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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叹今朝

故人已失,华年落寞

翻检晏殊的一生,常常会出现一种错觉,总觉得他一直都是相同的模样,着华服,居豪宅,饮美酒,赏好景,面目并不年轻,却也不老。半世的富贵生涯,早已入了他的骨血。他似乎永远都是那个为人真率刚直,作词温润如玉的中年文人,尽管他也曾策马长街,年少风流;也曾去京万里,老境堪哀。

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于晏殊,当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拜相的荣耀令他走上了仕途的顶峰,可惜顶峰从来都是衰落的开端。次年罢相之后,晏殊便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贬谪生涯。

贬谪本就是打击,更何况以老迈之身跋涉千里,远居别处,晏殊此时的心境可想而知。所以,那个写了许多圆融平静、旷达超脱之词的人,笔下也开始有了沉痛、哀苦与悲怆。

池塘水绿风微暖,记得玉真初见面。重头歌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

玉钩阑下香阶畔,醉后不知斜日晚。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

——《木兰花》

风景一如往日,池塘水绿,春风也似曾相识,只是凭栏观景之地,只剩下晏殊独自一人徘徊,酒后思绪泛滥若春水,心头一池波澜,更是惹得他满心惆怅。

他想起很多年前,也是如此美好的时节。他遇到了她,那个笑靥如花的女子。那日,她是歌舞妓,他为风流客。管弦声动,绿袖红裙,她舞姿曼妙,歌声动人。而晏殊必是懂得她每一次眼波的流转,每一声奏乐的转折,每一个舞姿的回旋,否则他不至于对“重头歌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的景象如此记忆犹新。

时隔多年,她在晏殊心中仍是如“玉真”一般的女子:她的身姿既如仙女般飘然灵动;她的影踪亦如仙女般不可寻觅了。那个时候,她尚如繁花般,演绎着怒放的青春。只可惜,她的舞姿早已隐没于时光深处。而今晏殊故地重游,便只见花月依然,故人却已不在。

若是以前的晏殊,写到“醉后不知斜日晚”时,就该破开这股沉重衰瑟,转入轻快放旷的表达了。可是写这一阙《木兰花》,晏殊却在末尾将离合悲欢的哀痛拖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这样的句子,任谁读了都要怅然。都说青春往事,老来悲叹,原来人到了暮年,便是连身边的人都不能点检的。一点检,就要生出悲凉。回首往事,尽是美好,醉人的花香在黄昏的风中弥漫,佳人的浅笑在缤纷的席间低徊,满耳的喧嚣,满目的光彩;看今日情景,却只余寂寥怀恋。昔日一起把酒言欢、玩赏风雅的宾朋们,如今安在?

唐人刘希夷在《代悲白头翁》一诗中感叹着“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于这无尽的宇宙与岁月,人不过是匆匆过客。即便于他人,亦不过是过客。茫茫世间,谁能陪同谁走完这整场人生?无论挚友、夫妻、父母儿女,都只是在生命的中途相伴着走一段路罢了,到最后,终归还是要分开,各自孤独地走向终点。

晏殊一生写过许多感慨光阴迢迢如水,玉人无处可寻的词句,不管是在满座宾朋间饮酒作乐,还是在曲阑香径间徘徊哀叹,他都时时刻刻警醒于人生的倏忽即逝,好景不长,也总在用长阔的风物,安静的喜悦,圆融的智慧来调和这种时光带来的痛楚。但是,当年岁已经没有来日方长的时候,再来感慨物是人非,那况味便是完全不同的。

当年明知光阴迢迢,玉人难寻,也仍可以一晌贪欢,只因为如水的光阴还长,难觅踪影的玉人也还有一生的时光去寻找、怀念。而如今,人生的一切遗憾便已盖棺定论,再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所以,当晏殊感慨着当年一起赏花的人,如今只剩不到一半时,真正是悲伤已极。因为他知道那些已经离散了的人,此后也不会再回来了。他站在了夕阳的尽头,回望自己的这一场人生,却发现眼底、手中、心间,竟是什么也没有留下。人生只如一梦,而那梦里的光华究竟是真实还是虚假,此时也已不甚明了,只知道即便富可敌国,位极人臣,也换不回光阴一寸,留不住故人离散。

