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彬
辛亥革命时期，是一个群星璀灿的时代。然而，人们所注目的，往往只是主要领袖所放射出来的灿烂光芒，作为群体诸分子、对革命同样作出重大贡献的广大志士以及他们的业缋，常常隐没于一两个主要领袖叱咤风云的伟岸身影之后，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鲜为人知。本文论述的李燮和，就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曾先后参加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指挥了上海光复战役，主持过吴淞军政分府，参加过攻取南京和北伐战斗，为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长期以来，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没有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李燮和作为光复会领导人，被排斥在所谓“正统”之外，与李燮和结有私怨的陈立夫、陈果夫(二陈均为陈其美之侄)把持了国民党史档案、宣传机关，任意颠倒史料，喊否人物，借贬斥、抹杀李燮和来抬高陈其美。另一方面，由于李燮和在袁世凯北洋政府时期被列名“筹安会”中，长期戴着“叛徒、帝制犯”的帽子，使得对其一生的评价受到影响。再者，辛亥革命以来持续的社会动荡和李氏后裔所受到的一次次巨大冲击，使得有关私家史料散失尽净，搜集李燮和史料成为令人望而却步的艰苦工作。因而，李燮和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对其一生革命业绩尚无专文论述。本文在广泛搜集、考订史料的基础上，就李燮和在沪宁光复前后的重要活动作一论述，力求客观、公允地评价这位历史人物。
一、沪宁光复前的革命历程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李燮和的革命生涯是与二十世纪初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潮紧密相连的。
李燮和，字柱中，又名焱，谱名代均，号铁他。1873年11月16日（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生于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光明山(今属湖南省涟源市沪，有兄、弟各一人。父亲李春轩，靠经营茶业发家，在地方上亦有声望，曾捐资为同知，但“不乐仕宦，故以商终其身。李春轩精心培养次、幼二子读书取仕，因此，李燮和自小就和弟弟李云龙受业于地方名师谭海珊、梁礼安等，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少年李燮和显示出一种倔强进取、勇于反叛的性格：“君少负气不羁，勇逼不顾前后”，接触了《船山遗书》等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书籍，“语及排满。则目眦皆裂”。
1900年，李燮和和李云龙来到长沙求实书院求学，结识了在长沙的革命志土黄兴、刘揆一、禹之谟等人。20世纪初，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团体风起云涌的时代，1904-1906年间，李燮和三次加入了当时最为重要的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和中国同盟会，成为近代史上罕见的“一身三会”的民主革命家。
李燮和加人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是华兴会。1902年，李燮和约集同志创建“黄汉会”，盖“黄者黄帝，汉者汉人，欲以苏国魂而振汉声，祖黄帝而耀前烈”35，寓意反清革命。黄汉会是华兴会的一个外围组织，其重要骨干如陈天华、陈方度等都是华兴会会员，李燮和本人“亦华兴会会员”，并在华兴会筹划的甲辰长沙起义中“参与机密，分任重要职务。在华兴会时期，李燮和参与了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1904年，李燮和在宝庆（今邵阳）中学堂任教，与谭人凤、肖立诚、李洞天、唐镜三等人策划宝庆发难，以响应甲辰长沙起义，各自约定专责地点，“肖、李（洞天)任邵阳，唐任武岗，燮和任安化，结果因事不密而告流产。其后，李燮和赴长沙，在安化驻省师范学堂任教，又准备于1906年春在长沙再谋起义，被巡抚庞鸿书谍知，按察使张鹤龄和游学预备科副监罗仪陆同情革命，设法报信，李燮和才免于被捕。因在国内无法立足，由其兄李崇如“贷钜金，促燮和赴日本”，开始了流亡革命家的艰苦生涯。李燮和加人的第二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是光复会，1906年春，李燮和流亡日本，途经上海。同年6月，李燮和在上海结识了光复会重要领导人陶成章，两人引为至交，陶成章遂“介绍燮和为会员”，李、陶交谊对李以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燮和在上海加人光复会后，继续东渡日本。在日本，李燮和又加入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在李抵日之前，黄兴已先期到达日本，同盟会已于1905年8月在东京成立，黄兴任庶务。约在1906年下半年(9-12月间)，李燮和“由黄克强介绍人会，又成为同盟会重要分子，随即参加了同盟会领导下的革命工作。
