经发出。由此，孙中山走上了国共合作的道路。
3.孙中山撒手人寰
蒋介石从1920年起便有意去苏联学习他们的军事、政治，尤其是特工手段。他屡次三番求孙中山派他去莫斯科，终于在1923年8月如愿以偿。原本他想要在苏联住上五年甚至十年。但是到达那里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和苏联是格格不入的。三个月后，他急于回国。但这段经历已经足够他在国民党的同辈成员之中进行炫耀。他知道苏联人将会帮助国民党在广州附近建立新式的军事学校。如果他能够掌握这所军校的领导权，也就能够掌握军队。他亲自去过苏联，这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有资格。
支持蒋介石的保守派在上海和广州两地拼命为他游说，他却清闲地在家中坐等孙中山来请他出山。1923年12月26日，他接到了一份电报，请他“全权负责”黄埔军校。电文说：军校的组成“非君大力筹划不可”。30日，孙中山又发来电报，催他去广州“汇报情况并共商中苏合作大计”。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委派蒋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刚一个月，蒋就认为孙中山不会把校长的位子给他，所以辞去了筹备委员长之职。他回到浙江后，又写了一封长信给孙中山。信中把不少孙中山认为忠诚能干之人都说成是机会主义者的谄媚之徒。他说：孙中山需要的是像他这样真正忠实可靠的人。他还提醒孙中山，1922年孙中山在广州蒙难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誓死相随。
孙中山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转来蒋介石的辞呈，便提笔在蒋的辞呈上批了这样的几句话：“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穷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职，碍难照准。”
经过国民党右派的一番活动，孙中山终于让步了。1924年5月3日，蒋介石正式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他仿佛看到权力在握，日益意气风发起来。而孙中山的身体却不断在走下坡路。
孙中山决定去一趟北京，希望同控制北方首都的军阀冯玉祥携手结成同盟，壮大势力。到11月12日，孙中山已满58岁。他患有消化系统的疾病，滴酒不沾。离开广州前，为预防不测，他任命主要助手担任了政府要职，还把国民党执委会的高级成员、党内右派胡汉民任命为“代理大元帅”，以安抚上海国民党的保守派支持者。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满怀希望地和奉系军阀进行会谈。但是他的身体却彻底垮了。宋庆龄在他的床榻前整整服侍了三个星期。12月31日，他乘列车抵达北京，却因为病得太重，不能向成群结队来欢迎他的民众发表演讲。1月26日，协和医院的专家发现他的肝部有一块恶性肿瘤。
孙中山得了不治之症的消息传开之后，他的亲密同事纷纷赶到他身边。但他三名最重要的助手——胡汉民、廖仲恺和蒋介石却留在了广州。
临去世前，孙中山设立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北京代表他行事。汪精卫是其中地位最高的委员。现在他也一直侍奉在孙中山的病榻左右。
大革命家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这使得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面临两大问题：要不要继续保持孙中山同莫斯科和中共的联盟；而最重要的还是由谁来担任国民党新的大元帅或最高领袖，从而就可坐收孙中山长期奋斗的结果。
3月11日，汪精卫向孙中山宣读了临终政治遗嘱和遗书的代拟稿请他签署。孙中山费尽力气说了声：“好，我完全同意。”汪精卫还宣读了一份私人遗嘱，宣布把他的书籍、文件、个人财物以及在上海莫里哀路的房产交给宋庆龄。
这三份遗嘱是这样的：
“center”家事遗书
“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政治遗书（总统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center”致苏联遗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宋庆龄把着他的手在文件上签名。3月11日星期三，孙中山吩咐把他从舒适的床上移到行军床上。3月12日星期四上午9点30分，他与世长辞了。
在所有的人中，恐怕宋庆龄是唯一最为悲痛的一个人了。对其余人来说，他们正兴奋于一场抢班夺权的斗争的开始。
几乎所有在场的人——甚至是一些未在场的人——后来都宣称，自己在这位伟人的临终留言中占了一席之地。宋霭龄宣称，孙中山认为孔祥熙已经成为了一位不可缺少的人物，并且同宋庆龄建立了“永久的联系”；苏联代表宣称，孙中山神志清醒时曾说：“只要俄国人还继续帮助……”；而急于和英美搞好关系的人则肯定，孙中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过：“不要给基督徒们带来麻烦……”；甚至远在千里之外的蒋介石都信誓旦旦地逢人就说，孙中山屏足最后一口气叫了一声“蒋介石”。
在这群野心勃勃的人中间，一个因为痛失丈夫和革命同志而倍感悲伤的女人的哭声显得那么真挚、哀伤和弱小。
4.宋庆龄和蒋介石决裂
孙中山的遗体停放了两周供人凭吊，有50万人列队前来瞻仰。送殡的行列抬着巨大的楠木棺材，穿过两边站满人的街道，将灵柩运往西山，停放在白皮松环抱的碧云寺中。
孙中山曾希望死后葬在南京城外紫金山麓的明孝陵旁。修造陵墓的计划很快开工，但是直到五年后才完成。在这段时间里，宋庆龄和蒋介石很快走向决裂。
当蒋介石正在起劲地夺取中国政权并且热烈追求宋庆龄的妹妹时，宋庆龄远在长江口以上六百英里的武汉。她依然是革命种子的传播者，是革命与已故领袖之间的纽带。
