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至今的中国文学与以往（1950—1990年间）最重要的不同，就是它所置身的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当然不是单独发生的，它是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整体变化的一部分。因此，这个新的正在继续变化的文化生产机制（包括作为它的一部分的文学生产机制），就充当了社会生活和文学之间的一个关键的中介环节，社会的几乎所有的重要变化，都首先通过它而影响文学；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反作用，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它来实现的。
具体来说，这个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包括：
1. 一套越来越清晰的与譬如“文革”时期明显不同的国家文化政策和管理措施，比方说，现在的管理重心越来越偏向于文学作品的出版和传播过程，而非其创作过程；
2. 一个继续拥有垄断地位、在遵从上述政策的前提下越来越自觉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文化/文学的发表和传播（出版、放映、演出、销售、宣传……）体制，直接影响了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状况，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如所谓文学批评的“商业化”；
3. 一个从中小学阶段就愈益“应用文”化或实用化、在大学阶段又加上“经院化”的文化/文学教育体制；
4. 一系列由各种社会因素合力造成的对于文化/文学的新的消费趣味和消费能力，例如，现在最有购买力的人群的年龄和阅读趣味，都与譬如十五年前明显不同；
5. 文化/文学的创作者、出版（制作）者、评论、研究和宣传者的新的物质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例如，就物质生活而言，这些行业的人员普遍属于城市的中等阶层，这对他们的文化和文学活动产生了无形的但却非常深刻的影响；
6. 一系列由过去几十年的历史铸就的偏向于远离公共生活、转向“个人”生活的集体记忆，以及与之配合的文化/文学的理论阐释，例如对“宏大叙事”的质疑、“个人化写作”的宣扬等；
7. 一系列由已经初步形成并日益蔓延的“新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对于文化/文学的“现代化”前景的与80年代有很大不同的新的想象，例如“消费社会”、“娱乐”文化等观念；
8. 正在稳步展开的跨国资本对文化/文学产品的销售、出版（制作）和广告宣传体制的渗透，事实上，这种渗透已经开始进入文化/文学作品的内容制作的领域；
9. 由于外语教学、翻译的选题和组织方式、稿费和出版制度等因素的明显变化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和理论翻译环境，例如，自90年代中期以来，直接从欧美以外的所谓“小语种”翻译过来的作品和理论几近于无；
10. 力图对上述状况作出批判性分析的写作和讨论活动，进入90年代以来，这种活动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尽管如此，它目前仍在继续，也依然在一定范围内（例如一部分大学的文学教学和一部分作家的创作）发生影响；
……
就目前来看，文学界对上述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变化，以及其后的复杂深刻的原因，明显缺乏足够的重视： 或者视而不见、继续像80年代那样讨论创作问题，或者虽注意到了、却只是用“市场经济”、“商业化”、“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类产自西方的概念作笼统概括，几乎看不见这个变化的多样的中国特色。我觉得，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研究界恐怕就很难对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变化过程、对今天复杂的文学现实，作出准确的理解和深入的分析。
因此，在今天，在继续对文学的文字文本的深入和细致研究——就目前的状况来说，这种研究依然是远远不够的，许多文学批评依然缺乏细读的功夫——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特别去建立一种观察“文学”的比较开阔的视野，不再将文学仅仅理解为创作和批评的文字文本，而将它看作是一个包括了其他各种因素的社会复合体，或者说，一个各种因素在其中交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空间。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锻造一种将物质性的“制度”因素与个人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加以分析的能力，在各种互动关系中认识当下文学创作的限度和可能性。这样，文学研究就有可能大大地拓展一种更具开放性的批评和研究格局，使我们能从文化研究、当代社会和历史研究中获得多样的支援，当然，也同时反过来支援它们。
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和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当中，这种对文学创作和批评所赖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出现了为数颇丰的成果。相比之下，当代文学研究在这方面是明显逊色了。因此，现在来研究当代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化，并不是开拓新路，而是急起直追，改变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的滞后局面。前面还有非常多的题目和研究对象，在等待着我们。
比方说，在“当前中国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方面： 是哪些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促成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产生？这个机制的运作规则和自我调整的能力又是如何？它如何在“全球化”的形势中逐渐形成多样的中国特色？倘说中国已经进入所谓的“图像时代”，各种图像文化对文学究竟有怎样的影响？所谓“通俗”或“消费”读物的兴起，又对文学形成了怎样的挑战？倘若具体来说，题目就更多了，前面所列的那些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具体组成部分（当然不止是我列出的这10项），每一个都可以引出许多题目来……
一旦从生产机制变化的角度来看待90年代至今的文学创作和批评，许多熟悉的现象就很自然会呈现出新的面貌，比方说，当代文学创作对“现代化”崇拜的顺从与挑战，当代小说中的“底层”想象，90年代公共生活的巨变与创作的“私人化”倾向的多重关系，当“现实”重新成为创作的重要题材的时候，从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反腐”、“官场”小说看当代文学的暧昧性质……文学批评方面，90年代各种新的文学“命名”（“新历史”、“新状态”、“私语化”、“身体写作”……）与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关系、文学批评与“新意识形态”的关系、“纯文学”观念的历史及其涵义的转变、“媒体批评”的兴起、所谓“学院化”批评的发达和文学批评的“经院化”问题……都非常值得仔细讨论。
不用说，确立了这些新的研究对象和课题，也就像打开了许多通道，最近十几年间，被“诗到语言为止”之类新砌的厚墙拦在视野之外的大片的领域，会重新回到我们眼前，引发一系列新的思考。比方说，新的多样的文学经验和想象力如何可能？如何创造新的文学和批评文体？在今天，知识分子精神与文学批评的新的可能性在哪里？当代文学是否应当、或者如何参与对“左翼”或“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的反思？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看待“审美”或文学的“超越性”问题？……去年11月初，在水乡周庄，我和一些同行就上面说的这些问题，作了两天的讨论。虽然只是初步的讨论，却已经引发出一系列值得今后继续深入的话题，例如，怎样进一步分析这个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动力： 它不但有似乎稳定的结构，更不断处在变化之中？如何重新叙述80年代的文学和思想历史： 那些具有解放意义的观念，是如何在90年代变成了压抑性的符号？再比方说，在今天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下，怎样认识文学和思想活动的理论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重新发掘现代文学的多样资源？由这些文学的问题，更牵引出一系列范围更大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代言”问题；个人思想立场与日常生活经验的关系问题；记忆的丧失和改写的问题；……
这一切都令人感到振奋： 有这么多引人深思的问题浮现出来，你能实实在在地抓住它们；你更清楚地感觉到，面对这些问题，文学和思想界内部有多大的分歧，几乎每一个分歧都猛烈地刺激你，催促你焕发思想的活力——一旦现实的巨变和研究者的反思携起手来，将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引入这样的状态，我们也就可以预料，这批评和研究的新的推进，是为期不远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