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经过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身心都受到摧残，他的修史动机也有所改变。司马迁已亲身经历，身陷囹圄、遭受宫刑，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赞颂，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他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著书立说的动机，认为自己和他们一样，也是在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郁闷和不平，因此发奋用心著书，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磊落而多感慨。就这样，司马迁委曲求全，写出了为后人称颂的《史记》。
同样是识时务，委曲求全，但杰出人物与懦弱之人的区别就在于，杰出人物是表面示弱而内心却怀坚韧不拔之心，明里屈服、无所作为，而暗中却从未放弃，积极备战，杰出人物的屈服是为了坚持心中那早已坚定或明确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有进有退，迂回周旋。但不管周旋迂回也好，委曲求全也罢，心中那份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从来没有灭失过。
所以，商汤系夏台，文王囚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越西施嫁吴，阖闾失爱姬，无不体现了这种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气概。
即使在现代社会，以屈求伸，还是有很大用武之地的。
曾有一位留美的计算机博士，毕业后找工作，由于计算机方面的人才太多了，结果好多家公司都不录用他。思前想后，他决定收起所有证书，委曲求全，以一种“最低身份”再去求职。
不久，他被一家公司录用为程序输入员，虽然这对他说简直是“高射炮打蚊子”，但他仍干得一丝不苟。不久，部门经理发现他非一般的程序输入员可比，能看出程序中的错误，这时他亮出学士证，老板给他换了个与大学毕业生对口的工作。
又过了一段时间，主管发现他比一般的大学生要高明很多，时常能提出许多独到的有价值的建议，这时，他又亮出了硕士证，于是他又得到提升。
再过一段时间，他的实力越来越展现得淋漓尽致，公司领导觉得他还是与别人不一样，此时他才拿出博士证，公司对他的水平有了全面认识，所以毫不犹豫地重用了他。
他从屈中求伸，因而最终实现了他事业上的价值。
为官之人，要明白以退为进，以屈求伸，由低到高，这既是一种韬光养晦的能力，又是另类自我修养的一种训练。不要怨天尤人，大浪淘沙，能屈能伸是大人物必备的，不懂得这些就注定会被淘汰。
谨慎小心，时刻如履薄冰
如履薄冰者，但求一“稳”字，稳以立人，稳以延年。
曾国藩先后经历了三朝（道光、咸丰、慈禧），可以说历尽宦海风波，然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为什么呢？“小心驶得万年船”用在曾国藩身上恰如其分，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谨慎小心，时刻如履薄冰。
做官不易，更何况曾国藩处于特殊的地位、特殊的身份、特殊的时候。曾国藩身处晚清，而晚清的中国正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太平天国声势浩大，不容小觑；另一方面，当时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猜忌的本领天下独步，更何况曾国藩又是汉人，手握重兵，功高震主，怎能不处处谨慎，如履薄冰？
曾国藩当年入仕时28岁，正值血气方刚、年轻气盛之时，再加上起初在官场上的一路顺风，平步青云，傲气增添不少。所以，当时的曾国藩初生牛犊不怕虎，“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
咸丰年间，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办事儿经常不顺利。
后曾国藩借在家守制时，总结经验教训，悟出是自己锋芒毕露、刚烈太甚，所以伤害了这些官僚的上下左右，无形之中也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埋下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隐患。他反省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练，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
此次反省之后，使曾国藩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而且开始苦心钻研老庄道家之经典，潜心攻读《道德经》和《南华经》，终于大彻大悟。
从此以后，曾国藩彻底变了，他事事谨慎，处处谦卑。
曾国藩认同“花未全开月未圆”的观点，因此，他常对家人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此外，他“常存冰渊惴惴之心”，认为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招来大祸。
最突出也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曾国藩外藏内敛，习练“忍经”。
曾国藩曾说，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
那么，都怎样“耐劳忍气”呢？曾国藩的“忍”并不是毫无选择地忍，而是善忍、会忍，当忍则忍，不该忍则不忍。对皇上、太后，以及满蒙亲贵的猜疑、排挤、冷落、出尔反尔和这些只是关于自己利益的种种不公，曾国藩可以一忍再忍，甚至一忍到底；但对误国误军、贪婪无度而又加害于他的人，曾国藩要么拍案而起参人一本，要么拔剑而起势不两立。曾国藩就这样，他不像李鸿章那样圆滑世故，也不像左宗棠那样恃才傲物，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如此周旋、耐劳忍气，这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熟读史书，知道历史上有许多高官就是败在身边人手上的。所以，除了对自己要严谨，曾国藩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如此。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曾国藩再三告诫弟弟曾国荃道：“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目的就是希望曾国荃能常怀谦退，身居高位，不可骄傲。然而狂傲的曾国荃总是听不进去，曾国藩不得不给他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你对我的劝诫，总是不肯虚心体验，动辄辩论一番，这最不可取。你我二人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而且外面所有的逆耳之言，你都应该平心考究一番。所以古人认为，居上位不骄极难。
有人或许会说，曾国藩做官做到这个地步也太累、太窝囊了吧？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小心谨慎，是极为明智，也是富有远见的。
咸丰十一年（1861年），慈禧、奕发动宫廷政变（辛酉政变），捕杀肃顺等八位辅政大臣。肃顺虽然很有能力，然而性格很强，得罪了不少人，不过肃顺很欣赏曾国藩。曾国藩心思很重，和他交往不交心。肃顺被杀后，朝廷中很多官员受牵连，在他家里搜出私信一箱，里面唯独没有曾国藩的一个字。此外，有“帝王之学”的王运，曾多次游说手握重兵的曾国藩。建议他不急于攻打太平军，将天下大局逐渐导向三足鼎立之势。此时满清王朝根基已朽，且太平天国内耗严重，惟有湘军的势力如日中天，不妨先坐观成败，然后再图进取，最终收拾残局，江山之主即可由爱新觉罗改姓为曾，黎民百姓也会因此而受益。曾国藩婉言拒绝了。
若干年以后，王运历经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张勋的辫子军、袁世凯复辟等，可以说纵观风云起伏，政局动荡，对曾国藩当初的决定，又有了新的认识，曾国藩的决定显然是正确的，而且是很明智的。
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名臣和曾国藩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他就是狄仁杰。
狄仁杰以机智多谋、断案有方著称。当时是中国唯一的女皇武则天执政，狄仁杰屡次破案，屡建奇功，使得他屡获武则天的赞许和奖赏。可是狄仁杰并没有因此而飞扬跋扈，目中无人，相反，他却是更加小心谨慎，谦虚有加。而且，每次狄仁杰大案、要案破获之后，他都是把功劳记在别人的头上，极力推荐手下人邀功领赏，同时在皇帝明知的情况下，委婉地道出事情原委，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坚决不说。所以，即使有时候武则天多疑，也让她很难抓到把柄。狄仁杰深知历代皇帝的通病，那就是你纵然有万般能耐，只要一句话不得皇帝心意，都会招来杀身之祸。于是他总是在皇帝面前谨言慎语，案件破获之后，他也总是推功揽过。害怕功劳的显赫对自己不利，于是多次恳请皇帝告老还乡，避开大是大非，避开乱事萧墙，这就是最伟大的隐，最伟大的智。难怪武则天每次都会自言自语一句，称他为“老狐狸”。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有起有落、有荣有辱。宦海沉浮中，曾国藩颠簸了一辈子，当官当得久，当官当得大，当官当得牢，在政局动荡的晚清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和曾国藩一直小心谨慎，如履薄冰，不以功臣自居是分不开的，值得后人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