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以其以信”，《笺》原文作“我其以信。””又“何彼襛矣”，《传》曰：“襛，犹戎戎也。”学正曰：“案，襛训为厚，《说文·衣部》‘襛，衣厚貌’，段茂堂云：‘凡襛声之字皆训厚。’戎，大也；戎戎者，大而又大，其厚可知。［2］”又“信誓旦旦”，《传》曰：“信誓旦旦然。”学正曰：“《笺》云：‘我以其以信［3］，相誓旦旦耳。’此毛、郑之本同作‘旦旦’也。《释文》云‘旦旦’，《说文》作‘’，是《诗》所见本作‘’也。《毛诗校勘记》云：‘旦，即之假借，故义仍为也。’案，‘’即‘怛’之重文，《说文》‘怛，憯也’，信誓而憯痛，是《笺》所谓恳恻款诚者也。”又“陟岵”，《传》言“岵”、“屺”与《雅》训正相反。学正曰：“考《尔雅·释山》‘多草木岵，无草木峐’。据《释名·释山》‘山有草木曰岵，岵，怙也。人所怙，取以为事用也。山无草木曰屺，屺，圮也，无所出生也’。《说文》‘岵，山有草木也。屺，山无草木也’。据此，则皆与《传》未合。《疏》以《毛传》为传写误是也。”其他解释多类此。《史记蠡测》，史论也。《供翼小言》，子部也。凡二十二篇：曰《天人》，曰《小民》，曰《出处》，曰《勤惰》，曰《鬼神》，曰《古昔》，曰《食力》，曰《天爵》，曰《质文》，曰《习俗》，曰《家教》，曰《宗法》，曰《师友》，曰《练习》，曰《内行》，曰《实惠》，曰《贫富》，曰《奢俭》，曰《息机》，曰《安雅》，曰《劳乐》，曰《简寿》。《荀子》云：“行而供冀，非渍倬［1］［1］《荀子·修身》原文“倬”作“淖”。
［2］“恭近”，《文渊阁四库全书》作“恭敬”。
［3］原刊作“《冠昏丧仪考》”，依上例改正。
也。”杨倞《注》：“供，恭也；冀，近也。”恭近［2］谓不敢放诞也。“供冀”名书，实取诸此。至《冠昏丧祭仪考》［3］仿司马温公《书仪》为之，诸考之文，寓言垂训，最称善云。
番禺又有黄石溪明经，名子高，道光戊子优贡，亦深经学。尤工篆法，所作小篆酷似唐李阳冰。时人得其书，珍如拱璧。所著诗文集，共若干卷。明经之子名渐泰，字鸿逵，亦工篆法，传其家学。又有孟蒲生孝廉，名鸿光，道光甲午科举人。赋性强记，侯君谟孝廉尝言“观书能记不及孟蒲生”。使蒲生勤于读书，林月亭、曾勉士不及也。蒲生孝廉亦深经学，工篆法。余尝见其《玉瓒黄流解》一首，原原本本，数千余言，极为精博云。
六书转注之说，千余年来无能言者。近儒戴东原以为二字互训，江艮庭则云：“转注即所谓凡某之属，皆从某也。”番禺陈先生曰：“戴说合于许君同意相受之语，然互训之字，不必同一部。如《尔雅》‘初、哉、首、基’皆训‘始’，在《尔雅》虽同一条，在《说文》则分属各部，何云建类一首乎？江说合于建类一首矣。然如其说，则《说文》九千余字，无一非转注，太无限制，盖二说各得其一端，合之则转注之说明矣。盖转注者，部中之字与部首之字同意者也。‘考’为‘老’之属而从老，是为建类一首。老者，考也；考者，老也；是为同意相受也。形声之字与部首之文，不尽同意。如江河虽水名，然水不可训为江河，江河亦不可但训为水，必分别之为岷山之水、积石之水。考、老则考训老，老训考，无分别矣。故许君说形声但云因事为名，说转注则云同意相受也。当保氏教国子时，教识江河二字，必教以岷山之水、积石之水。凡水名数十百字，皆当一一训之。如教识考老二字以及寿耆等字，则皆同一意，并无异训，此其所以别为一书也。”先生此论，精确之极。又闻先生云，此论自刘星南秀才昌龄始发之。
