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朱光潜先生的学风
罗大冈
三月上旬，我正在协和医院病床上受病魔折磨，接连听到丁玲与朱光潜病逝的噩耗，心情十分沉重。丁朱二位一生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我是一个毫无建树的人，所以希望再活几年，尽力再多做一点工作。哪怕再多活一年也好，把我手上的工作干完，才对得起前辈。
只有勤奋的劳动者配称为真正的人。而一个真正的劳动者，尤其是智力劳动者很难说能把手上的工作做完。因为这件工作还没有结束，一个新的工作计划又产生在他思想中。一个热爱劳动的智力劳动者，必然是热爱未来的人，必然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甚至热爱人类前途的人，而不是眼光短浅，只看见自己的个人利益，个人前途的人。如果他只看见自己的前途，那么为什么到了八九十岁，还要至死不懈地劳动，像朱光潜先生一样？最近我看到一篇短文介绍朱先生离开死亡不久的日子里的生活情况，使我深为感动。有一天，朱先生家里的人发现他两脚两手地在楼梯上向上爬，赶紧把他抱下来，放在床上，他的寝室在一楼，他的书室则在二楼。家人问他为什么要爬上楼去？他说还有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的最后几句重要的话没有写完，必须去写出来。这件事发生在离他去世前几天，那时，朱先生已经不能自己站立和步行。我们想，如果家人把朱先生抬上楼去，让他写完他认为非常重要的几句话，还有可能看见朱先生在楼梯上爬，要去为某一个著作计划写几句说明等等。总之，只要他一息尚存，永远不会忘记工作。这是智力劳动者的典型形象。不理解他们的人，很可能把他们看成疯子。朱光潜先生就是这一类人。罗曼·罗兰也是这一类人。他毕生体弱多病，有许多著作是在病床上写的。他曾经说过：从我的健康情况看，我准备明天早晨就被人发现我已长眠不醒了；从我的工作需要来看，我制订了再活一百年的计划（大意）。这就是智力劳动者的伟大的胸怀和大无畏精神。
接近朱光潜先生的人都知道，朱先生平日作息时间是掌握得十分严格的。他每天早晨出去慢跑或散步，时间之准确简直和传说中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一样。康德每天黄昏时刻出去散步。街上的熟人们一见康德出来散步了，纷纷对表，纠正差误的分秒；家庭妇女们从窗口看见康德走过，知道到了准备晚餐的时间，就不约而同地动手做饭。
时间对于智力劳动者来说是多么宝贵。“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把朱光潜先生六十多岁精力比较旺盛的时间浪费了十年之久。虽然从外表上看，他始终以哲学家的态度，逆来顺受，处之泰然，可是心中为他的工作而着急是可想而知的。“******”粉碎之后，朱先生加紧工作，不顾七十多岁的高龄，每日完成很大的工作量，从七十到八十岁这一段时间，他做了许多工作，包括著作和翻译。这种不辞辛劳大器晚成的精神，在中外文化史上也属罕见。
朱先生平日用各种办法，避免为不必要的事浪费时间，从而保证他每日工作时间。他家里有书室，可是他经常不在自己的书室中用功，而在系办公楼或图书馆找一间小室隐居起来。很少有人知道他隐居之处。这是为了躲开一些有闲之人，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去找他，浪费他的时间。朱先生平日沉默寡言。在必要的对答时，也简明扼要，我从未见过他和人聊闲天，拖泥带水，长篇大论，他的文风基本上也如此，直截了当，言简意赅。
我和朱先生相识大致有二三十年之久，从来没有和他进行过一次长篇的谈话。他向我说的，或回答我的话，似乎有一条规律：每次不超过三句。虽然有一次由于某个会议在杭州举行，我和他同居一室，数天之久，却没有能和他进行一次接连三句以上的谈话。有时我故意找一个话题，想逗引他打开话匣子，多谈几句他的满腹学问，他就是闭口不谈。例如有一次，我说我在法国文学上感兴趣的只是两个极端：一方面是抒情诗，另一方面是文学评论。至于小说、戏剧等等，一般不大感兴趣，因为觉得在那些领域中，文学的艺术意味不够精湛，不够结晶，不够浓缩。朱先生想了一下，回答说他完全有同感，他的爱好也如此。我正等他接下去发挥，他为什么有同感，如何有同感，可是他的话已用两句说完了，连第三句都节省了。诸如此类的例子不止一次。总之我想引起他多说几句话（往往是和他单独面对面待着，旁边并无第三者）的企图完全彻底失败了，没有一次获得成功，哪怕极小的成功。在我接触过的当代文人学者之中，像这样高度缄默，这样严格节言的例子是非常少的。也许朱先生认为我没有资格作为他长谈、畅谈的对象，但是我从未见过他和任何别人长谈。朱先生有每天晚餐时喝一小杯酒的习惯。有时在会议期间，偶然在餐桌上大家喝一点酒。朱先生也喝一点，决不过量。他喝了一盅酒就有点微醺，脸上红晕，充满笑容。但是他的话匣子却不因此而打开，反而锁得更紧了，他含笑听别人说醉话，自己一个字也不说，保持他永远清醒的沉默。
