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拥护民主共和、反对复辟帝制，特别强调宪法的作用。他对民主宪政充满了真诚的向往，认为近百年来，为一切政治之原动，而国制组织之根本者，则立宪制度是也。”因此，他主张制定宪法以指导国家建设，使各项事宜皆取决公论、顺乎民意。他视宪法为国家之根本，称“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权在民”，强调必须维护宪法之威严、法律之信用。他在《讨袁檄文》中历数袁世凯罪状，其中有云：“袁为元首，尤宜凛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严，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在反袁护国战争接近尾声时，蔡锷致电国务院，倡遵临时约法，速召集国会，他认为百政待决于国会，亟宜克期召集。”
但有的论者认为蔡锷对护国运动的领导，主要是军事上的领导，而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这种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作为一个军事家，蔡锷在军事上更有建树，这是很自然的。蔡锷坚决反对帝制、拥护民主共和，并亲率护国军，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鲜明地体现出其民主共和思想的实践特征。蔡锷领导反袁护国的伟大实践无疑是其民主共和思想的最好见证。而且，军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思想、政治路线上的可靠保证。应该说，蔡锷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作用，与其军事上的领导作用是一致的，都是不容低估的。
综上所述，蔡锷在用武器对帝制进行批判的同时，也用批判的武器，对帝制思想宣战。蔡锷的反复辟思想包含着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无情批判，又包含着对民主立宪制度的真诚拥护，反映其对政治现代化思想的自觉追求。蔡锷为“再造共和”而出生入死，最终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为推动历史进程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值得我们后人永远记取。
蔡锷身处清末民初的历史大变动时代，受当时社会环境，以及蔡锷个人的知识修养、认知水平、性格特征和经验阅历的制约和影响，其政治思想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爱国主义是其政治思想的主流和归宿。蔡锷一生皆以救亡图强为己任，爱国主义是其最真诚的政治理念。把握爱国主义这一点，是理解蔡锷一生所作所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出发点0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热血沸腾，纷纷起而谋救亡之法，“或主张变法之议，或吹煽开民智之说，或立危词以警国民之心，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国民之志。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皆惧为亡国之民，皆耻为丧家之狗。”举国上下汇成一股轰轰烈烈的爱国浪潮。在爱国主义思潮的启迪下，蔡锷追随时代前进步伐，孜孜以谋国家出路。
蔡锷认为“国也者，名词之综合而兼抽像者也。说其义，既更仆不能尽，而民之于国也，则犹鱼之于水，人之于气，视之而弗见，听之而不闻，日用而不知者也。”将“爱国”内化为一种自觉的精神追求。他称“以我四百余州之土地，五百兆众之人民，势利社会，国体精神，一切授人以包办，任人以奴肉，而我主人全家父子兄弟，犹然日日醋嬉寄傲于水深火热，炮烟弹雨之上，则诚不喻其何衷，而实痛其无睹”，号召国人迅速觉醒，群策群力，以排除大难、挽回国运。在《爱国公债演说词》中，他认为广国家有急难，国民漠不相关，任其沦丧，任人宰割，受亡国灭种之惨祸，永沉沦于地狱，是谓之凉血动物。”
蔡锷始终坚持“国家至上”、凡事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始终坚持“以国家之乐利，人民之幸福为旨归，个人利益不计焉”。在《曾胡治兵语录》中，蔡锷宣称：“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当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时，蔡锷即以参政院参政的名义，在参政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说，慷慨激昂，坚决反对接受“二十一条”，主张下最后作战之决心。他还制订了秘密的对日作战计划，并向袁作了报告。甚至于临终前，蔡锷以“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而深感遗憾，”体现出一个真诚、无私的爱国者的理想追求。
