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版本？版本从狭义上讲是对写本而言，就是通过制版而印出的书：从广义上讲包括书籍的一切构成形式。今天所说的版本是从它广义上的概念出发，所谓某书某种版本，即是说某一种图书的某一种本子。由于版本的好坏直接影响图书的质量，而且作用于学术研究，我国学者早已对版本问题引起重视。当今流传的古籍，有的接近原着，有的仍有谬误。对此，如果我们对古籍不认真加以鉴别和考订，真伪优劣不分，这既不利于学术研究，更谈不上高质量的收藏。谈及古籍版本首先涉及到的是纸张与印刷术。我国自汉代发明纸张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古籍的面貌。纸张逐渐代替了简牍、绢帛，而成为古籍的书写、刻印材料。2000多年来，我国古由于写刻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与刻印方式的不同，古代典籍便自然形成各式各样的版本。
在雕版印刷术尚未产生之前的一段漫长历史岁月中，典籍的流传主要靠写本，如《隋书·经籍志》中着录的典籍均属写本。雕版刊印书籍以后，仍有写本。如唐写本、明写本、旧抄本、清抄本、影印本、毛抄本及稿本等。
印本出在雕版印刷术产生之后，依照时代的不同，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和清刻本。
唐、五代的雕版印刷书籍，流传到现在的已是“凤毛麟角”，视作国粹。现存最早的，是在敦煌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年)王阶为二亲雕造施舍的《金刚经》卷子本，在敦煌还发现有唐乾符四年(877年)刻印的古本历书，以及中和二年(883年)剑南四川成都府樊赏家刻印的历书残页。可惜这些稀世珍品都被英国人斯坦因窃出国外。在国内现存最早的雕版印本，是1953年在成都市郊唐墓中发现的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印有梵文及小佛像的《陀罗尼经咒》。现存的五代刻本，有在敦煌发现的《唐韵》、《切韵》等残本，均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
宋刻本分北宋本和南宋本。宋代是雕版印书大盛之际。杭州、建阳、眉山等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均为刻书中心。北宋本字体质朴，南宋本字体挺秀，多为欧体，眉山多颜体。北宋刻本精于南宋，蜀刻校雠尤精，南宋刻本则有舛误，麻沙本尤甚。宋版流传至今的已很少。明清时书商购求宋版书已经按页计价，今天若有数页更是价值千金了。辽刻本，因辽对刻书流入宋地限制极严，故辽刻本在我国古代刻书史上是个空白。据有关着录，宋刻《龙龛手鉴》是根据辽刻翻刻的。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也很少。金时刻书中心在乎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其地产纸丰富，书坊很多，而且有管理刻书的机构。元刻本字体多仿赵孟顺，称元体字，习惯上呼软体字，多黑口，刻书中心为杭州、建阳、平水等地。明刻本较多，尤其私家刻书十分盛行。明初刻书，犹沿元代遗风，黑口居多。正德、嘉靖间刻字摹宋，万历以后，版画艺术有很大成就，形成了“徽派”，并创制了铜活字和彩色套印。明代刻书，以嘉靖、万历两朝为盛。刻书地点主要在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山西等地。私家刻书除毛晋“汲古阁”最为有名，还有吴兴闵齐仅与凌蒙初所刻书籍，人称“闵刻本”与“凌刻本”。清刻本数量更多。清初刻书，也有不少软体字，而直有些书由名家手写上板：乾嘉以来，多横轻直重仿宋体。刻书地点更为扩大，全国各省几乎都有刻本行世。私人刻本，如黄丕烈的《黄氏丛书》、卢文弼的《抱经堂丛书》、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张海鹏的《学津讨原》及胡克家翻刻元版《资治通鉴》、宋版《文选》等书，多属精审可靠的本子。本人收藏的清本书《禹贡锥指》、《蔗塘外集》等，为康乾时代所刻印。《禹贡锥指》，纸墨俱佳，字用软体，卷首有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御笔题辞“耆年笃学”，是褒扬该书作者胡渭的，题辞的左右印有二龙戏珠的图案，代表了当时的图书刻印质量。