1906年冬，萍浏醴起义爆发，在日本的同盟会员纷纷回国响应，李燮和潜入南京，谋刺两江总督端方，未能成功，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悬赏五百两缉捕，只得又经上海逃往香港，经在港办报的革命志士冯自由介绍去南洋任教，李遂于1907年到达荷属南洋之榜甲。榜甲是荷属南洋的一个属岛，华侨聚居达十万之众，李燮和在此创设中华会馆，内设一学堂，以华语教育华人子弟，团结华侨，此举深得饱受离乡之苦的广大侨胞赞同，李燮和也取得了大家的信任。在四年侨居生涯中，李燮和一面从教，一面开展革命活动。榜甲全岛共有八港，李燮和所居槟港即为其中之一，荷兰殖民政府在每一港都设一名甲必丹，由华人担任，作为统领华民的首领。李燮和先发展了槟港甲必丹温庆武加入同盟会，再由其介绍其他七港甲必丹及一些富商巨贾加入，发展会员60多人，然后在中华会馆设立同盟会分机关部。李还周游爪哇岛和英属新加坡、缅甸等地，
宣讲革命，发展会员，列名会籍者日益增多，数年之间，在南洋设立同盟会分部30多处，延集国内志士前往任教、办报者百余人，南洋党势为之大振。
在南洋，李燮和卷入了陶成章、章太炎掀起的第二次倒孙风潮。1909年，陶成章因到南洋募款受阻，对孙中山和同盟会南洋支部产生不满，联络李燮和等人，起草了一份《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要求免除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在东京总部的黄兴、刘揆一致函李燮和，为孙辩解，维护孙的领袖地位，李后来亦无所辩白。但陶成章于1910年在东京重建光复会总部，推章炳麟为会长，自任副会长，与同盟会分道扬镳。陶成章并将重建后光复会活动的重点放在南洋，“于南洋设一行总部，代东京总部行事”，行总部由李燮和、沈钧业、魏兰组成，李燮和成为光复会中仅次于陶成章的实际领导人。南洋一带原由李发展起来的同盟会机关也因此改为光复会的分部，此后李燮和便主要以光复会的名义从事革命工作。
陶成章、李燮和重建光复会，对革命派力量的分裂确有一定责任，但光复会与同盟会在反清的大目标上是一致的、两会“欣戴宗国，同仇建虏，非只良友，有如弟昆”。在各树一帜的情况下，李燮和与孙、黄为首的同盟会人的协作关系并未中断。1910年，同盟会决定在广州谋大举，黄兴致函李燮和，邀请他“捐陵意见，同任艰巨”，李“欣然从之”，参加了孙中山主持的槟榔屿军事会议。会后，回爪哇召集各埠同志传达了会议内容，按照会议的决议，向荷属地侨胞募饷。起义之前，李燮和和陈方度、柳聘农、胡国梁及黄兴的长子黄一欧等先入广州，秘密打入广州巡警道教练所，以待起义爆发时，联合该所中倾向革命的张通典、夏寿华等警官警士，进攻巡警道衙门，轰炸巡警道王秉恩。但各路党人未能协调行动，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一路革命党人冒险进攻两广总督衙门，党人损失惨重，此即震惊中外的“黄花岗起义”。李燮和本欲按原计划“继进”，不论成败，以死相拼，被张通典等人以“外援不济，徒死何益”劝阻，于是在张、夏等人掩护下，率同志逃离广州。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光复会都开始调整反清斗争的战略，光复会派李燮和、王文庆分别到沪淞和杭州开展活动。李燮和遂偕陶成章赴上海，揭开了其毕生事业中最辉煌的篇章。
二、上海光复的功臣
李燮和领导了上海光复，对辛亥革命在东南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上海是近代工商业最为集中的东南大埠，地理上、经济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清末，革命党人在上海十分活跃，他们以《民立报》、《神州日报》为阵地，进行革命宣传。上海又是各国租界集中之地。革命党人认为，如能占领上海，得国际上的承认，被视作与政府相对立的交战团体，“则胜于十万雄兵”。因此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成为举世瞩目之地，在清军攻陷汉口、压迫武昌之际，黄兴、宋教仁频频致电，向上海革命党人求援，言有“此间战事吃紧。亟望各处响应，否则仅恃鄂兵与彼硬战，恐难支也”。沪上人士也认识到此次非东南急起响应，无以救武汉之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革命党人开始策动上海起义。
