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从文宗朝就屡次上表历数仇士良的罪状，仇士良也常上奏说刘从谏素有窥伺朝廷的不臣之心。二人从文宗朝结怨，且怨恨越结越深。刘从谏想借诏命发兵讨伐仇士良等宦党，仇士良也想假朝廷之手灭刘从谏满门。可唐文宗在位时，自身都难保，尽管受仇士良控制，却哪有力量去讨伐昭义？就因被仇士良控制，虽对仇士良恨之入骨，他哪敢允刘从谏发兵入剿仇士良等？到唐武宗即位后，刘从谏原有一匹骏马，高九尺，浑身如火炭一般，毫无杂毛，眼大鼻方，世人都以为是罕见的宝驹。刘从谏就派人将这匹宝驹送给唐武宗，以示归命朝廷。唐武宗虽也对此马赞不绝口，但他说：“今朝纲未举，军事未振，朕已诏令地方，不可赋外加贡，岂可自坏规矩？至于如命归朝，在于遵制于心如行，不在于献马。”于是就命昭义使者将马牵回，拒不接受。
刘从谏得使者回报，却认为唐武宗仍像唐文宗一样被仇士良控制，唐武宗不接受他赠马，必是仇士良操纵的结果。他大怒道：“有此阉奴擅权，我昭义怎能得朝廷青睐？”于是拔出佩剑，亲手刺死了那匹良马。左右大惊，急来劝阻时，剑已深深刺入马胸，那马轰然倒地，血流如注，只拿两眼无望地看着主人，众人十分惋惜。从此，刘从谏由大恨仇士良移恨唐武宗，再不存入朝的希望。他于是招兵买马，扩大军力；修缮城池，大造兵械铠甲武器，装备诸军。昭义军治所潞州（今山西长治），长期领有泽、潞、磁、刑、五州，相当于今河北内丘、隆尧以南，巨鹿、丘县、肥乡以西，涉县、邯郸市以北，山西浊漳河、丹河流域和沁水、阳城两县等广大地域，实是两河（河北、河南）之大镇，是两河富庶地之一。可刘从谏深知扩军备战，经济实力是强大的后盾，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物资不丰，军备必是无源之水。于是他就建榷马牧和商旅，自己主持经营马匹专买、专卖，每年收入五万缗。他又专营冶铁卖铁，大开煮盐业，每年专营收入又在五万缗以上。昭义所有的大商人，都使用昭义节度使的牙旗，打着昭义节度使的旗号，以雄厚的资本，不仅垄断了本镇的市场，同时贿赂通好邻近各镇，逐步占领了邻近诸道的市场，本地不少中、小商贩，都被昭义商人所挤垮。昭义商人，即打着昭义军的旗号，所到之地根本不把本地将吏放在眼里，任意欺凌他们，对于普通百姓更不在话下，强买强卖，无所不及。各镇因不及昭义强大，将吏们也只能忍气吞声，而又无能为力。久而久之，昭义军引起了邻近各道上至将吏，下至士民的怨恨。
到了刘从谏一病不起时，他自知在世不久，就在病榻上对他的夫人裴氏说：“吾本以忠直事奉朝廷，而朝廷不明我的心志；我想通好诸道，诸道都不与我同心。我死之后，如由其他人来主持昭义军，我家恐无炊火矣。”裴氏说：“大帅应招集旧部商议此事，如何才能避难。”刘从谏点头，就命从人于病榻前招集慕僚谋士张谷、陈扬庭商议对策。张、陈二人也怕昭义军易主后，自身不保，就出谋献策道：“大帅不妨效法河北诸镇，多以子弟掌管诸要害，纵有他人易主昭义，也难动摇其根基。”刘从谏点头称好，就口述命张、陈二人笔录，任命刘从谏之弟右骁卫将军刘从素的儿子刘稹为己子，署牙内都知兵马使，缜密部署诸军事；以其另一侄子刘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孔目官王协为押牙亲事兵马使，以近侍李士贵为使宅十将兵马使，以刘守义、刘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别为牙兵将军，分领牙兵，拱卫帅衙。各军将刚到位，刘从谏就死了，这已到会昌三年（843）农历四月了。
刘从谏死后，刘稹秘不发丧，王协献谋说：“敬宗宝历元年（825），乃祖大帅刘悟殁，先大帅从谏，一面秘不发丧，一面伪为先祖遗表为先大帅求知留后。三个月后，表章入朝，敬宗明令先大帅为留后，未几又改命为节度使。今世子宜一如宝历之故事，不出百日，朝廷旌节必自来。但须严守先大帅已殁之消息，结交监军，使其上奏朝廷，敦促今上发敕使以旌节赐世子，且严守四境，令诸将不可出兵，只筹安守之策；城中也暗自调兵遣将，只说先大帅病体未愈，须严加防守，以备不豫。另请派押牙姜入朝上奏，请朝廷遣国医为先大帅医病，且兼奏先大帅病中不宜主政昭义，求为世子为留后。若双管齐下，必然有效。”刘稹从王协之谋，一方面部署军事，只说节帅病中，须防不测，另一方面派姜入京上奏朝廷，求派太医为刘从谏医病，且请暂以刘稹为留后。果然昭义军中不疑，只知刘从谏病，不知其已死，昭义军中却也安静，加强了各方面的防守。
