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十三岁那年,喜欢上了诗歌。她给我背诵叶赛宁的诗句:“我离别了出生时的老屋子,告别了天蓝色的俄罗斯……”她有些忧伤地说:“妈妈,我爱叶赛宁……”不知是叶赛宁的诗还是女儿的表白,让我热泪满盈。我很感动,同时,更大的一种忧伤、不知因何而起的忧伤,水一样淹没了我。
五年后,女儿远走异国,去法兰西读书。她起初落脚的地方,是一个叫图尔的城市,美丽的卢瓦尔河穿城而过:那是一条活在法国小说中的河流。女儿在信中,简朴地、安静地描述着河边的景色,木墙屋、散步的老人和狗,还有河上年头很老的桥梁,女儿每天都要从那桥上经过,去她读书的学院。她在信中,或是电话里,从来,都是快乐的,阳光灿烂的,没有说过一句想家,没有流露过哪怕一丝的乡愁。她的同学们,都喜欢叫她“丸子”,那是“樱桃小丸子”的简称,由此可见她的天真和没心没肺。但是有一天,她开始写作了,她在遥远的卢瓦尔河边在别人的法兰西,开始不厌其烦地描述一个叫“龙城”的地方,那是一个没有多少风景的灰色的工业城市,地处中国北方,闭塞、不发达,在春天总是风沙弥漫,那里许多孩子的人生理想,就是怎样能够离它而去……这个“龙城”,几乎成为了女儿所有故事的源泉和母体,它孕育了那些缠绵、那些疯狂与残酷、那些鲜嫩滴血的青春和令人颤栗的爱恋,她用文字为自己建构了一个故乡——她爱它。
几十年来,我几乎从没有离开过我生活的城市(除了短暂的小别),这里,应该说是我在这世界上最熟悉的地方。我像一棵树一样,在这里扎下了很深的根,但我却从没有一个树的灵魂。对年轻时的我而言,生活永远是在别处的。我在精神上漂泊,把自己放逐到了生活之外。等到有一天,当我想和这城市或者说和生活和解的时候,却发现,我已经挣脱不掉那永恒的乡愁。我足不出户,却早已失乡……
乡愁和生命悲情,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大母题,历代文人骚客,用各种的文学方式将它推向了表现的极致,在千百年重复的、不绝如缕坚韧的慨叹感怀之中,那夕阳白云下悠悠的乡愁,早已不再是一己的情怀而变成了“人的乡愁”,而游子们所怀恋的那个家,也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某村某乡而变成了“人类的家乡”。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游子,我们从家乡出发,却再也走不回去。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小说和文章中,渐渐出现一个词:我的城市。这个词我说得好像很理直气壮斩钉截铁,但是,它在哪里?尽管看上去,它和我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城市很像,它们有同样的地理位置,有同样的物产和空气、同样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但,这城终究不是那城,这城,我的城,只活在我的文字中,活在我的故事中,就像女儿的“龙城”一样,我用文字为自己无中生有建构了一个可以回头眺望可以眷恋的城池。
也许,这正是我热爱文学热爱写作的原因,它对我永远有着拯救的意义。写下“拯救”这个词,我犹豫再三,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大词早已被人用滥故而失去了诚恳和朴素的意味。但,我想不出一个可以替代它的准确的词汇。曾经,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假如,没有写作,你的生活会是怎样一种状态?这个问题让我静默良久,因为,我能想到的只有两个字:黑暗。
它将我从黑暗中拯救出来。如同神明。
年轻时,曾经有过一次迷路的经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春天,“五一”节,我们三个年轻的少女结伴去五台山。那时,旅游业远远没有兴起,五台山也还是一个寂寞的深山。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乘错了车,最后的结果,是需要徒步走近百里山路并且要翻过一个叫“黄毛眼梁”的山峰才能抵达我们的目的地——台怀镇。一路上,所有人都这样向我们描述“黄毛眼梁”,说它是一座最高的高山,是最冷的风口,六月天下大雪,积雪终年不化。当年,从内蒙一带前来五台山拜山朝圣的信徒,有许多人都是在黄毛眼梁上迷了路冻饿而死……而我们,恰恰就是在爬上风雪交加的黄毛眼梁上的那一刹间,迷路了。我们站在山巅,千沟万壑都在我们脚下,四周白茫茫一片,哪里有路的迹象?路被没膝深的白雪掩埋了。风吼叫着,卷着迷乱的雪片,白茫茫令人恐惧的苍穹之下,除了我们这几粒芥豆般的人,就是风雪,就是如涛的群山。那一刻,我们离死很近……当然,最终,我们还是从迷途中找到了通往五台山的正路。那天黄昏,当我们疲惫不堪拐过一个山口,突然,台怀镇那一片辉煌安静、美轮美奂的寺庙金顶,辽阔的金顶,出其不意地扑入我们的眼睛时,我第一次,理解了“拯救”这个词:那是我离神最近的一个时刻。
后来,我才知道,那黄毛眼梁,原来,就是五台山的北台,华北最高峰。我们曾经在华北最高的地方,和死擦肩而过。
我想,写作之于我,就是漫漫长旅中突然现身的那一片金顶,辉煌安静,美不胜收,那是一个永远吸引我的故乡般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