何况如今又是盛年难再,盛景已失。

唐代的才子王勃在《滕王阁》诗中写下“物换星移几度秋”时,当是写尽了人生苦短。与这一座恢弘富丽的滕王阁和阁楼下的滚滚江水相比,人的一生自然短暂渺小得不值一提。只是,王勃一定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竟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度春秋。这位未曾老去便已将生命燃尽的才子,留下了巨大的身后之名,假如他再活得久一些,或许会有更大的成就。

然而世事不可假设。

假如晏殊知道自己有一天会尝尽这般苦涩滋味,他会不会选择在这难堪的暮景到来之前便放弃人生,一如王勃那样,死在了盛年,于是也就永远地活在了盛年?

南唐后主李煜若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亡国君,阶下囚,饱受耻辱和欺凌,他会选择殉国,还是选择尽力挽救国运,或者,他会选择根本不来这个世界?李清照若知道自己的晚景会如此凄凉,她还会不会想要那一段与夫君相契的幸福岁月,即使明知道这幸福需要用千万倍的苦楚去偿?

没有人知道答案。就连他们自己,恐怕也给不出一个答案。每个人都知道人生晚景多凄凉,即使无病无灾,也逃不过感官的迟钝,身体的衰老,死亡的催逼,就像李商隐诗中所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人毕竟又留恋着那一抹无限美好的夕阳,它们像极了生命里最后一次燃烧的烟火,璀璨过后,便是沉寂的黑暗。这刹那的璀璨,好似在呼唤着此生所有辉煌、精彩和绝美的瞬间,让人止不住地怀念,再怀念。

暮年回忆最是伤情

晏殊曾为红颜写满相思红笺,也曾为花月写尽满纸闲愁,然而到底花月无情,红颜易老。纵是描尽珠玉,也难以换取圆满人生。年轻之时,他也曾裘马风流,度尽轻狂岁月;庙堂之上,他也曾舌灿莲花,终得青云直上;宾朋宴饮,他也曾举杯高歌,也有门生遍朝野……只是,有谁料到,已到暮年,却要离京奔波。到底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或许有了如此缺憾,才算得上过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生。

真宗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寿春郡王赵祯被册封为皇太子,同年,真宗皇帝赏识晏殊的才学和人品,将晏殊提拔为太子舍人。而事实上,早在两年前的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晏殊便已作为记室咨议进入皇子就学之所资善堂,他与后来的仁宗之间的稳固关系即是从此时开始建立。

于晏殊整个仕宦生涯来说,资善堂中做太子侍读的经历,为他在官场上叱咤风云的命运添了一个不可小觑的筹码。皇太子登基后,重新启用东宫旧人。作为太子幕僚核心成员的晏殊也平步青云,最终登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然而,伴君如伴虎。即使是与仁宗关系如此密切的晏殊,也难逃君心难测。在仁宗身边三十年,晏殊在经历了拜相的无上尊荣后,最终也无非换得一个远离京城的被贬之身。

朝堂上的事暗涌太多,实在是难以分说的。不知晏殊是怎样触怒了上意,仁宗发布的一篇罢相制词措辞相当严厉,丝毫不顾及这位东宫旧臣的脸面,再加上这篇制词的执笔者还是晏殊最亲密的门生宋祁,便难怪后人对此次罢相的根由猜议纷纷了。

晏殊为相,虽未有大的建树,却也不至于犯什么大错。他广收门生,奖掖人才,有识人的眼光,又有容人之量,这般胸襟气度于宰相一职反倒是很合适的。因此,后人皆在暗地里猜测他大概被卷入了皇族内部的某些纷争,由此遭人陷害,导致无辜罢相。

原本在朝堂中行走,就是一步一险,晏殊少年得志,优游半生,命运给他的优待已是足够多了。所以,他日后遭贬时的感慨,也就只有感伤,而没有怨愤。

资善堂中三十载,旧人多是凋零。与君相见最伤情。一尊如旧,聊且话平生。

此别要知须强饮,雪残风细长亭。待君归觐九重城。帝宸思旧,朝夕奉皇明。

——《临江仙》

三十载岁月匆匆而逝,回想起身在资善堂的那段光阴,晏殊心中自是感慨万千。彼时,他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政治新星,深受皇帝信赖和宠爱,又与未来的皇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前途一片光明;而如今,他被罢相,剔除在朝堂的权力中心之外,年纪又已老暮,无论怎样安慰自己,前路亦是黯然了。

