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我把方圆与我说的话告诉华，华一听便猛拍胸口说：“你放心，你想要钱我给不了你，你想要案子，不难！我们记者站每周都有人找上门来哭诉，很多都是找政府上访后直接找到记者站的。我让他们找你，我同时介入采访，不怕你打不赢。”
我吃了一惊：“这样行吗？算不算妨碍司法公正？”
华瞄我一眼，做出比我更吃惊的表情，“这位小姐，你是上世纪穿越而来的吗？我告诉你，现在凡是上访和找媒体的人，十个有九个都是受了冤屈的苦主，如果不是理直气壮，他敢找媒体？这样的官司，除非法院不受理，或者对方洗了黑钱，不然，你随便应付都可以打赢。”
晚上，躲在狭窄的小床上，我一直睡不着。方圆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荡。如他所言，如果我三个月只接一件简单的离婚案，那么我永远只是一名打工妹，不要说扶持家人，就连保持在司法局的生活水准都难。好歹在司法局，我还是公务员，生老病死都有保障。
我从司法局辞职出来，连父母也不敢告诉，唯恐他们担心。现在，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只能背水一战。
我终于明白，古人打仗为什么要破釜沉舟，有的人自杀为什么先杀了孩子再寻死，就是为了不让自己有后悔的机会。而我自己，当我豪气地向局长递交了辞职信的时候，便应该知道再无回头路可走，一切后果自负。
第二天下班后，我把存折里的所有钱都取出来，一共七千多元，跑到本市最大的百货公司，为自己买了几套衣服和鞋子，还买了一个黑色的方方正正的女式公文包。
华看着我风风火火大兴土木的样子，愕然地说：“不打算过日子了？把所有的钱都用光算了！”我笑着踢了她一脚，把因为消费超过五千元百货公司赠送的一条真丝方巾送给她。
然后，我认真地说：“我是华记者的朋友，不能穿得太寒酸，令华记者丢脸。”
华开心地笑纳了我的丝巾，对我的表现表示欣慰，“看样子你是打算在这里大展拳脚了。”
我哀怨地说：“但是我把家败光了，现在只有几百元，未来一个月内，可能需要你接济。”华笑着说：“舍得用钱的人，才会挣钱。放心吧，如果你没饭吃，包在我身上。”
临睡前，我把衣服一件件地穿上身，再一一脱下来挂在床边的简易柜子里。
仅仅才数月，已经好像过去了一个世纪，林与吴明，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的生活，既没有林，也没有吴明，他们的生活，与我再无半点联系。
我叹了口气，他们正在家中享受天伦之乐吧，就算曾经爱过又如何，归根到底，我现在只是路人甲。在他们主演的戏里，从此没有了我这个角色。真实的人生，永远比戏剧更精彩。我们经历过的痛苦和伤悲，永远不可能像小说那样，翻过一页，便了无痕迹。有的人，有的事，会像顽疾一样在深夜噬咬你的伤口，你知道自己有病，却找不到良药，那是最痛苦的。
如果你曾经像我这样，因为顾此失彼，痛彻心扉，你会理解我在说什么。
花光了钱的我，从此成了方圆律师事务所最勤奋的人。先是华为我介绍了几件案子，然后“80女”也为我介绍了一两件。
除了跑出去找人、办事、跑法院，我几乎整天都待在所里，日夜啃读所有的法律法规，比当年参加律师考试还勤奋。
在那段时间，我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有时候也会陪华参加一些单位组织的饭局，反正我只是作陪，顺便认识几个人，算是扩充客源。华在介绍我的时候，总喜欢说：“厉律师原来是司法局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跑出来纯属为好玩。”听得那些人一愣一愣的。我也不解释，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人家更加以为我深不可测。
我表面严肃，餐桌下的脚却一直踢华。华也装出国母一样的微笑，用脚反击我。
想起当年在公安局，与吴明第一次吃饭，我与娜也是这样在桌子下面用脚互踢。我不禁黯然。
还想他吗？还爱他吗？我提醒自己就此打住，不要再想过去的人和事。人，其实就是一只披上了保护色的动物，一旦发现前方危险，便会自动调节身上的颜色。
这一年春节，我没有回家。家里已经知道我辞职出来捞世界了，为表示自己过得不错，我给家里寄了三千元钱，还有买的无数贺年糖果。不过弟弟们都长大了，或许糖果已经不可能带给他们孩提时的喜悦了，但我还是喜欢这样做。
在我眼中，弟弟永远是小朋友，永远喜欢姐姐买的糖果。
我在网上买了很多很多书，天天窝在床上看。华回家过年了，我在这座城市里，彻底成了孤独的人。
饿了，我就吃点饼干，或者到附近的小吃店吃个快餐，然后再买点水果回来接着看书。直到双眼干涩，才浑身疲累地倒在床上。有时候灯也没关，就睡着了。