印本书籍根据刻印地点的不同，又分为闽本、蜀本、浙本、平阳本。
闽本是福建刻印的书籍，南宋时刻书较多，刻印中心在建阳，故称“建本”。建阳又以麻沙镇为代表，故建阳坊刻本又通称“麻沙本”。朱熹《嘉禾县学藏书记》称：“建阳麻沙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蜀本是四川刻印的书籍。北宋时曾在成都刻过一部《开宝藏》；后刻本中心移至眉山，刻书较多，所谓蜀本，实指眉山刻书。浙本主要是指杭州刻本。杭州是南宋首都，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刻书较多，也较精工。叶梦得《石林燕语》谓：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此外，宁波在宋时称明州，宁波刻的书称明州本。金华在宋时称婺州，金华刻的书称婺州本，这仅是指宋时刻书情况。后来南方江苏、安徽、江西，北方山西、河北等地，均刻印了不少图书，质量也很不错。
印本书籍根据刻印者的不同坊刻本。
官刻本中，中央刻本有国子监本(包括南监本与北监本)、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属的刻印佛经及其他书籍)、内府本(明清时期宫廷内部刊印的书籍)、殿本(清武英殿刻本)等：
地方刻本有藩府本(明代地主藩王刻印书籍)、府学本、郡庠本、州学本、县学本及各地书院本、局刻本(清同光间又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在各省设置的书局刻书，如江苏书局、金陵书局、湖北崇文书局)。家刻本中有以室名称呼的，如清纳兰性德家刻本称通志堂本，鲍廷博家刻本称知不足斋本，有以姓名称呼的，如宋黄善夫本、周必大本、明吴勉学本：有单以姓氏称呼的，如王本史记为明王延哲刻。凡属历代地方以刻书经商者，不论其字号称为书铺、书栅、书堂、书店、书肆、书局等，统称为坊刻本。坊刻本种类繁多，明清以后，举不胜举。
印本书籍根据版刻情况，分为椠本、初刻本、旧刻本、精刻本、写刻本、翻刻本、修补本、活字本、聚珍本、巾箱本、书帕本、百衲本、善本。
椠本就是雕刻木。宋时刻本称做椠木，为的是古雅。元刻一般也称椠本。明以后的习惯称作刻本或刊本。初刻本，亦称原刻本或原刊本。过去，一般藏书家认为初刻本校正精确，重刻本多讹谬，其实清代以来，校勘学大兴，经过了校订新刻的书，还是比较精确的。旧刻本即不详刊刻年代的书。其实一般古籍，均有一定特点，精于鉴定的人，总是可以判断刊刻时代的。在最终不能断定刊刻时代情况下，就以旧刻称之。精刻本是指板刻精湛的书。宋元刻书，多请名家书写上板，字体讲究。明以后大多由工匠书写，有的书写得好，有的则有纰缪。清初官刻书及家刻集，多请善书者为之，凡这类刻本，均称精刻本。写刻本是名家书写上板的书籍。如清郑燮自写《板桥集》、金农自写《冬心集》等。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因古籍流传日久，损毁日多，为使某些有价值者流传下去，就用翻刻的办法重新雕印，翻刻精的，和原刻没有什么两样。修补本是因原刻板年久而漫漶，刊印时对原板加以修补，这样印出的书称修补本。活字本据宋沈括《梦溪笔谈》称，系北宋仁宗庆历间，布衣毕昇用胶泥刻书为活板。元明清三代，都用活字版印了一些书。有的是木活字，也有铜活字等。清康熙时编辑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
即用铜活字排版。聚珍本系清乾隆年间，弘历皇帝要在《四库全书》中挑选一些善本，刻印流传，侍郎金简提出用活字印刷，弘历认为“活字”的叫法不雅，改称“聚珍”，排印了《武英殿聚珍板书》。
