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李长科
获知素清和永松要来的消息，我真是天天掰着手指头儿算团圆的日子。有关国内政治局势的情况，在外面听到的都不太乐观，害怕他们路上有闪失，又无计可施，只等得心焦儿。为了让他们免受我一路来的艰辛之苦，我早早就将他们娘俩所需要的生活费、旅费寄到了香港李长华堂哥处。
香港与巴西往来通信也要数月，苦等来素清到香港后发来的第一封信时，我在巴西的生活，已经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日子举步维艰。
在巴西那些年，眼看着周围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国内的政治形势紧张，香港的人口爆棚，就业不易，相对来说巴西倒是容易讨生活些。我在巴西稳定后，陆续接到以前老朋友的请托，要我在巴西帮他们找活路。自己一路过来，也是大家帮忙，所以但凡是我能力所及的，我总是希望能帮一点事一点，能帮一个是一个。大部分中国人远渡重阳，离家万里，就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汗水，创造幸福的生活。可总有一些中国人，改不了“窝里斗”的特性。1957年，我请我所在的餐馆日本老板作保，帮四位朋友来了巴西，并给他们安排了工作。我尽力帮助了他们，但他们来了后，看我在餐馆做得顺风顺水，眼红，到处诋毁我，让我和老板之间有了隔阂。
1958年，我结义兄弟戴长荣的学徒高先生来到了巴西。高先生是四川人，来巴西举目无亲，长荣来信让我尽力帮助。高先生想要开个中餐馆，请我一起参与，我碍于长荣的面子，加之与老板生分了，便辞了日本酒楼的差事，出来与他们一起做。
饭店取名“国泰”，开在圣保罗市中心最好的位置，装修和租金十分昂贵，我们几个人手头的钱不够。高先生提出他们初来乍到，人头不熟，还是由我出面去借的好。能拥有自己的饭店，是我和素清共同的梦想。我不疑有他，一口气向朋友、同业借了八千美金外债用作饭店开业之用。
饭店顺利开起来了，我是大厨，整日都是在后厨张罗。虽然没有时间到前头揽客，可后厨饭菜不停地往外端，分明是生意很好，可其他几个合伙人总是跟我说生意不好，赚不到钱，不能分红。我不懂经营，也不善理财，只是暗自纳闷。
数月后，当初借钱给我们开饭店的债主们纷纷上门讨债，姓高的只是打太极，矢口否认饭店借了钱。钱是我借的，债主在店里讨不到钱，自然就会找我麻烦。我气不过，明明我借的钱都花在了饭店上，如今居然都是我一个人的麻烦，火气一上来，几次与姓高的动起了手。
本来想着素清和永松来了，凭着我这几年辛苦工作的积蓄，我们就可以在外面找个地方，安个家。这几年一个人在外，都是生计在哪里，就在哪里讲究着安身，何曾有过家。可如今非但几年的积累打了水漂，还欠了一身外债。想到素清和永松来了，跟着我可能连基本的生活都没有办法保障。加之素清说没有收到我寄的旅费，需要再筹措，我也不明就里，思前想后，觉得还是暂时让他们在香港呆着比较好，至少还有亲戚照应。于是便照着这个意思，给素清回了信。
想着素清在香港不管来不来巴西，都需要花销，我又想方设法筹措了350美金，打算托人捎回去。当时跟我一起到巴西的，有一位理发师，早年在上海滩很有名。几经周折来到了巴西，但巴西的中国人毕竟不多，老师傅的手艺，本地人不接受，他开的理发店没有生意，打算回香港。理发师听说了我太太在香港，跟我说，他正准备请香港的朋友汇一笔钱过来买票回香港。不如我把钱先借给他买船票，到香港后，他从朋友那边拿到钱后，直接还给我太太，这样我就不用寄了，他也省得等时间。我相信他了，将这辛苦筹得的350美金交给了他。
姓高的听闻了我太太到了香港的事儿，主动来示好，让我放心，他会写一封信，让在香港的朋友照应素清，如果我太太要来的，直接去他朋友那边拿船票。
直到此时，我也从未怀疑是堂哥故意不给素清钱；直到此时，我还是信着理发师会将我如此艰难情况下筹到的美金交到素清手中，让素清与永松在香港的生活不至于困苦；直到此时，我还是深信如果素清还是想来巴西，那么姓高的朋友会给她船票……
后来，素清凭一己之力，千辛万苦来了巴西，我才知道，不光这次我的旅费和生活费，过去七八年，我寄出的生活费，堂哥也从未转交给我家一分；理发师傅到了香港，也从没有去找过素清；姓高的也没有给素清买好船票！
回顾往事，有时候我自己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这么信他们；为什么同在困顿中挣扎，坑中国人的还总是中国人。因为有了这些不善之人，我们的团圆又整整推迟了一年多。只能说，冥冥中，这也许就是命运对我们的考验，注定我们的再聚首，需要漫长的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