在上海光复中，无论是起义前的准备工作，还是起义中的关键战事，或是起义后的善后措施，李燮和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组织武装力量，推动上海起义。
早在1911年4月，陶成章、李燮和就在上海法租界平济利路良善里“锐进学社”内设立光复会机关，作为准备起义的联络地点。这年夏，李燮和因得知母病消息，潜回家乡省亲，回乡不足一月，即为清吏探知，下檄缉捕，遂逃往武汉。此时，距武昌起义时间巳近，李燮和“迥知大事可举”产同时认为民军首举武汉，已扼全国之枢；而上海、吴淞为东南门户，得之则长江以南可传檄而定也”
况且“规画东南，接济内省民军饷械，断淸军运输之路，断萨(镇冰)军舰队后援，非得吴淞、上海不可于是在10月6日，即武昌起义爆发前四天，由武昌赶赴上海。针对部分光复会会员提议北上运动新军的主张，李燮和指出：“事将不在北，何必舍近求远，此即用武之地”。决定由王文庆等人分赴杭州、苏州、南京等地策划，李燮和驻守上海，独当一面。
同其他革命党人一样，李燮和也是“书生赤手，无成兵宿粮可籍”，于是在运动方向确定后，组织武装力量成为当务之急。王文庆到浙江后，在湖州、嘉兴召募党人，派100人到上海，李燮和将他们分遣到附近各府州属，以图并举。同时，又在上海亲自召募敢死队员，约有500人，大多是中国体操学校和龙门师范学校的学生。李燮和又在法租界租下几座洋房，命陆瀚文、尹锐志等人秘密赶制炸弹。这些武装，成为日后光复军的最初肇端。
另一方面，李燮和更大的成就在于对清方军警的大策反。当时，沪淞一带淸军军力主要有：5个巡防营1200余人，除部分调入制造局外，大部分驻各处，由统领梁敦缚指挥；从广西经吴淞的过境军队——济军三营600人，统带为黎天才；江南制造局卫队100人，松江兵250人，炮队1营，驻江南制造局内，由制造局总办张士珩指挥；南市、闸北两地警察1000余人，巡防水师营、海巡盐捕营，以及海军舰艇数艘。这些军队大多是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分驻江南的旧式湘、淮军，与革命党人鲜通声气，在这一点上，与新军迥然不同，因而一般人均认为不易策反。李燮和认为，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义旗既张，人心思汉，清军将吏虽旧人，皆惴惴不自保，非有团结不可动摇者加之这一带军警长官多是湖南籍，李燮和利用同乡关系，毅然承担策反军警的重任。首先联络吴淞巡官、湘乡人黄汉湘，黄亦早萌反正之心，两人一拍即合；再不避危险，亲自上门策反闸北巡警管带陈汉钦，也成约而归。其后更是硕果累累，通过黄汉湘，联络了盐捕水师统领朱廷燎、吴淞巡警厅长杨承溥、吴淞炮台统领姜国梁等，通过陈汉钦，联络了巡防营管带章豹文、巡防水师营管带王楚雄、制炮局炮队营哨官成富贵等。从而使上海南北两片华界和吴淞的军警大多依附革命：在汹涌的革命浪潮下，驻兵吴淞的济军统领黎天才也不敢与革命为敌，藏身租界，不复视事。
李燮和的策反行动，对上海光复进程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上海起义中，仅有制造局一处发生抵抗，其余地区均是和平光复。光复之后，民军力量因而得以迅速组建、集结，投入下一步的战斗。可以说，沪宁的顺利光复，实多赖李燮和策反军警而成其功。
第二，指挥关键战事，奠定大局。
李燮和与浙江光复会人相约于11月6日同时举事。在李燮和及光复会积极每动的同时，同盟会在上海的活动也取得很大的进展。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致力于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5、6月间，宋教仁、陈其美又联合上海日报公会、全国商团联合会、全国学界联合会，成立了同盟会的外围组织“中国国民总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宋、陈等决定联络商团，沟通士绅，在上海大举。同盟会员张承醮只身赴巡防营统领梁敦绰之家，晓以大义，争取了梁的中立；张承醮、刘福林也秘密组织了一支3000人的敢死队。特别是上海的商团与同盟会之间达成默契，成为上海城区光复的重要力量。11月1日，陈其美得到谍报，知清海军“策电”、“钧和”等五舰停泊于吴淞口外，准备装运江南制造局械弹增援进攻武汉的北洋军。2日，陈其美在民声报社会见李燮和，告知了这一情报，李当机立断，与陈商议，将起义提前至3日午后4时发动。当晚，李燮和乘夜在各军警营散发光复军白旗，约定届时以举火为号，军士以缀白布条为标志。并派人分送旗帜到吴淞，通知黄汉湘传令各营同时行动，完成了上海光复前的最后部署。
11月3日晨，闸北的起义再次提前。是日晨巡警暗探队队官汪景龙探知起义消息，胁迫陈汉钦往见巡警局长姚捷勋，并当场枪击陈而未中，引起警卒鼓噪，适隔墙有民居起火，汪不知究竟，大惧而逃，姚捷勋无意与民党为敌，当即将局面委托陈汉钦处理，自己抽身局外。陈汉钦事起仓卒，不知所措，驰报李燮和，李果断决定，立即发动全部力量提前起义，并命陈代替姚捷勋的职务，回营趁势集合警士，升举白旗，并迅速传令章豹文、王楚雄部。午后，各军警营全部易帜，白旗四处飘扬，闸北光复顺利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