而此时,离京外任颍州的晏殊恰逢早年的同僚旧友,聊及陈年旧事。

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青春年华,光鲜的外衣衬着年轻的面庞,他们各自在朝堂上步步高升。彼时,他们曾为自己平步青云而暗自欣喜,也曾小心翼翼地去赌自己人生的前途无量。在风云诡谲的官场上,他们以自身才华和命运做赌注,终于给自己赢得一片广阔前程。

如今呢?旧人早已四散飘零,恰如唐代诗人郑谷的《多情》诗里所言:“薄宦因循抛岘首,故人流落向天涯。”面对三十年前资善堂中的旧日同僚,一番旧人零落的感叹和老年奔波的外任沧桑像水波一样泛上晏殊的心头。

三十年,足以让一方凋敝改头换面,换取一片繁华;三十年,也足以让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变得满头白发、沧桑纵横。三十年,生死尚且不论,只谈那朝夕变幻、风云莫测的庙堂之上,又有谁能久盛不衰?资善堂的昔日旧友们,都在岁月的荼毒中卸去了青春的面容,被世事无常折磨得丢盔弃甲。

这一年,晏殊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到了这般年纪,往往最易怀旧。更何况晏殊又是站在凋零的现在,怀念着最飞扬的往昔,身边还有一个与他年龄相仿,遭际相似的同僚友人。也因此,晏殊才道:“与君相见最伤情。”

欧阳修曾写“洛阳旧友一时散,十年会合无二三”,旧友若能相逢,当是一件多么不易、又令人惊喜之事。所以尽管伤情,但是能与老友不期而遇,晏殊依然觉得庆幸。他们一如往日,执杯对饮,境遇虽不堪提,好在总算还有未曾“凋零”的旧人,能够促膝聊聊旧事,说说近况。年华零落,岁月凋敝,又有谁会去感叹“相见不若不见”呢?这时,纵使相见伤情,分离也是伤情,也仍旧好过不见。

阔别三十载,如今,晏殊和老友一如当年,把酒共盏,却再也做不出笑谈。暮年的凋零心情,又岂是朝夕可诉尽的?陶渊明在《拟古》诗里写“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再接杯酒”,写的是知己相交的心怀,引人向往。晏殊此时与旧友相逢,却不是这般“未言心相醉”的心境。他不是不喝酒便已心醉,而是已经无法开怀畅饮,只好劝自己和友人要“强饮”。

仿佛不强饮,就会被这场离别吞没了心力。离别本就凄凉,而今,白发映残雪,寒风袭长亭,更是给人的内心平添惆怅。在这十里长亭,晏殊终要与友人分别,各自去奔自己的前程。他心里知道,大家都是老暮之身,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前程可言了。汉代李端写“落日见秋草,暮年逢故人”,相逢便已接近了别离。今日一别,何时再见?谁也不是青春壮年。也因此,暮年的别离,更是沉郁伤感。

但晏殊仍道:“待君归觐九重城。帝宸思旧,朝夕奉皇明。”但愿有一天皇上思念旧人,召还你回到那繁华的九重城,朝夕侍奉左右。这番情意,晏殊写得坦然,却也深沉。这当是他对一位昔日同僚最诚挚也最恰当的祝愿。将“九重城”、“帝宸”、“皇明”这样的字眼直白道出,不肯做丝毫婉转避讳,若出自别的词人之手,恐怕要落了俗套,在晏殊那里,却只是一派磊落。

回到京城和皇帝身边,亦是晏殊自己的期盼。此时,离他被贬出京尚且只有一两年时间,他自然还怀着殷切的期望。

晏殊不会知道,晚他约四百年后,有个身世显赫、才高八斗的年轻人,在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中轰轰烈烈上演了一幕闹剧后便谪居云南,朝堂上的风云变幻和尘世间的命运无常让这个年轻人终得了悟,他亦作了一首《临江仙》,被后世传唱。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杨慎·《临江仙》