朱先生不苟言笑，沉默寡言，和他不熟的人也许以为他矜持，冷淡，旁若无人。其实不然，他对人是很热情的，对待朋友并不冷淡。有一次，还在五十年代，我的老伴在闲谈时无意中说了一句：“现在北京质量较高级的香片（茶叶）很难买到。”朱先生在旁边听见了，当时他没说什么。不料过了几天，他竟亲自送了一包香片来。那时他家和我家是邻居。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可以在招待所内部的小卖部买到比较高级的商品。朱先生是个学者，性格内向，平日耽于深思而疏于言谈。由于他这个爱沉默的习惯，同时又怕耽误他的宝贵时间，所以我很少去探访他。只有在开某些会议时，有机会和他在一起讨论问题。在开会时，他发言也极少，从来不长篇大论，他三言两语，句句中肯，而且很有力量，所以话虽不多，影响很大，往往起决定性作用。有一次会议讨论几个中年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的晋升问题。按规定，晋升者必须发表过论文，可是在讨论的名单中恰好有一位同志只发表过若干篇翻译，没有发表过论文。大家认为此人不能晋升，可以不必讨论。朱先生却表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一篇质量很高的翻译，其学术价值并不亚于论文。内容空虚的论文，学术价值反不如翻译。而且时下的风气，有些研究工作者连原文原著，外文材料都看不懂，就可以东抄西抄，写出一篇洋洋万言的论文。而翻译者至少要精通外语，读过外文原著。由于朱先生的发言，结果会上通过那位没有发表过论文的同志，破格晋升。
又有一次，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审阅关于外国文学条目初稿的会议上，有一篇数万字的长稿，质量显然较差，多数与会的同志认为不能用，但是个别同志还替这篇稿子说情，说它也有优点，很好地修改一遍仍旧可以考虑采用。朱先生发言了。他毫不客气地说这篇稿子“没有一个字拿得出去！”（原话）这句话的分量很重，一说出来，会议室中顿时鸦雀无声。我也暗暗地诧异。这还是第一次听见朱先生说分量这样重，这样毫不留情的话。同时又佩服朱先生据理力争，正直不阿的学者风度。该不留情面的时刻，他是敢于不留情面的。结果，那篇至少有数万字的文稿当然被会议彻底否定了，大家认为必须另起炉灶，从头写一篇。
朱光潜先生学识渊博，除了他的专长美学之外，对于外国文学也有一定的造诣。但他一生专门介绍西方古典美学理论，专攻一门，锲而不舍，数十年如一日，所以能有这样大的成就。这种专心致志，集中毕生时间精力于一点的治学态度，是朱光潜先生学风中最令人佩服，最值得学习的优点。
朱先生是我所接触到的我国当代文科方面的学者中最令我尊敬和钦佩的代表人物。
他翻译了《歌德谈话录》（爱克曼辑录），听说我有此书的法文译本，他向我把法译本借去，和他自己的中译核对，提高质量，他对别人的工作是严格要求的，对自己的工作，态度也很严谨。这是他学风的又一优点。朱先生能阅读好几种西方语言：德、英、法、意、俄等。俄语是他在北大俄语系参加“速成班”突击学会的。那时大约五十年代末期，朱先生已经六十多岁了。我也参加了俄语速成班，结业时还考了个五分，但是学完之后就扔在一边，没有继续用功，到今天，连俄文字母也忘光了。朱先生后来却从事俄语译书。他虽然知识广博。写文章时却从来不东引一句，西抄一句，炫耀自己博学，（这本是许多学者的通病，连罗曼·罗兰也有这种学究气的习惯）朱光潜先生的文章朴实、诚笃、直率简练，有如其人。他为人毫无世故气，为文毫无江湖气。这种风格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论年龄，朱先生不过比我大十一岁；论学识，他是我的老前辈。我和他相处之时，一直是以师长对待他的。我在杭州上初中时，朱先生大约已在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书。我初中毕业后，因故辍学两年。等我考上高中后，见到一本非同一般的文学期刊，它的名字却叫《一般》。这个刊物好像是由立达学院编辑出版的。而立达学院好像由春晖中学发展而来，那时朱先生仿佛在立达学院教书。详情如何，我一概不知道。总之，我在《一般》上第一次读到朱光潜署名的文章，（不知道是否后来收在《给一个青年的十二封信》，朱先生的第一本单行本出版的著作中？）这些文章深深地吸引了我，其中广博的知识、明净高洁的文风，给我终生难忘的印象。我心里想：“我碰到真正的老师了！”记得其中有一篇文章论艺术的来源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和“美神”（阿波罗）的冲突，也就是灵和肉的冲突。我觉得非常新颖。后来才知道那是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一个古老的观点，对于中学生的我，却觉得新奇：几乎与此同时，我读到了鲁迅翻译的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名著《苦闷的象征》，如获至宝。厨川告诉我们，文艺的来源是生命力在奔腾前进的过程中，遇到阻碍而激起的浪花。说得多么形象化，多么美！我的中学生的心灵立刻被《苦闷的象征》迷住。后来我才知道，厨川的理论完全来自法国哲学家昂利柏格森（1859—1941）的“生命腾跃力”以及“创造性的直觉”等唯心主义理论。
