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丘吉尔在会上大事兜售他的“巴尔干方案”，引起了斯大林的疑虑，担心英国的真正意图是在推迟，甚至取消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为此对土耳其参战的兴趣也大为减少。１１月３０日，莫洛托夫在和艾登、霍普金斯（美国总统罗斯福顾问）会谈时明确表示：“如果吸引土耳其参战将意味着‘霸王’战役的延期，那么斯大林元帅将会反对吸引土耳其参战。”霍普金斯则希望吸引土耳其参战不至于影响“霸王”战役的实施。最后，丘吉尔表示应要求土耳其参战：“如果土耳其人拒绝我们的建议，我们应该对其阐明自己严肃的立场。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这样他们将不能参加和会……此外，我们将停止向土耳其提供武器。”
根据英国的建议，美苏一致同意邀请土耳其总统伊诺努前往开罗和罗斯福及丘吉尔进行有关土耳其参战问题的协商。
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４日至６日，美英两国首脑和土耳其总统伊诺努在开罗进行了会晤。本应与会的苏联代表维辛斯基未能如约前来，甚至苏联驻埃及大使也没有出席会议，表明苏联已不像一个多月前那样期望土耳其参战了。
在会上，尽管丘吉尔费尽口舌，但土耳其方面仍拒绝直接参战，只是同意在１９４４年２月１５日前将可供盟军使用的空军基地准备就绪，而在这一时期，盟国应继续向土耳其提供各种军事物资。罗斯福对土耳其参战并未寄托多大希望，甚至艾登也怀疑土耳其政府对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究竟怀有多大的诚意，挖苦伊诺努在临别时拥抱丘吉尔是“１５小时激烈争辩的唯一收获”。
但丘吉尔却兴高采烈，以为已大获成功，在写给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中再三叮嘱应及时满足土耳其在武器装备上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然而随即开始的英土军事谈判却很快陷入僵局，明知美英方面有实际困难的土耳其政府竟层层加码，提出许多过分的要求，迫使英国军事代表团只得在１９４４年２月离开土耳其。此后美英开始指责土耳其故意玩弄手段，哄骗盟国，而土耳其则毫不相让，反唇相讥，嘲笑英国利令智昏，希望仅用几个便士便把土耳其推入战争的火坑。４月１４日，美英两国警告土耳其不得再向德国提供战略物资，过了六天，土耳其政府才表示同意。６月２３日，美英又出面要求土耳其完全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此时第二战场已经开辟，德国的全面失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此情况下，土耳其才最终于８月２日宣布和德国断交，此后又在美英的不断敦促下，于１９４５年１月６日断绝和日本的外交和经济关系。
到１９４５年２月雅尔塔三巨头会议召开时，自然已谈不上什么要求土耳其参战的问题。三大国只得退而求其次，宣告如果土耳其在２月底前对德宣战，那么仍将允许土耳其参加战后的和会，按照丘吉尔的话，就是“给土耳其人最后一次悔过的机会”。
得知此消息后，本在休假期间的土耳其议会只得于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３日匆匆召集特别会议，宣布向轴心国宣战，此时离开欧战结束只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三二战时期，土耳其不出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即得以跻身于战胜国的行列，这固然使美英感到不快，更使苏联大为恼火。直到１９４４年７月，苏联还对美英不强迫土耳其对德作战表示异议。事实上，苏联确有理由对土耳其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苏德战争爆发后，土耳其曾有一段时间明显亲德，为德军的胜利喝彩，并公开号召苏联境内的穆斯林起来造反。
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９日，土耳其和德国又签订克洛迪乌斯协议，规定在德国向土耳其供应军火的情况下，土耳其应向前者出售重要战略物资；到１９４４年２月底，德国从土耳其共获得６.２万吨的铬和其他重要矿产。此外，土耳其还多次允许德国军舰进出黑海海峡，到黑海去执行作战任务，使苏联蒙受重大损失。