刘稹又假刘从谏之命，逼昭义监军崔士康也上奏朝廷，称刘从谏病重，请诏命其子刘稹为留后。姜所奉奏章和监军崔士康的上表分别入朝，唐武宗认为刘从谏之父刘悟有大功于朝，刘从谏既已继为节度使多年，病中求医，朝廷应以允准，以示抚慰，但其求为其子刘稹为昭义军留后，则不可准。如不准刘稹之请，又怕他率昭义军为乱，这将如何处置？对此一时不得主意，就开延英殿召宰相等大臣商议。此时，宰相除首辅李德裕外，又有崔珙，还有新任宰相二人，一是淮南节度李绅，是继崔郸后任；一是尚书右丞李让夷，是代陈夷行后任。陈夷行已出镇河中，崔郸出镇西川，所以改以李绅、李让夷为相。
诸大臣入见后，唐武宗说明昭义及监军崔士康奏请事宜，令大臣们奏对。大臣中大都认为：“回鹘余烬未灭，边鄙犹须警备。如不准昭义之请，必当发兵讨泽潞，这样恐国力不支，不如以刘稹权知军事，且安定昭义军。”谏官们也是这种意见，似众口一词。只有李德裕力排众议说：“泽潞事体与河北三镇不同，只因河北相习为乱已久，人心一时难以训化，因故历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地近关中，处腹心之地，昭义军素称忠义，德宗朝曾大破叛军，逼乱首朱滔外逃，终为官军所杀。宪宗朝，身为昭义军节度使的卢从义，暗中通谋叛军、成德镇节度使王承宪，妄图资敌为乱，但为昭义将士所擒获。此后各军镇多用儒臣为帅，以仁义治军，李抱真为昭义节度使后，为朝廷平定河北军镇割据建立大功，因改其为泽潞镇昭义军。其死后德宗尚不许李抱真子李缄继为昭义节度使，只使李缄护丧，将其父李抱真归葬东都洛阳。而敬宗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死后，因循刘从谏假称刘悟遗表，请以其子为留后，稍后又加为节度使。从谏为昭义节度使后，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其垂死之际，又以兵权擅自交付竖子。朝廷若又因之而授刘稹为留后，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仿其所为，使节度之职成为传子制？如是这样，天子威令不复行矣！”
唐武宗点头说：“卿之言，正是朕之所虑，然以何策对之？”李德裕道：“请陛下谕刘从谏赴东都从医，待其病愈，另行重任。”唐武宗称善，言道：“卿言甚合朕意，着卿代诏谕之。”德裕就于一旁一挥而就，诏曰：“恐从谏疾未平，宜且就东都疗之。俟稍瘳，别有任使。仍须遣刘稹入朝，必厚加官爵。”诸大臣静于延英殿等候，等李德裕草诏已就，呈上龙案，唐武宗看后，点头说：“处置甚当。”稍后，唐武宗又不无担心地问：“若刘从谏父子不遵命，卿又当以何术制之，果可克否？”李德裕又对曰：“刘稹所倚仗的不过是河朔三镇，朝廷只要取得镇州、魏州，形势就不同了，刘稹也就无能为力了。若再遣重臣前往河朔晓谕王元逵、何弘敬，说明自‘安史之乱’以来，前朝几代国君允许其所在各镇承袭，已成惯例，但与其不同的是泽潞向无此承袭之例，不得启此承袭发端，故今朝廷将用兵泽潞，不欲出禁军至山东。其山东原隶属昭义的三镇，委派王元逵、何弘敬各率兵去攻取，且遣他二人遍谕将士，以平定昭义之日厚加赏官。如成德、魏博二镇听命于朝廷，只要不从旁阻挠官军取昭义，则刘稹必被官军所擒。”唐武宗大喜道：“吾与德裕所想完全相同，保无后顾之忧，凡持不同之论者不必再谏，朕决然不听。”于是命李德裕草诏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遍谕将士。李德裕领命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