蔡锷完全不计个人私利，克己奉公，忠心报国，至死不渝。在云南都督任上，他两次下令减薪，他自己每月只拿60元，仅相当于营长的工资。其时，其来滇谋职，蔡锷筹路费20元，令其徒步返湘。入京后，蔡锷志行高洁，忠于国事，纵“身兼督办、参政、将军、办事员等差，循例得俸月可人五千元，公悉任其事而辞其俸”，廉洁奉公可见一斑。蔡锷逝世后，家中不仅没有固定资产，而且还负债三四千金，靠恤金和友人资助偿还。而且，蔡锷“澹泊明志，夙夜在公”，反对争权夺利、误国误民，梁启超当时评论说，“若辈皆为权利思想，惟蔡公因国事维艰，出为国民争人格，心地纯洁”。蔡锷一生操守之纯洁，爱国之真挚，在当时的中国，颇属难能可贵。无疑，爱国主义是蔡锷政治思想的主流，也是推动他不断前进的巨大动力。
二、与时俱进，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走向。蔡锷站在时代的前列，认真把握时代脉搏，顺乎时代潮流，应乎人群之需要，追求救国真理，不断进步0蔡锷的政治思想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即由接受传统的守旧思想到变法维新思想，再到军国民教育思想，再到民主革命思想，再到建设强有力政府思想，最后再到维护民主共和、反袁护国、反复辟思想。概括地说，即经历了由“爱国一一维新一一革命”的历史演变过程。这是当时蔡锷在寻求救国道路上的心路历程。清末民初，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反清革命及建立并巩固共和民国，而蔡锷一生走过的道路正是以此为归宿的。他坚定不移、身体力行，为维护民主共和而献身，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他的政治思想的演变基本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轨迹，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三、兼采中西是其政治思想的双重特征。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具有特殊的历史土壤和时代氛围，体现出传统思想与现代意识之间某种程度的对接。这在蔡锷政治思想中体现得较为突出。蔡锷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时期，也是中西两种不同制度、文化相见于近代历史舞台而冲撞、交织的历史时期。其思想中既有对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继承发展，又有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吸收，兼收并蓄，体现了历史与现实、传统与近代的统一。蔡锷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儒家先贤哲人的经世致用、“民为邦本”、“政治一统”、以“良心血性”救世等等思想传统极大地影响了蔡锷，而源自西方国家的维新思想、“军国民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等等，蔡锷不仅心向往之，而且身体力行之。在蔡锷看来，只要能救国，古今中外的思想皆可尝试，交相为用。在其革命生涯中，蔡锷适应时势发展，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和借鉴近代西方文明成果，形成了其政治思想的双重路向，颇具特色。
四、脚踏实地、务实求真、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其政治思想的出发点。蔡锷是一位职业军官，崇尚实干，反对空谈，希望从根本上实现救国之目的。革命重“实力”，靠实行。蔡锷在日本时，就投笔从戎，决心从军事入手改造国家。尔后，他回国专意从事新军训练和军事教育，从清军内部着手，攫取清廷兵权，积极为武装革命创造条件，并起而发动反清民主革命。民国成立后，蔡锷对国事多有建言，认为革命必须从实际出发，与国情相符。他曾致电孙中山，称“惟外鉴世界之趋势，内察本国之舆情，必审慎周详，节节进步，庶全国得以按弦赴节，不致有纷扰滞碍之虞。若期望过高，变更太骤，恐事实与理想不相应，而人民未易奉行，或法令与习惯相妨，而急切难生效力。故新旧递嬗之交，目光固宜高远，而手法不妨平近。”他还指出：“中国固自有特别之历史、民情、习惯，而必求一一吻合于他国；所谓削足适履，有背而驰耳”认为制定宪法必须适合中国国情。在建立政党问题上，他认为在一般人士还缺乏政党能力，少有政党观念时，应“以讨论为重，而不必强于主张，以培养为先，而无庸急于号召，较为得之。”而若要组织政党，“尤宜鉴世界之趋势，察本国之情形，务择最有利于国计民生，最稳健之政策而采用之，陈义不求过高，着眼务求远大。”在考虑如何实现“民生主义”这一问题上，也体现其思想的务实求真特色。他认为：对民生主义，“持极端主义者，骤欲讲财产之高谊，铲托辣斯之淫威。窃谓借此发抒理论，取快一心，未为不可。若接之事实，其相去奚啻天壤？”主张从开办公司、发展实业入手，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健康发育。就具体政策的制定，蔡锷也认为应审视现势，不能一概视之。如对于军民分权之策，他认为边疆之地暂不宜实行，称：“亟宜近察本国情，远瞩列邦大势，订定外官制，以期久远可行，而不必枝节为之，致通于此而隔于彼。”