巾箱本是一种版式很小可用巾裹起来的书本。书帕本是明隆庆、万历间官场中刻书相赠的应酬品，大都刻而不校，质量很差。百衲本是用各种不同版本的残卷、零页配成完整的书籍，像是僧人的百衲衣，故称。善本就是美好的版本。凡是内容较好，流传较少，刻印较精，校勘认真，无错讹脱漏或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科学研究参考价值的古籍，并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或艺术代表性上，或其中某一方面具特殊价值的书，均可称为善本。如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活字本、套印本，以及稿本、抄本、批校本等都是。
当然，这主要是从阅读、研究的角度来考虑的。若是从保护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哪怕是几张宋版书的残页，也应当作“善本”对待。
印本书籍根据印刷方法，分为初印本、后印本、朱印本、蓝印本、朱墨本、套印本。初印本字迹清晰，边框完整。后印本字迹漫漶，常见断板，且肓修补痕迹。朱印本是用红色印的书本，雕板初成以此作校对之田。蓝印本是用蓝色印的书本，明末志书有蓝印本。朱墨本是用红、黑两色套印的书本，一般正文用黑色，批注用红色。套印本是指两种以上颜色套印的书本。近代以来又出现了用石材制版所印的书，称为石印本。光绪年间，点石斋、同文书局及拜石山房等印的《康熙字典》、《佩文斋书画谱》等都是石印本。
由于印刷术的进步，凡遇古版稀见的参善佳刻，为使广为流传，又不失原貌，往往影印出版。如商务：口书馆所印《四部丛刊》、双鉴楼印的《百衲本资治通鉴》等均勾影印本。影印本有的保持原书大小，有的则缩印。近年来北京书店印的《晚晴诗汇》等，以及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印的《格改镜原》、《法苑珠林》、《纯常子枝语》等，都是缩印的影印本。清孙庆增《藏书记要》里说：“藏书而不知鉴别，犹瞽之辨色，聋之听者，虽其心未尝不好，而才不足以济之，徙为识者所笑。”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版本与图书质量和价值息息相关，故藏书者必须注重版本的鉴定，懂得版本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收藏到有参藏价值和升值意义的古籍。
买古籍断真伪
鉴定古籍，首要一点是要考订版本的好坏，弄清原刻本和翻刻本的区别，并以此确定其收存价值。当我们拿到一部古代典籍时，一定要搞清此书系哪朝人何地之着作，初刻于何时，何人翻刻，何人抄录，何人底本，曾为何人所收藏，有没有宋元刻本：同时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加以区别比较，看一看它们在版式、字体、刻工、用料上有什么异同之处。经常不断地接触各个朝代的书籍，比其异同，积累经验，见得多了，鉴别能力就会自然提高。
古代典籍，各个朝代、各个地区的版本均有不同的特点，故把握各种版本的时代和地区特征，对鉴定图书至为重要。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谈及鉴别古籍时认为：“最要者无论经史子集，但系仿宋元旧刻，必为古雅之书，或其书有国朝考据诸家序跋题词，其书亦必精善：明刻仿宋元者为上，重刻宋元者次之：有评阅者陋，有圈点者陋。”他还认为：“抄本有元抄、明抄之分，有蓝格、绿格、朱丝格之别，且有已校未校之高低”“证以书中避讳，始于某帝，终于何时，尤其辨别。有经名人手抄手校者，贵重尤过于宋元”。这里所涉及到的版式、纸张、题跋、批注、避讳等问题，均是考定刻书年代和版本优劣的重要依据。
