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与蒋韵谈《聊斋志异》及重读文言小说的意义
1.当您决定为我刊的“文本典藏”栏目,推荐蒲松龄小说《绿衣女》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从我们创办这个栏目,您是第一个推荐我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作家。为此,十分感谢您。您的选择,会使我们这个栏目更丰富,同时也使我们和读者有机会与您一起重读《绿衣女》这篇文言小说,重视《聊斋志异》这部书。请您谈谈,您选择推荐《绿衣女》的想法。
答:其实,很简单,选择《绿衣女》,缘起于女儿。
关圣力先生一直锲而不舍地要我为“文本典藏”推荐一个短篇小说,而我一直觉得自己不行:我不会写这种精辟的文字。答应是答应了下来,却一直在磨洋工。那天,看女儿的博客,忽然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有一个蜜蜂变成的女孩子,总穿绿色的衣服,因为她是一只绿色的蜜蜂。她对穷书生以身相许,只是因为在她是蜜蜂的时候,书生救了她的命。书生举手之劳就换来几夜刻骨的缱绻。但是后来书生的房间被和尚贴上了驱鬼的符,她就不能来了。书生再也见不到绿色衣服的女孩子。可是有一天,窗口飞进来一只绿色的蜜蜂,慢慢地飞到书生的砚台前边,用身体沾满墨汁,在白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一个“谢”字。
我从小迷恋这个《聊斋》故事,直到今天。
我十分震动。
女儿远在巴黎,手边没有《聊斋》,关于这个故事,她的记忆有一些偏差。但是,尽管如此,在她短短一二百字的描述中,这个故事无与伦比的魅力,令我惊艳。我想,除了《聊斋》,还有什么小说,能让今天的我们用如此简单的语言,寥寥数语,把它的美呈现得如此完整,如此具摧枯拉朽直指人心的力量?一只小绿蜂,将自己的身体投入墨池,“出伏几上,走作‘谢’字”,这奇绝又唯美的想象,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带给了我超越时空纯净无边的感动。
应该说,我是借了女儿的眼睛,和《绿衣女》、和文言小说久别重逢。
2.有资料说,蒲松龄一生穷困潦倒,但他却以自己对社会的理解,对众生的慈爱之心,坚持记录、叙写社会万象,以文学的形式,主张善良,张扬正义,他的所作所为可称为写作者的典范,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答:首先,我必须说明,关于蒲松龄,我的了解大概不会比一个普通读者多多少,我肯定不是一个蒲松龄专家,但是,我非常尊敬这位伟大的小说家。关于他的生平,我大致知道的情况是这样:
蒲松龄,生于1640年,卒于1715年,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县蒲家庄人。十九岁应童子试,考秀才,一举博得县、府、道三试第一而名动乡里。这是他一生中科试的巅峰、绝唱,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十九岁遇上了一生中唯一一个欣赏他、懂得他的主考官:当时的山东学政施闰章。施闰章是一个名闻遐迩的诗人,时称“北施南宋”,可能,他选士取才的标准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诗人的标准。也因此,后世有学者说,蒲松龄在科考之初其实就走上了一条歧路,因为他位列榜首的文章《蚤起》并不是一篇严谨、工整的“八股文”。所以,在他昙花一现的“得志”之后,是漫漫几十年噩梦般的屡试不第。直到七十一岁,才成为一个“岁贡生”——副举人。
蒲松龄这一生,为生活所迫,除了在一个同乡人的幕府中做过几年幕宾之外,近四十年的时间,都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有家做西席塾师,也就是说,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民间,没有离开过他小说的源头。他一边教书,一边写作《聊斋》,一个小说家的情怀和思路文章,大概只能使他和应试的“八股文”拉开越来越遥远的距离。有朋友写诗劝他,“聊斋且莫竟谈空”,让他丢下《聊斋》而一门心思应付科考求取功名。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于是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个官吏,而多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这可能是蒲松龄本人的不幸,却是中国文学的大幸。
3.《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在屡试不第的状况里,穷四十年生命经历,为我们留下了这部堪称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而我们的文学史,姑且这么说吧,从“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开始,便忽略了它重要的文学价值。胡适甚至说过:“《聊斋》取材太滥,见识鄙陋。”基本抹煞了这部书反映大众疾苦的思想意义和它的艺术价值。而鲁迅先生却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它做过积极的肯定。在目前我们这种文学状况下,您认为应该怎样评价这部文言小说?