蔡锷政治思想中的务实求真特点也体现在斗争策略的灵活性上。为麻癖旧派分子，居桂主持练军期间，他甚至对捐头衔道之事表现出一种似乎让人难以理解的兴趣，他认为“此事虽无谓，然居此傀儡场中，亦未尝亳无裨益”，用心不可谓不深。在筹备反袁期间，蔡锷在京整日涉足青楼，与名妓小凤仙打得火热，使袁世凯放松了警惕；为避免袁猜疑，蔡锷在赞成帝制活动签名时，第一个签名。蔡锷后来言之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逃离北京时，他选择一再呈文、经袁批准后方行动的斗争方式，将去向亮在明处，迷惑住袁，并巧妙地掩护了云南在暗中进行的密谋讨袁活动，这无疑是其斗争手段高超的具体体现。
当然，审视蔡锷的政治思想，我们会发现其思想上有某些不足和矛盾之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第一，蔡锷主张“有秩序的革命”，其政治思想中带有某些保守的成份。他认为下层人民群众没有参加革命的必要，称“云南革命后秩序井然，地方安静，其原因在纯以军人为主动，人民未毫末参加所致。此不仅全滇之福，抑为西南边局之幸。”完全无视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巨大革命能量。他甚至视会党为土匪，“举事前，都督蔡君即与同志约，决计不联络哥老会，免滋流弊”；云南光复不久，即发布《严禁问公口山堂告示》，解散、并大力弹压会党。而且，贵州光复后，新旧两派斗争激烈，旧派分子假借贵州军政府名义，向云南求援。蔡锷以贵州“遍开公口，匪党横行”为由，派唐继尧袭取贵阳，致使贵州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这一切都与蔡锷对“秩序”的偏爱不无关系。蔡锷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成立会上说：“故吾党主义，勿徒鹜共和之虚名，求国民凌嚣无秩序之风，反令国家衰弱也。”他对于云南光复起义，“纯由陆军主动”，而“是一切善后布置，俱能井井有条，秩序上之整严，实为南北各省之冠”的局面颇为满意，他还认为：“凡事一趋极端，必失平衡，因事因而杌陧，此后当引为大戒。”甚至于为维持某种“平衡”和“秩序”而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这无疑是错误的，其“秩序革命论”具有浓厚的保守色彩。
第二，蔡锷的政治思想中具有某些消极无为的因素，缺乏在政治上的强烈进取精神。面对复杂腐败的社会现像，蔡锷多次流露出消极淡退、避世隐遁思想。广西“驱蔡风潮”发生后，蔡锷感到灰心失望，在致友人函中称“唯进取之观念日消，淡退之念头日涨”。在赴滇发动反袁护国战争之前，他与梁启超相约广事之不济，吾侪死亡，决不亡命；若其济，吾侪引退，决不在朝”。在首义誓言中也表示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特别是在家书中，蔡锷明显地流露出功成身退的思想，他说而大局稍定，争权夺利者必蜂拥以出。予素厌见此等伤心惨目之情状，不如及早避去之为得。一俟局势略定，即当抽身引退，或避居林泉，或游海外……这固然表现出蔡锷淡泊名利、洁身自好的道德情操，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政治思想的某些消极因素。
毫无疑问，上述两个弱点正反映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特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既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一面，又有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妥协性的一面。由于害怕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主张有秩序的革命；在革命遭受挫折时，往往表现为悲观失望，丧失斗争的勇气，这是当时革命党人普遍具有的弱点，蔡锷也不例外。
尽管如此，但总的说来，蔡锷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之上，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而与时俱进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走向，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其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和实践性。毫无疑问，蔡锷应当作为着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而永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