明朝第一才子杨慎的这曲《临江仙》,比晏殊的词要有名得多。这自是因为它被那本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用作了开篇词,得以广泛传唱。但另一个原因却在于,杨慎的词写得大气,透彻,他把数千年的历史人生,荣辱成败,写入一首小令中,放进一壶浊酒内,付与一场笑谈里。他看到滚滚长江向东而逝,时光一去不回头,多少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英雄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是非、成败又奈何?一切终归消逝,只有青山不老、绿水长流。

晏殊不是杨慎。他没能参透。面对资善堂旧日同僚,晏殊做不到潇洒地用一壶浊酒为他们的相逢相庆,更做不到将古今之事,都付诸笑谈。他至多只能与老友同病相怜,相互抚慰一番,临别时赠上美好的祝愿,除此之外,也只是无可奈何。

锦绣繁华,终不过一枕黄粱

如果晏殊知道自己那番“归觐九重城”、“朝夕奉皇明”的愿望直到十年后才实现,不知他当初还会不会写下这样饱含期待的词句。在被贬谪的前几年,他尚且还有余力怀念往事,与旧友把酒聊话平生,表现在词中,还只有一些不满和伤感。到了后来,这种不满和伤感便化为了激越和悲凉。

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花柳上、斗尖新。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

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谩消魂。衷肠事、托何人。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

——《山亭柳·赠歌者》

写下这首《山亭柳》时,晏殊正值知永兴军。永兴军在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所以词中的歌女自述身世时,说自己“家住西秦”。此时,距离晏殊被罢相贬黜,已有六载春秋。而且比起先前的贬谪地颍州、陈州、许州,永兴军显然更加荒僻,也离京城更远了。

如此一来,回归京城的期望又更渺茫了。或许晏殊本以为自己风烛残年,可在京城尽享荣华,再经些时日,便可告老还乡,别了庙堂。可谁曾想,已是年逾花甲的他,却要在千里之外辗转四方。如今,听着一个年老色衰的歌女悲吟沧桑过往,晏殊不禁老泪纵横。

遥想当年,鲜衣怒马,侧帽风流的他,曾将多少风花雪月写与玉板红牙。如今,他挥笔一曲《山亭柳》,亦是要给歌女来唱,却偏要在词牌上题上“赠歌女”三字。晏殊向来不喜在词前冠上标题,此番作为自是别有用意。想必是那幽咽于琴声中的红尘往事勾起了他“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伤,于是,才有了这份“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惺惺相惜。而这一幕又像极了前朝往事:当年的浔阳江上,客闻一曲京城琵琶语的白居易,亦禁不住泪坠青衫湿。

同是写天涯歌女,同是歌者无心,听者有意。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敢于谏言的白居易因触犯权贵,被贬江州刺史。后又被诬陷作《赏花》诗,再贬江州司马。身处荒僻之地,又连遭贬谪,自是满心凄凉。琵琶女那一曲含着满腔身世之感的弦歌,更是勾起了他的前尘往事。面对这个萍水相逢的风尘知己,白居易再也掩不住内心的凄凉,满怀惆怅化作清泪一捧。他念同是天涯沦落客,便作长歌一首,在枫叶荻花的见证下,千古传诵。

都说浮生若梦,命运无常。然而,命运又何其相似。无论是仕宦生涯,还是风尘之路,其中的繁华、凋零和荣耀、艰辛,又有什么不同?所以白居易会对歌女道“同是天涯沦落人”,所以晏殊作词为歌女诉说身世,以浇自己胸中块垒。

当晏殊听到歌女倾吐心中的一腔往事时,便不由得会想起曾经的过往。

他才七岁,便知学问,能做文章,被乡里誉为神童。未及弱冠便觐见天子,被真宗赐予进士出身,之后平步青云。一朝太平宰相,更是将他擎上云端。还记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的三月,春光明媚。黄门奉旨,圣意满赞。“……忠劳形于夙夜,谋略制于边陲。宜正台铉之司,尚参兵幄之议。益升华于书殿,更衍食于真封。虽倚大谋,且旌旧德……”往事历历,恍然如梦。那时只道风光无限好,却不知已是日薄黄昏。

离了庙堂之高,才知江湖滋味。卸下了位高权重的盔甲,再坚强的灵魂也是不堪一击,更何况是晏殊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文人?

