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村上一个富户的老婆顶替王聚财当了道首后，不办善事，而把信徒积德的钱财据为己有。这引起了信徒的不满，我也怀疑起来，到十六七岁时就脱离了关系。
太行山区干旱少雨。五集村的近邻紫水村、水台底村还有泉水或河水，但相隔三五里的五集村打井却打不出水来。村南的小河是季节水，村西大路西道坡旁有一眼泉，但水不足饮用。因此，这里吃水贵如油，年年为水愁，住上街的人家要到山坡下的河旁水井担水。如果遇上天大旱，吃水就得四处找，外村人说：“有女不嫁五集村，担水挣断筋。”
每当长时期干旱时，迷信老天爷的人们就在神社的组织下求神祈雨，祈敬的神是龙王。人们进行祈雨仪式的一个重要角色是要找十二三岁的男孩子扮作祈雨童子，当然这个童子必须属龙才行。
民国十八年（1929），老天久不下雨，地里禾苗枯萎，老百姓心急如焚。村上神社筹划祈雨，由于我是属龙的，被选为求水童子。举行祈雨仪式时，人们敲锣打鼓先到玉皇庙大殿请出龙王爷神像，然后抬着龙王塑像在村子里游行，再到西道坡泉源处拜祭。祈雨仪式上我听任大人们摆布，又磕头又作揖，祈求老天爷普降甘霖。当时，我只觉得挺好玩，至于龙王爷显灵了没有，也记不得了。
在铁炉学铁工时间长了，我也渐渐懂事了。后来，听一个铁工讲，我不是张家亲生子，而是买来的，还说我的生身父亲是紫水村王小富。当时人们乃至家族歧视养子，有的当面骂你是“买轱辘”。记得五六岁时，与小朋友吵架，海青哥说我是“紫水的，屎堆的”，我就哭着回家了。养母一听这话，就拉着我找到人家门上，海青妈赶紧赔情，并对我说：“你海青哥是胡说哩，不要听他的。”以后，虽然再没有谁当面说我是买来的，但我的心底还是起了疑惑。
听了大人说的话，我想起以前生父每次来买条铁时，从不像其他客户与我说笑，更不和我搭话，我也从不在意。而当我明白自己的身世后，内心就不安起来了。只要生身父亲一来，我就会脸红，觉得不自在，急忙躲了起来。
时间长了，心里老在想，亲生父母为什么把我卖了呢？对此我也不敢问家人。我从小在张家一直得到亲人的娇养，尤其是奶奶对我十分疼爱，父亲对我寄予厚望。不管别人怎样看，我就是张家的亲儿孙。心底里想不管是王家还是张家，我都要给他们争口气，不能让别人小瞧我。
14岁时娶媳妇我13岁那年（1929），养父兄弟三人分了家。我家五口人，祖母、养父、养母、弟弟安好和我，共分得三间平房和七亩坡地。玉则姐姐先前已出嫁东柏林村李家，但也常回五集村住娘家。姐姐生有一女叫梅则，儿子叫忠堂。
我们这里有早婚的乡俗，男女孩到了十一二岁，家长就订娃娃亲。在我14岁那年，父母包办，给我娶了媳妇。她叫高小女，是邻村水台底人，比我大两岁。岳父是贫农，也是打铁工人。
早在民国六年（1917）时，山西省政府颁布“六政三事”政令，强行放足剪辫。而且由警察配合村、闾长，凡是见留长辫男子就剪，并沿门逐户查看缠足妇女，勒令放足。
那时候已提倡“天足”，并教唱《缠脚苦》、《大脚好》、《放脚歌》等歌曲，政府还不时派员下来访查。但旧观念十分顽固，相媳妇的主要标志仍然是看女孩子脚的大小。遇到上面来人检查时，大人就让女孩子躲藏起来。
记得我十岁那年，父亲带我到了水台底村去相亲。在高家，大人们说些啥，没有记忆，只见高小女也是小脚。当时大人还让我上前与她比比个子，笑着说，两人一般高。
她虽是小脚，也不识字，但在娘家时常听兄弟们念书，《三字经》、《百家姓》记住不少。当时老人们讲的民间故事、谜语和歌谣等都能讲能唱，而且心灵手巧，会剪窗花和绣花等。16岁过门后，孝敬公婆，纺棉织布、缝衣做鞋和做饭等家务活样样能干，甚至下地干农活也拿得起。