秀才尝撰《说文转注假借说》云：“《说文叙》曰：‘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江艮庭《六书说》谓《说文解字》一书，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分部即建类也。其始一终亥，五百四十部之首，即所谓一首也。下云凡某之属皆从某，即同意相受也。其言建类一首，深得许氏之意。然谓凡某之属皆从某，即同意相受，是以《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皆为转注之字则过矣。许以同意相受言转注，则凡非同意而相受者皆不得为转注。如考之意为老，则考从老为转注。孝之意为善，事父母孝，虽从老不得为转注也。凡同部之字，皆从部首而生，而唯以部首之字释之，则意或未尽。如武从戈，而意非戈，必合止戈之意乃为武。信从言，而意非言，必合人言之意乃为信。此许所谓‘比类合谊，以见指撝’也。许于转注则曰‘建类一首，同意相受’，明不必比类合谊而始见指撝者为转注，由江氏之说，则许君何必举考老以明之乎？
《六书说》又谓凡一字而兼两谊、三谊者，除本谊之外皆假借。按一字而兼两谊、三谊者，引伸之谊不可以为假借。引伸因字而得谊，假借因谊而得字，二者迥殊。假借字如‘来，周所受瑞麦来麰’，‘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西，鸟在巢上’，‘日在西方而鸟栖’，以为引伸之谊可也。‘疋，足也。古文以为《诗·大雅》字’。‘诐，辨论也，古文以为颇字’，以为引伸之谊可乎？江氏徒见发令字引伸有县令义，长远字引伸有县长义，故欲以引伸赅假借，然殊失许君本无其字之恉。江氏言六书，以为皆具于造字之初甚确，而其言假借若此，则几无以自持其说矣。学者不可不审也。”［1］［1］清人论六书转注说者甚多，程延祚作有“六书原起论”、唐仲冕作有“六书转注说”、胡琨作有“六书叚借转注说”、马征作有“六书转注说”，分载《清溪集》卷三、《陶山文录》卷二、《诂经精舍文续集》卷二、《淡园文集》卷一，可参考。秀才所言转注，浅学者多未能明，先生故特畅其说欤。
又昔人每以六书为造字之法，戴东原又分别言之谓象形、指事、谐声、会意四者乃古人造字之法，转注、假借二者则用字之法。先生则谓：“六书之法，专为教人识字，若初作字时，则依类象形与形声相益二者而已。象形、指事相类而教人识字，则必教以画成与不画成；转注、形声相类而教人识字，则必教以同意与不同意。依类象形之中，画成者为象形，不画成者为指事。形声相益之中，形与形相益者为会意，形与声相益者为形声。相益而各为一意者为形声，相益而仍同一意者为转注。此五者之所以分也。”文灿谨案，此论明辨以精，尤发前人所未发也。
壬子、癸丑间，会试后留寓京师。番禺陈先生属觅麻沙小字本《广韵》，时询贾人，博访朝士，多不知也。闻湘潭袁潄六编修芳瑛喜藏宋刻书，屡欲访之，以事中止。偶于苗先路明经座上见之细询，则编修尝得此书于燕市珍藏之，欲以他珍异易归以呈陈先生未果，允借录副，亦未暇也。编修先后于燕市收得全与不全宋刻诸正史共十种，欲校正史者，舍编修诸书，盖未易觅也。文灿又尝于燕市得宋本《毛诗》一帙，编修特为识别云。
李子迪检讨，名炽昌，更名光彦，吾粤嘉应州人也。道光辛卯［2］［2］“辛卯”，《辛巳丛编》本作“辛丑”。恩科举人，辛丑成进士，官翰林。居平读书，恒彻夜不寐，至齿尽脱。每日读《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各若干篇以为正课，又读《皇清经解》、《五礼通考》等书各若干篇为余课。有故释卷，正课阙则补之，余课则否，数十年如一日，故所积日记课本盈至数尺。所至必欲交其文学之士，恒先施之，惜不永年，所著书多未成。成《易钥》、《四书典贯》各若干卷藏于家。嘉应又有饶户部者，名应坤，字载初。道光壬辰科举人，乙未成进士，官主事。久宦京师，闭门读《易》，同官多不识其面。所注《易或》十余卷，多发明汉儒之说。其手稿，户部之子轩珍藏之。轩字輏史，以进士官内阁中书舍人。