有些国外的报纸上对宋庆龄的描述是“中国的贞德”，“一营中国娘子军的领导人”。还有人猜测她热衷权力，将成为国民党的新领导人。然而，真正了解宋庆龄的人却知道，她依然是位极有魅力、典雅温柔、孩子般天真纯洁的人物。她并没有被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玷污了心智，而依然保持了庄严、优雅的贵族做派。她还具有罕见的道义勇气，使她能够在危难中毫不动摇。美国记者评价说：“她对孙中山这个名字和自己所肩负的责任的忠诚经得起永无休止的考验，自己家庭的恼怒和这个世界对她的中伤，都不能动摇她的意志，也没有向她认为错误的行径屈服。在中国革命遭难之际，将军们和政客们纷纷不攻自破，变节屈服，抱头鼠窜，或噤若寒蝉。只有一位革命者巍然未被压倒，也永远不会被压倒。她就是孙中山的纤细文弱的遗孀。”
当时武汉很快就陷入了僵局。国民党政府受到外国列强的蓄意削弱。美英的炮舰在长江上来往巡逻，封锁和阻扰大米、油和煤炭的运输。当汪精卫等人注意到蒋介石军队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时，越来越焦虑不安。他们不相信和农民大众的结合可以换来革命的胜利。
而此时，一封来自斯大林的密电被泄露，电报中表示要求共产党人清洗不可靠的武汉将领，重新武装中共党员和工农军队。接着从前线传来重要消息，为了打到北京并夺取北洋军阀的首都，武汉派出了剩余的部队。尽管对北洋军阀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伤亡惨重。一万四千名国民党士兵死亡。剩余的部队不足以抵抗蒋介石。
对于仍想保住武汉的人来说，唯一的希望就是和冯玉祥合作。冯玉祥向宋庆龄等人表示会共同协力。但是他转而又去徐州和蒋介石密探，彻底地做了个两面派。
这个时候，宋氏家族发生了大的分裂。所有宋家的成员中，只有宋庆龄坚持革命。而宋霭龄、孔祥熙、宋美龄都坚决反对。宋子文最初还在摇摆不定。蒋介石政府派出了他的母亲、姐姐和姐夫轮番谈话，终于让这个软弱的金融才子决定加入蒋介石的阵营。
与此同时，宋庆龄也在争取让宋子文加入自己的团队。她派去外国记者希文做游说工作。但是宋子文一直在跟大姐宋霭龄谈话。几个小时之后，宋子文情绪低落地走出来对希文说：“决定了，我不走了。我的姐姐不明白，没人知道事情有多么困难。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到汉口的第二天就被暴民拖出财政部，撕成碎片。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阻止货币贬值。你要知道，暴民们不喜欢我，他们都知道我不喜欢群众集会和罢工。我能怎么办呢？请告诉我姐姐我会写信给她。白白给你添麻烦了，我很抱歉。”
1927年7月，宋子文抵达汉口，出席了中央委员会会议。但他只是为他的新上司蒋介石传达口信：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有联合的希望——但必须立即从国民党中正式清除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这个条件不仅暴露了蒋介石的野心，也是为了威吓宋庆龄和其他人。
这天夜里，宋庆龄带着疲倦和厌烦听宋子文的劝说。这个曾经摇摆不定的人现在却像传声机一样，把他母亲、两个姐妹劝告他的言论都复述了一遍。宋庆龄坚定不移、不可回转地对弟弟说：“我坚决不会和蒋介石合作。如果武汉政府最后垮了，我就回上海。在那里我会继续跟蒋介石斗。”
听到宋庆龄这样说，宋子文像是吓坏了一样，他坚持要宋庆龄离开房间，同他出去散步，边走边说。宋庆龄敏感地从宋子文的表情上感觉到这间房间一直被人监听，于是顺从地下楼去。在确定没人监视后，宋子文拉住姐姐的手，求她说：“你绝对不能回上海，否则你的生命会有危险。”
宋庆龄无畏地冷笑一声说：“是谁要暗杀我？我的大姐，还是蒋介石？如果我害怕他们，就不会在这里了。蒋介石、汪精卫他们背叛了孙先生的‘三大政策’，我对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心灰意冷。我已经决意与这个打着孙中山旗号而与孙中山革命政策背道而驰的政府彻底决裂。”
7月16日，宋庆龄发表声明，正式退出武汉国民政府。17日，宋庆龄愤然离开武汉去了上海。在此之前，她发表了谴责蒋介石篡夺革命的声明：
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做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
……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革命，只是改换政府而已。
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交给了我们……但是现在有人说政策必须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说法虽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政策绝不应改变到如此地步，以致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而本党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制度才建立起来的。
……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是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
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我对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宋庆龄在上海莫里哀路29号的家中闭门不出，谢绝所有来访者。然而，国民党右派并没有让她安宁。在蚌埠前线的蒋介石在得知宋庆龄来上海后，认为宋是投靠南京政府来了，想将她从武汉国民政府中拉过来，利用其威望来抬高自己。
7月25日，蒋从蚌埠急派何应钦到上海拜见宋庆龄，遭到拒绝。于是，蒋介石暗中散布谣言说宋庆龄正打算加入南京国民政府。7月30日，宋庆龄在接受合众国际社记者古尔德采访时，驳斥了蒋介石散布的谣言。她指出：“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前，我绝不参加任何行动。如果革命事业不纳入中山主义轨道，我绝不担任任何党务。”
蒋介石被激怒了，他常用的那招利用暗杀来排除异己的手段再次被派上用场。但是出于对宋庆龄的身份和声望的忌惮，他暂时按下屠刀。但还是对她采取“严密监视，不许出境”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