在绿裙红袖中把酒言欢,在清风月下吟尽花月的晏殊,可能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沦落天涯。或许,他也曾设想过,所以,身处庙堂之上的他,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可无论怎样小心翼翼,他都没能逃过命运的荼毒。

从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到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晏殊在贬谪所曾经无数次地向京城遥望,却终究没能推开那一扇重归繁华的城门。即便是先帝名臣、东宫故人,又能怎样?

在这一场权力纷争中,他终究是败了。败得彻彻底底。

人间恨,最恨不过英雄末路,美人迟暮。美人迟暮终究还是美人。晏殊却如驰骋疆场的将士,纵横官场数十年,尝遍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终于懂得了何为成王败寇。

一朝酒醉,吟遍红尘世事;一朝梦醒,叹尽岁月沧桑。所谓世事轮回,也终不过是红颜易老,繁华成空。这是歌女的命运,白居易的命运,亦是晏殊的命运。世事难料,有谁能久为繁华座上宾?锦绣繁华,终不过一枕黄粱。

她也曾是灿若朝霞的明媚红颜,惹动过无数少年的心扉。当年一曲高歌,也曾引得锦衣子弟一掷千金。她拼却一身才华,赚得繁华一梦。不负辛勤,却负了韶光。

暮去朝来颜色故,这是天下女子皆无法摆脱的命运,更何况是红尘欢笑场中奔走的女人。当年一曲,蜀锦缠头无数;如今一曲,只有残杯冷炙。唱曲卖笑,终不能长久。今年欢笑复明年,送走冬秋春夏,也送走了门前的鞍马喧嚣。

女子唱:“衷肠事,托何人?”自是无人可托。一如晏殊离京万里的境遇,亦无处可诉。此时为朝堂见弃,贬谪西秦的晏殊,与这位被富贵公子所抛弃,流落咸京道的女子,现实中的境遇自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在精神上的哀苦、悲叹却又如此相通,所以歌女才会说“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伯牙琴,子期知。若能遇知己,便以《阳春》相谢,以报这番相知情意。

晏殊听完,内心苦涩难平。那歌女也曾早年得意,如今却晚景凄凉,哪怕才艺仍旧超群,也终不敌早年红颜一笑;而他幼时起于乡里,也曾享尽荣华富贵,如今却老来落寞,即使才华满腹,也换不来宦海一叶扁舟。一个轻揉慢捻,高歌数曲,技艺绝伦;一个坐在座中饮酒听曲,管弦声语,亦纯熟在心。一个将一生心事融入秦铮,一个听懂了这心事,却也将自己的心事勾连起来,于是写下《山亭柳》曲词赠给歌者。如此的两个人,确是当得起“知音”二字。他们走在相同的凄清暮年,品尝着相同的繁华落尽的滋味,因而也就同样在一曲过后,“当筵落泪,重掩罗巾”。

这泪是歌女所落,却也是晏殊于词中流露的心曲。他的余生已没有多少岁月,除了当筵落泪,他不知道还能如何表达这满腔的悲凉。知永兴军时,他已经六十岁了,花甲之年,还要跋涉至一处陌生的地方,若是游山玩水倒也罢了,却偏偏只是身不由己的贬黜。他是逃无可逃,避无可避,只能拖着老迈的身躯赴那一纸皇命。

遇见那位年老色衰、才艺超群的歌女时,晏殊或许会想,高贵如宰相,低贱如歌妓,在面对命运的无情翻弄时,也都是一样的无力。所以,他只能与歌女一起痛哭一场,好在分别之后,在重新投入各自的人生之前,为那歌女,也为自己,留一点念想和安慰。

人生几度三台,归去花前酒间

曾经想过,人皆谓其太平宰相的晏殊,在雕梁画栋中享尽了荣华,歌台管弦里阅尽了富贵,暮年致仕而去之时,面对冷落门庭,寂寥深院,会有怎样的感怀。或许慨叹世事无常,人情冷暖;或许叹惋昔年富贵,一场春梦;又或者只是坐拥着一生回忆,在暮色将尽的生命晚景里淡看一生起伏,默然凭吊那在宦海浮沉中辗转消磨的时光。