这是一段醉生梦死的生活。我不是不想家，不是不想父母和弟弟，只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想回去。我宁愿让他们以为，我天天在外面日理万机，大鱼大肉，所以无暇回家。
这个春节，比往年任何一个春节都寒冷得多。我常常几天不出门。在这种夜以继日又夜以继日的日子里，我连镜子都不敢照了，唯恐镜中照出来一个面目狰狞的人。我的自信，跌至历史最低。
原来，我受了重伤，而我毫不自知。我一直撑着从司法局辞职，再出来找工作，再天天忙碌地干活，只是回光返照。事实上，我精疲力竭，可能快死了。
大弟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何忙成这样，连春节都不回家。我马上像打了鸡血一样，声调带笑地说：“事情太多了，正好利用假期好好理顺一下。”大弟不疑有他，开心地告诉我，我速递回去的糖果很好吃，然后，他的工作也很好，待遇不错云云。放下电话，我又恢复了快死的状态。
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傍晚，我觉得装死也装得差不多了，必须要重新振作了，不然真的会死。于是，我洗了头，简单收拾了一下，拿着锁匙跑回方圆律师事务所。
很奇怪，所里竟然亮着灯。
我推开门，走进去。听到响声，有人从房间里走出来——是方圆。对于比我年长十多岁的老板，我一向敬而远之，匆匆打声招呼便冲进自己的办公室。
他却跟着走进来，好奇地看着我问：“为什么你现在会到办公室来？”
我说：“我没回家。”
他说：“春节没回家？”
我说：“是。”
他说：“这么重要的节日不回家，是不想回，还是不敢回？”
我老老实实地说：“不敢回。”
他说：“年轻的小姑娘，应该趁着没结婚多回家与亲人聚聚，不然以后结婚生孩子了想回家都没空了。”
我哑然失笑，想不到这张没有表情的脸上，掩盖着一颗柔软的心。心里隐隐对他的看法有所改观。“那你呢？有没有回家？”我问他。
“我？我也没有回去，几年了。”他摸摸脸，慢慢踱回他的办公室。
我很认真地清理桌面，又把一些常用的资料清理出来分门别类，只待明天一上班便可直接进入状态。我走的时候，方圆的房间还亮着灯，我轻轻地掩上门，走出事务所。
春节回来后，律师事务所开始了一段忙碌的日子。不是上班的时候忙，是下班的时候才开始忙。
从上班第一天起，方圆便带着我们，宴请形形色色的人。我们几乎每天都跟着大吃大喝，歌舞升平。我与阿兰成了陪吃陪喝陪唱陪跳的“四陪”人员。
每天傍晚下班时，所里一共五人便坐上两辆车往宴请地点开去，方圆车都不开了，因为他已预备了一醉方休，不醉不归。
每次喝醉，他都异常兴奋，开心地说话，用极富感染力的声调鼓动我们喝酒，唱歌，还用语言为我们铺设了一幅美丽的发展前景。不知为何，我喜欢他醉乎乎地大着舌头说话的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他才最真实，最显憨厚。
在机关混了多年的我，知道每年春节前才是请吃请喝的高峰期，对于他春节后才请客的行为，一直心存疑虑。直到有一天，我们宴请的客人缠着阿兰跳舞，我坐在他身边的沙发上，有一句没一句地与他聊天。
我说：“为什么人家请客都是春节前，我们却要选择春节后？”
他听不清楚，大声问我：“什么什么，你说什么春节前后？”
我当时喝了些酒，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伸手把他的耳朵扯过来，凑上去大声说：“为什么要过完年才请客？”
他也像我一样，伸手过来扯我的耳朵，把嘴巴凑到我耳边，大声说：“春节前请客的人那么多，人家才不当一回事。过年后大家会很闲，这个时候请客，比春节前更好！”
确实如此，春节前人人抢着请客，饭局为患，请客者与被请者都不轻松，在机关稍有一点职位的人，一天要赶几个场，来去匆匆，根本达不到请客的目的。
就像梅花，当所有的花都不开的时候，它才开放，那才能万众瞩目啊。这个世界，要的就是与众不同。
我暗暗点头，这个方圆，虽然长得像卖猪肉的，但真的不可以让他到市场卖猪肉，不然，太浪费人才了。
虽然我们请的并非是什么大官，最猛的一位，也不过是一位法院的副院长。据说这位副院长因为与院长关系处得不好，在单位的地位并不怎么样。但方圆带着我们，却像对太上皇一样对他，在本市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宴请他，他的眼一动，便有人识趣地为他服务，倒酒布菜，令其受用无比。
当那人喝得酩酊大醉高唱革命歌曲的时候，方圆满意地朝我笑，“不要看他不是最大的头，将来总有一天他会升，我们现在投入是值得的。”我瞪眼看他，虽然他醉了喜欢乱说，但我依然觉得他深不可测。
当天副院长玩得高不高兴我不知道，只知道第二天方圆很开心。事后他告诉我，其实如此不惜工本地与这些人混，充其量只是混个脸熟，待真正要办事情的时候，这些统统没用，要打招呼什么的，还得另外花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