后来，兄弟安好成家了，由于弟媳仁芝的女工活稍拙慢一些，显得她颇能干，故能得婆婆几声赞许。奶奶在世时，对这孙媳爱怜有加。
父母给我娶了媳妇，但养母只管自己使唤儿媳妇，不让我们到一块住。再说这时我还不懂啥，何况家里只有三间房，所以我跟父亲到条炉上住宿。这期间，养母不管风雨还是寒霜，早晚亲自给我们送饭吃。17岁后，我和妻子才在一起住，对于这父母包办的婚姻，虽然不是很和谐，但还能夫唱妇随。
她的名字改为现名，是抗战后期参加村上妇女抗日救国会时，我给她起了个大名“高翠莲”。她当选村妇救会会长后，带头和组织妇女们积极为前方将士做军鞋。她绣制了40个《民族英雄》胸章，十分精美。
后来到1956年，我从部队转业，她和儿子迁来宝鸡。1958年，我家从十里铺搬到敦仁堡53号院，扫除文盲时，她每晚到敦仁堡小学上夜校，慢慢能够看书读报了。1960年，她回老家为岳父办丧事；1963年，女儿海棠生产，她回去侍候月子，因为住的时间长一点，又惦记儿子上学和生活，还亲自写信询问，信还写得蛮不错哩。
四、寻求出路
办丧事倾家荡产一个人到了青年时代，就渐渐有了社会责任意识和对未来的理想。
民国十九年（1930）前，军阀混战，还来太行山抓兵抢东西。直、奉军打仗，吴佩孚被张作霖打败了。记得五集村公所大门墙壁上有幅漫画，画面是北洋军阀像丧家犬由北京城门跑出来。
此后，北洋军阀头目众多，各自为政。山西军阀阎锡山在日本军火商支持下，在省城太原开兵工厂仿造枪炮等，与南北军阀作对。
我之所以清楚这些事，是因为这年四月，阎锡山与冯玉祥结盟攻打南军蒋介石时，晋军就是经由“五集—牢村”通道即石棺材沟，翻越神山岭，东出太行山大峡谷而下河南的。
蒋、冯、阎在开封、郑州大会战，最后，阎、冯失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于1932年2月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重掌了山西军政大权。
1932年，我16岁时，对在家受苦受穷的现状逐渐产生不满意识，也因自己的身世受人歧视而愤懑，于是老想着到外面闯一闯，看看外面的世界。
当年张家店铺的钱柜多年来，父亲开条铁炉由于生意好，也赚了钱，父亲向往富裕生活更为迫切。当我提出跟本村泥瓦匠杨炳则、杨先元学手艺时，父亲对家庭未来有了新的考虑，决定用开条铁炉的积蓄，开店铺做买卖，于是买下张拴狗的西院房。
这处院房坐北朝南，临街为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父亲将厢房作为生活住房，临街门面房用来开店铺，主要经营油盐酱醋粮食布匹铁锅陶缸等日用杂货。父亲还执意让我学会磨面技术，并手把手教我学会了打算盘和算账，还带着我到荫城镇进货，认识结交商铺掌柜，学习经商之道。
我开始学做小买卖时，常往荫城镇跑，早晨去，中午就能返回家，下午还可以把村上妇女孩子要的东西送到她们手里。后来逐渐背着褡裢向外村跑，走村串户送货上门，虽然辛苦但也确有赚头。
就在家境日渐富足之时，我17岁那年（1933），父亲得了重病。这是个不能吃的病，现在说是食道癌，当时无药可治，疼痛难忍时只好抽几口大烟以缓解。父亲挨到当年八月十七日（9月7日）不幸去世，年仅52岁。
俗话说“父死就是塌天大祸”。这是因为一则家庭失去了生活的顶梁柱，二则是大办丧事耗费钱财，直接影响家庭日后的生计。此时我家生意虽然不错，但是经不起大折腾。我和养母商议，以紧办丧事为上。但本家族长非要我家大办丧事，我和养母登门向族长诉说实情。养母说：“他大爹，你就不要难为孩子啦，以后我家还要过穷日子哩。”但没有得到他的体谅，反而出口就骂我是买来的，不是张家后代，让我滚出张家。我忍不住就顶他一句说：“我来到五集，就是张家人，谁也撵不走。”