青少年时期的读物，给我印象那样深刻，以致决定一辈子的爱好和工作方向。我始终爱好美学理论，但是并不喜欢把这种抽象理论的探讨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一九三四至三五年，我在法国里昂大学哲学系，埃谛安纳苏里欧教授班上读了一学年的美学。那也不过学了一些简单扼要的美学基本概念，以及简单的美学史。当然，如果以此为起点，继续钻研美学，锲而不舍，积数十年之功力，也许成为美学专家，可是我没有那样的勇气。相反，我非常注意我们中国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言论著作。我在国外听说朱先生发表了一部著作：《文艺心理学》，蜚声一时，大受欢迎。可惜我在国外见不到这本书。
一九四七年四月底，我终于回到了离开已经十余年的祖国。回到上海。我立即去买了一本《文艺心理学》来看。没有想到，我非常诧异而且高兴地发现，朱先生书中有许多基本观点是直接运用法国学者昂利·德拉夸（1873—1937）的名著《艺术心理学》（1927年初版）的论述的。德拉夸这部《艺术心理学》恰好是我在里昂大学读美学时，教授指定的主要参考书。我们做作业（每隔几个星期，课外写一篇论文）时，主要参考这本书，所以反复翻阅，把这本书的内容大致都记住了。
一九四七年第三季度起，我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书。星期日常常坐火车到北平（北京）去探亲访友。有一天，我到沙滩中老胡同北大教授宿舍去拜访了朱光潜先生，那是我们两人第一次见面。在谈话中，我提到我十分爱读的他的名著《文艺心理学》，也提到德拉夸的《艺术心理学》。我冒昧地问朱先生，他写作《文艺心理学》时，是不是在德拉夸的《艺术心理学》中得到一些重要启发。朱先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默默地轻轻点了一下头。我也就不再说下去了（那时我已经知道朱先生在法国留过学，好像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上学）。
我非常佩服而且赞美朱先生在《文艺心理学》中所采用的方法。那就是用中国文学（主要是诗词）以及艺术（主要是绘画）举一些例子，来阐明西方的美学基本概念。朱先生后来没有再用这个方式写别的著作，我感到遗憾。可是我从未把这个意见对朱先生说过。
朱先生用毕生的时间和精力，介绍西方古典美学理论，孜孜不倦，积数十年的辛勤劳动，终于在晚年完成了他的巨著《西方美学史》，对我国学术界做出重大的贡献。他的精神和毅力令人佩服，他的学风值得我们学习。
致力于研究介绍外国学术思想到中国来的智力劳动者们都知道，把一门外国的学术思想移植到中国来，还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在于以外国的学术为借鉴，按照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民族风格和现实需要，建树我国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美学也不例外。我们的目的是建立有我国特色的美学理论体系，决不是介绍移植外国古典美学就算一切都满足了。即使介绍外国美学理论，也不应当限于古典美学理论，而置西方最近数十年来新发展的美学理论于不顾。
总而言之，要建立我国自己的新的美学理论体系，有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必须先打下坚实基础：首先是研究和整理我国古代的文学与艺术理论，其中往往有精深的合乎科学道理的见解；其次是介绍外国的理论，包括古代理论与现代理论两大方面。这种研究工作，不用说不可能全部由一个人包办，即使其中的一部分，一个部门，往往也不能由一个人尽毕生之力所能完成。比如外国古典美学理论方面，朱光潜先生尽毕生之力，做了许多工作，有很大的贡献，但这方面的工作并未做完，还需要后人继续努力。因此我们的学术工作的各领域、各方面，需要许多的朱光潜式的学者，尽心竭力，埋头苦干。
无论从人格，从学风而论，朱光潜先生配称我国当代学人的表率。我建议掌握朱先生生平事迹具体资料的同志，写一部详尽正确的朱光潜评传，供后人参考学习。
一九八六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