答:记得许多年前,八十年代吧,正是拉美文学爆炸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写作的朋友问我:“你说魔幻现实主义和《聊斋》的区别在哪里?”不记得当时我的回答是怎样的了,总之十分含糊,心里却想,这两者怎么能比?一个那么先锋,那么鲜活茁壮,是光芒四射的红日,一个那么陈旧古老,早已是日暮西山了。那时,在我眼里,新的、先锋的、前卫的、符合西方小说观念的,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也才具有榜样的意义。我想,那时,持这种观点的,绝不仅仅是我一个人。
而现在我肯定不这样看了。其实,特别是今天,我觉得,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伟大才日益彰显:《聊斋》的世界,那才真正是一个大千世界,众生万物,都是这世界的主角。过去我们说,蒲松龄是将狐鬼花妖“人格化”了,写鬼其实是写人。这样说我觉得太过狭隘,也太以“人”为这世界的中心。应该说,在蒲松龄笔下,一花一木,一草一叶,皆为生灵,且是至美的生灵,也更具理想的意味。他以异类之美,反衬出了人间和人类的丑陋。这种超越了“人本”意义的生命态度,令今天的我们汗颜。我想,蒲松龄的伟大,在于他拓展了、补充了、丰富了“人性”的含义。他以真正博爱的大情怀,超越了他的时代。当然,一个写作者的良知、天职,直面人生、社会和罪恶的勇气,永远“活在当下”的文本意义,这些都被人们谈论得很多了,我就不再赘述。
“五四”新文学运动,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仅仅是文言小说)虚无主义的评价,其实一直长久地影响着我们。要到今天,要到历史给了我们一个相对从容的时刻,也要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渐渐摆脱青春期而进入比较成熟自信的年龄,我们才有能力,才有襟怀回头,以感恩之心,去面对我们自己传统文学的高山。
4.《绿衣女》在《聊斋志异》中,不是被经常提到的篇目,它不像《画皮》《聂小倩》等篇目那样脍炙人口。这篇作品很短,结构简洁,叙事流畅,歌颂了对爱情的忠贞,暗含着人与自然界的亲密关系,内容很感人。《聊斋志异》的题材十分广泛,有赞美纯洁坚贞的爱情的,有揭露科举制度黑幕的,有讽刺封建官僚,揭露贪官污吏的,也有借荒诞恐怖的故事,阐释伦理道德的作品,重读《聊斋》,我们能从它的艺术与内容上得到什么收获?
答:我前边讲过了,我是借助女儿的眼睛,和《绿衣女》偶遇。可能,它确实不像《聂小倩》《婴宁》等那样广为人知,可是,能以如此短小的篇幅表现这样动人的故事,这种艺术魅力太罕见了。我甚至觉得《绿衣女》是《聊斋》中最具诗意、也最像诗的一篇小说,有诗的结构,诗的意境和意象,以及“意在言外”的神韵,浪漫、完美、风情万种,又感人至深。是《聊斋》中的神品。
这故事特别打动我的地方,是蒲松龄赋予“于生”的态度:他明知绿衣女“非人”,却丝毫不见弃。这和我们惯常所见的志怪一类的小说中,那些被妖鬼迷惑的男人的故事,完全不同。那些故事,以劝人戒色、戒欲、宣讲教化为目的,“人”都是妖鬼的受骗与受害者。而蒲松龄在这篇小说中,超越了“人”的俗见,于是,我们才看到了“于生”和绿衣女如诗一样宁静纯美的相处。
还有它的结尾,被搭救的小绿蜂,投身墨海,用小小的身体“走作谢字”,这一笔,其实,已超越了男女之情,男女之爱,而有了“义”的内涵。我一直以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义”其实比“爱”表达得更动人,也更具形而上的超越性,是一种大美。这是我们自己文化中最独特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对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诚如你所说,《聊斋志异》题材十分广泛,分析它的内容和艺术性那将是一篇太大的文章,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所以,只能借《绿衣女》,谈以上一点感想,也是希望大家能跟随这只有情有义、天籁般的小绿蜂,走进《聊斋》原野的深处。
5.您与李锐先生合作出版了《人间》这部著作,内容是重述《白蛇传》。你们在重述这个神话故事中,已经赋予了它新的内涵,从多方面丰富了我国的神话故事,增加了神话故事的阅读价值。这与您推荐《聊斋志异》中的作品,有没有潜在的关联?
答:确实,有关联。用李锐的话说,就是,重述《白蛇传》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向中国神话致敬的机会。其实,何止是神话,还有传说,还有一切滋养了我们的文化厚土。可能这里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渡。去年,在一篇小文章中,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越来越容易被一些远去的、逝去的事物感动。读《清平山堂话本》,看到《死生交范张鸡黍》的故事,真是大骇异,大震撼!讲给年轻人听,他们的反应平平甚至没什么反应,心下怅然。前些日,读了台湾作家张大春的新作《春灯公子》和《战夏阳》,意外发现他在回头路上走得更远,索性摇身一变,做起了“说书人”。对于暌违许久的那片沃野,那片养育侠士、剑客、诗人和君子的文化故土,它的奥秘、它的美、它的坚韧缠绵、它的好与不好,是要在度过漫长的青春期之后才能慢慢去领略,去发现,去感悟的。当然,前提是,你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毫无文化负担的“国际公民”。
其实这也是我们当初答应参加“重述神话”的一个原因,当然也和我推荐《绿衣女》有很重要的关系。
6.我们以文本典藏的形式,把一些各具特点的小说推荐给读者,是想借此演示小说叙事和文本多元化的可能。这个栏目推出的作品,涉及到国内外众多作家,也确实得到了读者的喜爱。您认为我们还可以从那些方面做出改进。请您帮我们提提意见。
答:这个栏目的开辟确实是有原创性和独创性的,也特别及时。不仅仅对普通读者,就是对写作者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说到意见和建议,一时我还想不起来,等我想起来了再说可以吗?
7.请您为读者推荐几种使您的创作受益或者是您喜欢的文学作品。
答:既然我点评了《绿衣女》,那我就首先推荐《聊斋志异》吧。若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用比较的态度读读《清平山堂话本》,那里面除了有我已经提到过令我骇异和震撼的《死生交范张鸡黍》外,还能看到《白蛇传》最初的原型。不过,读了里面大多数故事,再读《聊斋》,你才能更清楚地看到蒲松龄的伟大。
说到使我创作受益的文学作品,就太多了,若说我最喜欢的,我想应该是这样两部:《红楼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两部作品,在我心中,是没有谁没有哪个后来的大师可以取代可以超越的,它们能够使我对“写作”这件事永远心存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