昔宋陈彭年等重修《广韵》，题曰陆法言撰，本郭知圆朱笺三百字。其后复有增加字者，关亮、薛峋、王元煦、祝尚丘、孙愐、严宝文、裴务齐、陈道固［1］［1］今本《广韵》卷首注载，关亮、薛峋、王仁煦、祝尚丘、孙愐、严宝文、裴务齐、陈道固等八人，都曾经为《切韵》的完善进行了加字、补训与修订工作。如王仁煦著有《刊谬补缺切韵》，孙愐著有《唐韵》等，现已不传。凡八人。又云更有诸家增字，备载卷中。今读《广韵》，孰为陆氏元文，孰为增加，已不可辨。番禺陈先生据《广韵》以同音为一条，于第一字注切语及同音字数，此必陆氏之旧。乃有两条切语同一音者，不合本书通例，而凡若此者，其一条必在韵部之末。又字多隐僻，且多重见，定此为增加之字。又云惟其增加，故在部末，其字为陆氏所不收，故多隐僻。又字有数音，前人已取其一音录之，而后人更据别音增之，故多重见。以此三者，灼然知为增加字无疑矣。增加字附于同音字下者，虽非陆氏之旧，然犹依旧例，虽不辨无害也。乃竟不检上文已有同音而别为切语，既失旧例，又使读者疑焉，此则不可不辨。又切语下字与所切字为叠韵，自当取同韵之字。乃今之《广韵》有同韵有字而反取他韵字者，盖陆氏元书同韵无字，故取他韵。今同韵有字，则后人所增，此又增加之一证，不辨而明之，则为陆氏之疏也。故先生为《切韵表》，以《广韵》增加字非陆氏《切韵》之旧，既删除其字不录，于《表》后校《广韵》诸本切语之异同，并录为一编，校雠异同，细辨其得失，删除增加之字，取刘子正校书时有“校除复重”之语，名曰《校除录》云。先生又云陆氏为音学大宗，余为此编，欲因《广韵》之书以传《切韵》之学，将刻《广韵》而以此附焉。
儒者治经如折狱，然当究其是非。是非已定，当有以处治之。东晋古文《尚书》经注，至今日而伪迹昭著，无庸再辨，惟处治之道未得其宜。乾隆中，有奏请废其伪经者，以武进庄侍郎存与议谓篇中多精理名言，以之进讲最为有益中止。番禺陈先生云：“天下古今，精理名言尚多，若以其精妙遂可以与二帝三王典谟并传不朽，虽作伪亦不可废，是何言欤？”文灿请以处治之方，先生乃言曰：“今文二十八篇，本二帝三王之书，《孔传》亦晋人经注，是当存之，以为东晋艺文之一。其古文自《大禹谟》以下十五篇附列卷末，而以惠定宇《古文尚书考》注之，以明其捃摭之迹，且使书中精理名言各还本真。”先生此语，洵为万世定论矣。
番禺侯君谟孝廉补《后汉书》、《三国志》“艺文志”各四卷，道光三十年，刊入《岭南遗书》。两《志》注语，有关乎经义者甚多。其钩沉之论，如郑众《毛诗传》，孝廉注云：“范蔚宗、陆机、陆德明皆但言郑众传《毛诗》不言作《传》，惟《隋志》有作《传》之文而亦不著其书，疑误也。今亦未敢臆断，姑录之。其说今绝无存，惟旁见《周礼》注者。”《宰夫》之职注引《诗》曰“家伯维宰”，以宰为宰夫，与郑笺之塚宰异。原注：王肃从之。《典瑞》注引《诗》曰“恤彼玉酂，黄流在中”，与今本作瑟作瓒异。《大司马》注引《诗》曰“言私其豵，献肩于公”，一岁为豵，二岁为豝，三岁为特，四岁为肩，五岁为慎，与《传》、《笺》俱异，献豜作献肩亦异。至今《序官［1］［1］“序官”，当作“天官”。·膳夫》注引“仲允膳夫”，《献人》注引“敝笱在梁”，《大司徒》注引“锡之山川，土田［2］［2］“田”，注文原作“地”。附庸”，《大司马》注引“邦畿千里”，《射人》注引“不出正兮”，《隶仆》注引“有扁斯石”，《小司寇》注引“询于刍荛”，则固无异解也。其辨正之论，如卢植本传称植作《三礼解诂》，孝廉注据《三国志·卢毓传》注引《续汉书》称卢植《礼记解诂》二十卷，谓植未尝注三礼，《传》说非也。其存疑之论，如于后汉郑氏《孝经注》，陆澄本传、《释文序录》、《唐会要》载刘子玄议，《困学纪闻》并疑其非康成所著有十二验。孝廉则据宋均《孝经纬注》引郑《六艺论》序《孝经》云“玄又为之注”，以为康成注《孝经》之证。而又以宋均云“均无闻焉”者，盖注未卒业，不行于世故也。于三国郑小同《孝经注》一卷，孝廉既据《太平寰宇记》引郑氏《孝经序》所称“先人”，谓即指康成。又云“自陆澄以来，屡有异义，则属之小同，亦可姑备一说”，盖疑不能定者也。或乃以此为骑墙之语，则过矣。其持平之论，如王肃《圣证论》十二卷，孝廉注云：“王肃解经，平易近人，故晋宋以下多从之。近世崇尚郑学攻肃者，几于身无完肤。平心而论，肃之解经，岂无一得？其立异于郑，犹郑之立异于贾、马、何、许。此得彼失，本可并存，特其专事掊击，且伪造《家语》以自实其言，此则诚不免为小人儒耳。”其所论说多类此。治经者，皆不可不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