年仅17岁的我又属张家养子，实在拗不过封建礼教和家族的巨大压力，于是凭着父亲的生前关系，我是东借西贷，给父亲大办了丧事。
安葬父亲后，年逾古稀的奶奶赵氏因丧子之痛而一病不起，半年后与世长辞。祖母去世后，族长又调唆娘家人要求厚葬：身穿单、夹、棉等12套寿衣；用四寸厚柏木棺材盛殓，家族人人穿孝服，还要请道士念经作三天道场等。他还扬言道，张安书卖房子卖地也得办，否则，就是不孝子孙、仵逆子孙。
祖母的丧事要大办，我家已无力操办，多亏槽喜小爸竭尽全力才办得像样，但也因此欠下了一屁股债。祖母去世的第二年七月，槽喜小爸也不幸病故，接二连三的丧事把我们两家一下压垮了，本来生活较宽裕的中等家庭迅速衰败了。
走乡串户当小贩民国二十四年（1935），我19岁。债务到期了，债主登门要钱。由于赊销出去的货物收不回钱款，当下拿不出现款还债，于是发生争执。本家族长闻听后就来了，他非但没有帮着劝说债主稍缓期限，反而骂我当下还不上钱是“不要脸”。我顶了他一句，说：“你是我大爹哩，你要脸，那你替我先还上款。”谁想他伸手就打我一巴掌，又骂我不是张家后代，叫我滚出五集！他恼怒十分，斥责我典房卖地给人家还账。在里外相逼下，我只得贱卖所有存货还了部分债务。
这样一来，店铺生意立时做不成了。为了生活，为了还清余债，我约请原来条铁炉的铁匠商议合股重新开炉打条铁。我们的铁货以低价出售，卖现钱，条炉干了一年，年终分得的股钱，都用来还了账。但是财大气粗的族长大爹蓄意排挤我，他家条炉的条铁价钱虽高但搞赊销，因而拉走了我们的客户，更要命的是他用高工钱还拉走了几个铁匠。这样，加上原先客户中不少人又拒还尾欠，我们这个铁炉开不成了。
此后，我只好在家种地，田地只有五亩三分，而且是贫瘠的坡地。一年一季秋粮就是丰收了，交过粮款所余只能吃半年。这时，一家人的生活都得我来管，可生活的出路在哪里？我真想离家出走，可是自己没有文化，亲戚没有一家是有钱的，投亲外出没出路。于是在农闲时，冒着罚款的风险，在村上开了个小店，也跑乡赶集跟庙会做起小贩生意。
我是小本经营，经常是谁需要啥东西，才到荫城镇去进货，然后及时把需要的东西送上门，给乡亲个方便，自己赚个微利。哪里有庙会，就批发上香烛、纸裱等去赶场；后来赶上牲口，赊上面、油、布匹等跟会赶集贩卖。有一年，城隍岭庙会的香客特别多，香烛纸裱供不应求。情急之中我把长条香折为两段，然后用纸裱裹上卖给香客。这样满足了别人敬神，我也多赚了些钱。
父亲去世后，我担起了家里生活的担子，里里外外都由我和妻子操持。兄弟安好成人了，养母催着为其娶媳妇成家。我们兄弟情深，就是欠债再多也要给他娶上媳妇。家里人口增加了，一家人的吃穿花销更加紧张了。我家的小店时常赊账卖货，但不少穷乡亲的欠款要不回来。而我欠人家的旧债新账是一大堆，债主逼着还账，那年出门躲债到腊月三十都不敢回家，真把人难为死了。
开店做生意的捐税本来就重，那位族长大伯为了挤对我，他家也开起店铺。我哪能竞争过人家，只得关门了事。
太行山大峡谷今日变通途再难也得挣扎呀！后来，我与好友张铁忠、兄弟张藏好等合伙赊账买上铁货、陶瓷缸、砂锅等山西特产下合涧，就是今河南省林县西南三十里的合涧镇。合涧旧属河南怀庆府，是沟通晋、豫两省物资交流的重要渠道。我们回来时买上家乡紧缺货物如棉花、食盐等。
下合涧赶集是长途贩运。我们人挑、牲口驮从荫城出发，走五集石棺材沟，出牢村、经常行，越过神山岭，然后沿着郊沟河谷向东走。这条路坎坷崎岖，过盘底村后就进入太行山大峡谷，谷中有长流水。河谷蜿蜒曲折，不少地段只有山崖上二尺宽的石阶路。
尽管下合涧路途艰险，我们还是结伴前往。每一个来回要跋涉三四百里路，的确是风餐露宿。虽然受尽了千般艰辛，可也确实赚了些钱。扣除本金后，我分得的利钱基本上还清了债务。但是，小家庭生活依然处在饥寒交迫之中。
