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但也死得其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尚的光荣……”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临终前，面对杀人魔王制造的血雨腥风，面对将要吞噬自己的埋人坑，面对手拿屠刀的敌人，毫无惧色，义正辞严、铿锵有力的一段演说。这位共产党员，就是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中共宁夏工委书记的崔景岳烈士。
崔景岳，原名崔廷儒，1911年11月3日出生于陕西旬邑县东涧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代的崔景岳就执着地追求真理，渴求进步，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党宣言》、《苏联文化》等书籍，革命真理犹如一支点燃的火炬，照得崔景岳的心里亮堂堂的。他最终选择了一条艰辛坎坷的革命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于1927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时期，陕西地区的革命洪流汹涌向前，年仅十六岁的崔景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旬邑起义，他冒着生命的危险给党组织传递消息，汇报情况，并为起义军担任向导。经过激烈的战斗，旬邑农民起义取得巨大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反动统治者的嚣张气焰，但由于起义队伍内部分裂，致使起义最终失败。面对失败，崔景岳毫不气馁，一面读书学习，一面苦苦思索着旬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他坚信：闹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没有党的正确领导也不行。
1928年秋，旬邑县的恐怖气氛渐渐缓和了，崔景岳继续联络同志，进行活动，秘密开展对敌斗争，使党的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同时，他还在一些基础好的地方，成立了灾民自救军，打击土豪劣绅，消灭反动政府下乡搜粮的保安队，在公路沿线夺取官府车队的物资，解决了灾民的生活急需。
1930年冬，崔景岳久久盼望的机会来到了，他怀着争取力量，建立革命武装的愿望，来到陇东驻军杨保城部在泾川办的一所军事学校学习。毕业后，他进入陇东绥靖司令部任文书。他利用工作之便，秘密宣传革命活动，结交朋友，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联络了几十名进步官兵。不久，党组织又调他离队返乡与蒲玉阶等人组织了旬邑县委。崔景岳和县委的其他同志一起，帮助游击队建立活动据点，为游击队提供情报，筹备药品、器械，接送来往队员，帮助游击队活动，使旬邑很快成为陕甘游击队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
1933年夏，由于叛徒的告密，中共陕西省委被严重破坏，国民党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目睹敌人的疯狂捕杀和叛徒的无耻行径，崔景岳非常气愤，万分焦急，他说：“作为共产党员，我们不能眼看敌人横行，坐等中央指示。”他冒着生命危险，从陕甘边区一带回到西安，与从外地到西安的孙作宾、胡振家、余海丰等同志联系，研究对策。经过多次磋商，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由余海丰任书记，崔景岳任秘书长。在这段日子里，他靠一辆自行车和两条腿，奔波于渭北高原，深入学校、工厂、乡村、城镇宣传党的政策，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政治兴趣，鼓动群众抗日，保证了党在群众斗争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崔景岳不论走到哪里，始终保持与群众打成一片，因而，处处都有他的工作对象，时时都有群众掩护。他虽身居虎穴，但却能稳操胜券，圆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1939年冬，日寇进攻绥远西部，宁夏局而极度昆乱。为了开展党的工作，壮大革命力量，领导宁夏地区的抗日活动，党中央决定由崔景岳担任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书记。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啸，两个商人打扮的人风尘仆仆地到了宁夏，他们就是崔景岳和王溥。按照事先约定的联络信号，他们到达中宁县“协吉号”商店与原宁夏工委负责人李仰南接上了联系。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分析敌情，崔景岳决定将工委机关分别设在宁朔县的宋澄堡小学和小坝小学。崔景岳住在宋澄堡小学，他的公开身份是商人，并在该校兼任小学教师。经过几个月的团结战斗，宁夏工委的工作已经初步打开了局面。
宁夏偏处西陲，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崔景岳经常告诫自己和周围的战友，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因此，他们的行动很快赢得广大回族人民的信赖和支持。在宋澄堡小学，崔景岳很注意接近周围群众和学生。在劳动和学习中，他积极向同学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不长时间，抗日救亡的歌声充满了校园，抗日爱国的革命活动在学校和附近农村开展了起来。