宋人蔡绦在《西清诗话》中记载,晏殊初罢政事,常常感叹士风凋落。当时有一位歌妓名叫刘苏哥,她与人订下终身之约,却受到老鸨的阻挠。在春物暄妍之际,刘苏哥驰马出郊,登上高冢瞻望恸哭,不久便死去了。听闻此事,晏殊说:“士大夫受人眄睐,随燥湿变渝,如翻覆手。曾狂女子不若。”士大夫受到眷顾宠爱,便会为了功名利禄变得反复无常,轻易违背自己的原则,轻易背叛他人,其气节比起这位誓死不渝的刘苏哥,真是大大不如。

有人说,晏殊话里的“士大夫”,指的当是撰写罢相制词的晏殊门生宋祁。晏殊此番对士风凋零的感慨,暗含着他对宋祁背弃行为的不满。如今的朝堂已经不是他的天下了,当初他对宋祁极尽赞赏,着意提拔,加意亲近,为了与宋祁旦夕相见,不惜在晏府旁为他新辟一宅子,又时常与他通宵达旦地饮酒赋诗。一旦罢相,宋祁却在制词中极尽诋斥。

人情冷漠至此,世态炎凉至此,又怎能不叫晏殊在面对这名忠贞不渝的歌妓时,生出士风无常的慨叹?后来晏殊为刘苏哥写下一首凭吊诗:

苏哥风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

何日九原芳草绿?大家携酒哭青春。

——《吊苏哥》

青春不再,盛年凋零,所以才要携酒哭青春。晏殊哭的既是刘苏哥的青春,亦是自己往昔的年华。经历罢相一事后,晏殊除了在酒中哭一哭旧日繁华,在歌舞乐声中纾一纾心中郁结,亦没有别的办法了。更何况,在名利浮沉的尾声,终须为在碌碌浮华中消磨的青春与热血痛饮一哭,也好冲散一些如今的冷落苍凉。

多少读书人寒窗十载,半世钻营,也难及晏殊所成之万一。但晏殊也自有他难解的局。彼时晏殊青春正盛,便走入了这一片权利与富贵的中心。韩愈说:“惟名利之都府兮,羌众人之所驰。”这一条功名之路布满荆棘,刀光剑影,横陈着无数人的血肉躯体,却仍有无数人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地踏上去。晏殊便在这条众人趋之若鹜的名利之路上耗尽了半生光阴,待到垂垂老矣之时,回首往昔,却只有繁华终一梦的感慨。

官场倾轧,趋炎附势,汲汲营营,为利所驱,那一片皇都烟柳远远望去只有万千锦绣,无尽繁华,走入其中方知内里的真实面目。多少年少热血一腔壮志都在现实的风霜催折里消磨殆尽,封侯拜相、登临台阁又如何,终不过两鬓沧桑,满怀萧瑟。

那一年,王维意气风发,青衫飘渺几可如画,他一身才华初入长安,在公主的宴席上一曲娱欢,无人不叹其风姿出世;那一年,柳永千里赴京赶考,以为金榜题名在他而言如探囊取物,只待鱼跃龙门,便可一展鹏程,遨游九天。只可惜在这功名利禄所熏染的红尘万丈里,一腔抱负,满腹诗书,都敌不过上位者的翻云覆雨。

这二人自然是想在功名之路上博得头筹的,然而结局却并不如人意。王维从死牢里生还,最终归隐终南山,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他可以在喧嚣繁华的中央携一身萧瑟,自也可以在唯有明月相伴的深林中享受幽独;柳永却是屡试未第,以一首《鹤冲天》换得了“御笔填词”的结局,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却又如何?烟花巷陌,偎红依翠,纵是白衣卿相,也有半世风流。

如王维那样“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悠然,像柳永那样恣肆的醉倚芳丛的风流生涯,不知晏殊是否艳羡过。身居高位的晏殊自是知晓,楼高四面风,高处不胜寒,此刻满堂花醉三千客,未知他朝若风流云散,可还剩得半个知己?到头来,真是要感叹一句,不若不登天子堂,不如不享富贵,不过眼繁华,如此也就不用忍受跌落低处的痛楚,繁华冷落的悲哀——当看到昔日钟鸣鼎食的相府门庭寥落,而那些把酒言欢的高朋亦离散纷纷时,不知晏殊是否这么感叹过。