穷人的出路在哪里北洋军阀争权夺利，民众饱受战争灾难之苦。
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后，阎锡山把负担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粮款加重，捐税增多，凡是小本生意者，大多关门闭铺。上党地区的长治、高平、陵川和壶关县城西南地区又遇上连年旱灾，庄稼歉收。老百姓家有青壮年的只好到煤窑、铁炉上找活干，鸡鸣起、夜半睡，下窑人还冒着生命危险，一年忙到头，仍然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牛马不如的生活。无劳力也无手艺的村民只有离乡外出讨饭了。
这时节，老百姓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卖儿卖女以求生存的情况经常发生。我们村有一家因为儿女多，别人给了一个烧饼，小女儿就被带走了。我们这里已经是穷苦不堪了，但还常有从河南逃荒上来的穷人。有一家拖儿带女，为了换得几升小米，父亲恨恨心就把女儿给卖了，母亲痛哭不已：“爹娘让咱带孩子出来逃生，你却把孩子给卖了，回去咋样给老人家交代呀！”
这时候，我常去荫城镇进日用杂货和串山庄游乡村，所见所闻多了，乡亲们凄惨的境地和悲愤的呼喊，我的心中不由地产生对社会的疑问，但又深感无奈。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我们这里也很快感到了危机的来临。
东北被小鬼子占了，关东庄客预定的铁货已经不好销售。原来庄客们定购铁货是预付款，现在谁也不愿预支，坚持一手交货一手付款，而且派员到各山庄催要已订的铁货，并不再续订。许多作坊主因不能按原订货款按时交出成品，而不敢再去荫城镇。有的人吃了东北客商约定的铁货，想卖到别处赚现钱，但又被路卡给挡住了。特别是后来，日军侵入上党，占领了荫城，本来铁货生意红火的“万里荫城”一下成了阴曹地府阎王殿了。想靠打铁度日的老百姓失去了生活来源，除了在家种地，就是到外地当苦力找饭吃。
李永瑞（78岁）、王西明（78岁）讲：1938年的三月初五，日本人第一次占荫城，驻扎在西庵即关帝庙。此后交通不便了，北京客走不了，铁货生意少了。1940年到1941年，日本人从南山下来，是马队，日本人不但抢东西，还杀人。商会的郑小期、刘某等九个人被害了。从此后，荫城的铁货生意一下衰败了。
社会在动乱，穷人日子日益难过。但老百姓只说是自己命不好，不明白是身受封建压迫剥削的道理。这时的我也是满脑子宿命思想，记得奶奶说过：“前世命穷来生贫，穷命人生不到有钱家。”我不就是个穷命人么，生在王家几乎夭折，逃生到张家仍然受饥寒不得好过。
虽然大人说这一切是命里决定的，可我因自小受人歧视，也养成了倔强的性格和思考问题的头脑。随着年龄增长、见识增多，我看到家乡的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仍然是吃不饱穿不暖，而有权有势的人不做工不种田却吃得好穿得好，住的是深宅大院。地主老财耀武扬威，穷人是低三下四。面对这一切，我心里常想，穷人受穷受歧视真是命里注定么？
再联想我家生意破产和生活陷入困境的事实，我感到了这社会的不公平、穷人与富人的不平等，但是我不明白这是封建势力和旧统治挤压与逼迫的结果。我想跳出这黑暗的社会，梦想干一番事业，可出路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