譬如版式。宋代浙本多白口(书叶中间折叠的地方为版心，版心中印有黑线的称黑口，不印黑线的称白口，版心中间刻有文字的称花口)，绝大多数是单鱼尾(在版心中缝刻有记号，版心有一个符号的称单鱼尾，版心上下方各有一个一的称双鱼尾)，左右双边(书版的四边界格称边栏，只有一道粗线的称单边，在粗线之内又附一道平行细线的称双边，上下左右皆为双线的称为四周双边)，书名卷次多在鱼尾下方：建本早期多白口，左右双边，中期以后多黑口，四周双边，并且开始有了书耳(边栏的左上方，刻有长方形的栏格，其中记刻书的篇名，称为书耳)：蜀本大致与浙本相同。元本多为粗黑口。明初因沿袭元刻，多黑口，正德、嘉靖以来，由于摹宋，又多白口，以后黑白兼有。清本则白口、黑口、花口均有。又如纸张，宋代的麻纸、桑皮纸，明代的白棉纸、竹纸，清代的开花纸、毛边纸，均有其特点。弄清这些特点，对于鉴定版本极为有用。再如避讳。封建皇帝用某个字作为他的名字，别人就得将这个字改写，或空字，或缺笔，以回避帝王的名字。由于各朝的讳字不同，也为版本的考定提供了旁证。
鉴定古籍，还要注意辨别真伪。好的版本既然有人肯出重金求购，就难免有投机者作伪，以出售所谓“善本古籍”以谋求高利。
明万历间高濂在其《燕闲清赏笺》的“论藏书”条中说：“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模宋板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褙方帘绵纸，或用孩儿白鹿(疑当作鹿：粗)纸，筒卷用槌细细敲过，名之日刮，以墨浸去嗅味印成。或将新刻板中残缺一二要处，或湿霉三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汝茅损，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熏黄，俨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
或以铁线烧红链(锥)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一转折：种种与新不同。
用纸装衬，绫锦套壳，人手重实，光腻可观，初非今物。仿佛以惑售者。”(《遵生八笺》)高濂虽然说的是16世纪末时的情况，但对于伪造古籍旧本来说，却是很能说明其作伪的方法和具有的代表性的：同时也说明投机者伪造古籍版本由来已久。这种伪作的古籍流传至今，为今人鉴别古籍版本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由于虫蛀、鼠咬、受潮、发霉等种种原因，古代典籍常有发生残缺的情况，旧时一些书商便设法改头换面，挖改目录，以残充全。
这样的书，一般常是挖改原书卷端、卷尾的原刻卷次或裁改原书的目录叶，以使现存的内容与目录相符。如原书本40卷，缺佚两卷，书商便将其挖改成38卷，冒充足本。在鉴定时，一定要查清卷数，看一看目录上有无挖改的痕迹，再根据书目、序跋等加以比较。
旧时书商还常以挖改描补的手法，将较晚的刻本进行“加工”，冒充早期刻本或稀见的珍本。如以明代的覆刻本，撕去其明代人的序跋、书名叶，挖去其有明代纪年的刊行题记，用笔描补被挖残损的边栏、行线和卷尾、版心的文字：有的加盖伪刻的版记或记载版刻年代的印记，以充宋元原刻。有的直接将宋元之间、元明之间版刻风格相似的刻本书籍，或后代覆刻前代旧本的书籍，撕去后来朝代序跋，藉以伪充前代旧刻古本。朋友有一部线装本《诗经》，一函四册，装订十分考究。翻开副叶，马上出现了宋淳熙四年(1177年)朱熹的《诗经传序》，给人一种宋版的印象。可是朋友还有另一部线装《诗经》，与那部《诗经》是同一个版，里面也有朱熹的序。不过这部《诗经》翻开副叶，出现的却是“同治十一年，山东书局开雕，尚志堂藏板”的印记，还有“山东书局校刊诗经官绅职名”，之后才是朱熹的“诗经传序”；此书最后还附有“诗经校刊记”，用清代的其它版本加以校订。据此，我考虑那部只有朱熹序的《诗经》很可能是书商采用“掐头去尾”的方法，设法去掉印书的年代，企图给购书者造成一个宋版书的假象。
书商为了作假，有时还有在纸上下功夫的。他们将纸予以熏、染，使之看上去古香古色，以充原刻。也有的在古籍上加盖伪章，题写伪跋，冒充某名家藏书、经某名家鉴定。可见我们在鉴定古籍真伪时，必须抓住蛛丝马迹，细心全面地进行观察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