春花秋草,只是催人老。总把千山眉黛扫,未抵别愁多少。

劝君绿酒金杯,莫嫌丝管声催。兔走乌飞不住,人生几度三台。

——《清平乐》

人至暮年,晏殊作词似乎也不再如从前那般圆融婉转。这一阙《清平乐》便是《珠玉词》中极少有的直抒胸臆之作。一开始他就道,此生不知见过了春花秋草的美景,这美景年复一年,却只是一味地在催人老去。李煜那首《虞美人》开篇亦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都是将一腔对于时光飞逝的怨恨指向无知又无情的美景上。

这一番愁恨不知如何能消,纵使可以扫得尽千山眉黛,也扫不去心头的离愁别绪。别离的是什么?是多年来相伴在身边,复又离去的人,还是那曾经拥有,复又失去的物,抑或是已经沦落为回忆的往昔的故事?

时光如烟,人生几度三台。晏殊曾登临台阁,权重一时,然而几度春秋过,终是看破了这一场名利烟云,春花秋草,岁月催人,付此身于蜗名蝇利,不若笑对清风明月,潇然把酒,疏狂一醉。

弹指华年过,浮生一梦醒。

曾登朝中清贵,身居内翰却最终贬谪海外、历尽半世沧桑的苏轼便在中秋月下写过这样的诗句:“世事一场大梦,人间几度秋凉。”与晏殊此刻所感竟如此相近,这一句“世事一场大梦”让人读来心神俱震,仿佛世事浮华的面纱被一道雪亮的剑光瞬间刺破,一切凡尘烟云支离破碎,耳边还仿似残留着那一声裂空而过的铿然细响。

人并不是看不透浮华,而只是甘愿在繁华世事人生里消泯了知觉,只要没有人去惊破这一场梦境,便不愿去看透这眩惑人心的美,即使这美终将如浮云般消散。看破名利纷扰,欲将此身归于竹林清溪,歌酒诗词的文人并不多,“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最终辞官归隐,将余生活出了真性情和真滋味的陶渊明,翻遍史书也只有这一个。至于洒脱不羁,散发弄扁舟的李太白,或许还是离那种刻意的孤独和骄傲太近了一些。而苏轼与晏殊,至多也只是于现实里保留了清醒与豁达罢了。

然而这清醒与豁达却是珍贵的。苏轼写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詹州”时,心境当是如云舒云卷,平和开阔,因为他已经有余力自嘲了。这决不是尖刻的讥讽,而是豁然开朗的自我调侃。在苏轼眼里,生命里并没有那么多严重到不可解决的事情。晏殊写下“人生几度三台”时,亦是毫不矫揉造作。没有夸耀,亦没有故作的谦逊,他只是如实地记下了人生里的荣耀与苦闷。这六字,终宋一代,或许也没有词人敢这般平实地写下来。

晏殊是真的倦了。

几度三台,半生繁华,不过在一场富贵功名梦里耗尽年华,此刻天光云影,水阔山长,终可乘扁舟一叶,归去花前酒间。

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在被朝廷召还之后的第二年,晏殊便因疾逝世,走完了六十五年的人生。据说,在晏殊逝世之前,仁宗曾想亲自登门探病,晏殊坚持不肯,仁宗只好作罢。谁知过了数日,晏殊便病故,仁宗因此颇以为憾。

晏殊不肯让仁宗探视的理由,据说是忌讳仁宗携带纸钱等吊奠之物。这是当时皇帝去给大臣探病时的规矩,自然不能免去,晏殊却因此而拒绝皇帝亲自探病这一莫大的荣耀。或许,能不能得到皇帝青睐,对此时的晏殊已经并不重要了。他如何死去,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也不再重要。

这真是一场太过漫长的人生,从七岁的闻名乡里,到十四岁的荣登朝堂,再到二十八岁入东宫,三十六岁被贬,四十三岁封相,最后到晚年的十年贬谪,他尝尽了光荣,亦心力交瘁;这又是一场太过短暂的人生,富贵优游五十年,倏忽而过,而他甚至来不及挽起时间长河里的一朵水花,便已踏进了暮年。

为此或悲或喜又能如何?生也好,死也罢,谁也不知道哪一种是睡去,哪一种才是醒来。一生至此,他已了无憾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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