马鸿逵集团对抗日救亡活动惶恐不安，百般阻挠干涉。在这严峻的形势下，崔景岳于1940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在小坝小学主持召开了宁夏工委会议。会议认真分析了宁夏的形势与任务，研究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的问题，对如何开展抗日宣传等工作，作了具体研究部署。最后决定由崔景岳执笔，向党中央写报告，反映宁夏工作的实际情况。
4月上旬的一天黄昏，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了。崔景岳正在学校吃晚饭，校长马云泽交给他一封地下党员杜琳写的信，信中要他“星期六到省城（银川）来一趟，有重要事商量。”白色恐怖下的宁夏，情况复杂，瞬息万变。崔景岳生怕由于自己的疏忽，使党受到损失，他决定亲自去一趟银川。
4月13日，正是星期六。这天下午，崔景岳换上一件蓝粗布长衫，头戴深灰色礼帽，打扮成商人模样，带着马云泽写的证明他去银川给学校采购文具、教科书的路条，顶着风沙来到银川市和平北街27号杜琳的家。与杜琳接头之后，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谁料，就在当夜时左右，国民党宁夏省党部调统室主任马效贤、中统特务李郁华和军警联合督察处中校科长徐宝璋带领二十多名宪兵冲入杜宅，将崔景岳和杜琳一起五花大绑，押进了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
宁夏省军警联合督查处，驻在一座古庙里，戒备森严。审讯室是由大殿改建的，室内布满了刑具。敌人正在对崔景岳进行第一轮审问：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商人，宋澄堡小学的义务教员。”
“那你和姓马的（马云泽）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同学。”
对敌人的审问，崔景岳镇定自若，机智应答。敌人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命令给崔景岳上刑。压杠子的剧烈痛疼，使他昏了过去，匪徒们用冷水把他喷醒，继续审问。恼羞成怒的敌人见得不到任何供词，又令打手把崔景岳吊在审讯室外的柱子上，用皮鞭使劲抽打。崔景岳紧闭双眼，忍受着超常的痛苦，豆粒大的汗珠，一串串地滚落下来，身上一道道伤痕渗出殷红的鲜血……
不久，在敌人的酷刑威逼下，崔景岳指派给延安送信的交通员背叛了革命，供出了工委的密信。敌人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但捧着一张白纸，却不知道怎么显影，便拷打崔景岳逼问显影的方法。此时的崔景岳心急如焚，他非常清楚，敌人一旦知道信的内容，将会给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他沉吟片刻，镇定地告诉敌人用五倍子水显字。狡猾的敌人撕下纸的一角进行试验，当他们知道上当后，所急败坏地又对崔景岳一顿毒打。
在一个多月的法庭斗争中，敌人软硬兼施，可是，有关宁夏组织的情况却没有从崔景岳嘴里掏出一个字。他受尽了摧残和折磨，意志始终坚如磐石，是个打不屈、化不开的钢铁汉，是个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
1940年5月22日，敌军法处把崔景岳转押到宁夏省第一模范监狱，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监狱生活。
宁夏第一监狱设在银川市西南角，牢房长年不见太阳，阴暗、潮湿、狭小，臭虫、虱子随处可见，屋里空气污浊，臭气熏天。这些崔景岳都能忍受，他日夜思考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教育和组织同志们坚持长期的狱中斗争，他与同志们几经商量，决定成立狱中党支部。经过讨论和选举，第一届狱中党支部诞生了，崔景岳担任党支部书记。
狱中党支部的成立，像火把一样照亮了同志们前进、奋斗的道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同志们团结一致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的动摇自首分子也逐步坚强起来，拒绝在敌人写的“反共宣言”上签字。为了保存体力，坚持到斗争胜利，崔景岳带头吃霉味熏人、掺有老鼠屎和沙粒的饭食，还变卖自己的自行车，以此来改善同志们的伙食。为了克服困扰同志们的大敌——寒冷，党支部研究决定，自己动手捻毛线，织毛衣，战胜敌人的冻饿政策。监狱里的不少同志先后染上“监狱热”传染病，生活不能自理，崔景岳和马云泽二人日夜轮流守护，精心照料病友，全力挽救难友，使奄奄一息的战友转危为安。
崔景岳在狱中不仅从思想上、生活上关心每一个难友，还处处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和带动他人，同志们亲切地赞誉他是“狱中的阳光”。
皖南事变后，马鸿逵进一步加紧了反共的步伐。1914年春，他为了争取宁夏地下党负责人自首叛变，授意特务高中第、马效贤最后一次找崔景岳“谈话”。当然，这次谈话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凶恶的敌人终于对崔景岳下了毒手。
1941年4月17 日深夜，突然，监狱里拥进来一伙人，牢房门口，灯光刺眼，门上的铁锁被打开了。崔景岳知道生命的最后时刻来到了，他从容镇定地走出牢房，并脱下自己的棉衣送给难友。同志们含着悲愤，目送着亲爱的战友。
在城隍庙后的一块空地上，数十名国民党士兵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崔景岳像青松般地站立在那里，岿然不动，他用锐利的目光环顾了四周后，态度从容自若地说：“你们杀不完共产党人！也杀不完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总有一天会给我们报仇的！”崔景岳的话像匕首利剑，刺向特务们的心头，不等崔景岳把话说完，便把他推人埋人坑……
党的优秀儿子崔景岳英勇壮烈地牺牲了！当时，他年仅三十岁。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人民利益奋斗不息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一位铁骨铮铮、气贯长虹的革命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