苏联对土耳其不满的发泄口很快便集中到黑海海峡的管理问题上。黑海海峡是苏联进入地中海的必由之路，是这个大陆国家走向海洋的一条生命线。从１８世纪下半叶开始，俄罗斯便为争夺这个南方的出海口而大动干戈，连年征战不休。１９世纪俄罗斯曾数度在海峡地区占有优势，一战期间，也曾得到过英法的承诺，在战争结束后控制整个黑海海峡。十月革命后，苏联一度国力衰微，无法和西方大国相抗争，１９３６年签订的蒙特勒公约使它完全失去了对黑海海峡的控制。二战期间，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目标非常明确，即不仅要保持住苏联既有的领土和权益，而且还要利用一切可能去夺回帝俄时代曾有过的领土和权益。在斯大林的眼里，所有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无可指责的。他的目光于是便很自然地落到了黑海海峡上。
１９３９年９月，土耳其外长萨拉若卢访苏时，莫洛托夫便提出立即封闭黑海海峡的要求，遭到土方的拒绝。１９４０年１１月，莫洛托夫访德时曾表示愿意和土耳其达成某种协议，使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取道黑海海峡来进攻苏联。稍后，苏联又要求德国出面干预，促成土耳其同意，使苏联得以在黑海海峡地区设置军事基地。
美英和苏联结成同盟后，对后者的这一意图很快表示理解，英国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１９４３年初，美英首脑在卡萨布兰卡会晤时，丘吉尔公开表示，如果土耳其拒不参战，那么在黑海海峡问题上，英国就不再会支持土耳其。可见当时丘吉尔把黑海海峡问题看作是压土耳其参战的一张好牌。到了该年年底的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当着斯大林的面说，如果土耳其仍不听从三大国的要求，继续拒不参战，“那么对土耳其来说，将有非常严重的政治上和领土上的后果，特别是将涉及海峡今后的地位问题”。丘吉尔还表示俄国应该拥有自己的不冻港，成为一个真正的海上大国，黑海海峡的管理体制应该予以改变。此时的黑海海峡问题又和波兰东部的领土问题一样变成了丘吉尔手中讨好俄国人的一张牌，可见慷他人之慨历来是西方大国惯用的手段。
１９４４年秋，受到丘吉尔这一信息鼓舞的斯大林对前来莫斯科谈判巴尔干问题的丘吉尔再次提及黑海海峡问题，丘吉尔对苏联希望修改蒙特勒公约的要求表示完全理解。
在１９４５年２月召开的雅尔塔三大国首脑会议上，斯大林开始对黑海海峡问题紧追不舍，强调苏联无法再忍受土耳其扼制自己咽喉的局面，应该立即修订蒙特勒公约，要求成立一个组织专门来研究黑海海峡问题。当时欧战尚未结束，美英都需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因此便爽快地答应了苏联的这一要求。
１９４５年春，希特勒德国覆灭在即，苏联国威与日俱增。苏联政府认为解决黑海海峡问题的时机已到，决定迫使土耳其让步，在３月１９日致土耳其的照会中称：即将到期的土苏中立互不侵犯条约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应作重大修订，土耳其随即表示同意。在６月举行的双边谈判中，土耳其主动建议签订两国同盟条约，苏联则乘机要求在黑海海峡建立军事基地，并索还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该两地于１８７８年并入俄国，１９２１年又划入土耳其）。土耳其断然加以拒绝，土苏谈判遂陷入僵局。
此时欧战已经结束，美英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英国在黑海海峡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改变，得到西方大国撑腰的土耳其政府在７月宣布蒙特勒公约是一个多边公约，因此不能由土耳其和苏联两国单方面来进行修改。
在７月２２日、２３日和２４日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和丘吉尔、杜鲁门连日紧张地讨论了土耳其问题。丘吉尔虽然仍表示赞同修改蒙特勒公约，以保证苏联的船只能自由进出黑海海峡，但却坚决反对苏联得以在黑海海峡地区设置军事基地，为此曾和斯大林进行激烈的辩论。而杜鲁门只是含糊地建议，美英苏等大国的船只可在世界上各大海洋自由进出，以此回避苏联要求的实质。波茨坦会议的议定书最后称：三国政府认为：“在蒙特勒签订的关于海峡的公约已不适合目前状况，应予修改”，此后应由“三国政府各自与土耳其政府直接谈判”。因此可以说，黑海海峡问题在二战中并未得到解决，它是二战留下的一个遗案。
二战结束后，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大国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美英两国改变了它们对黑海海峡问题的立场，都不主张立即修改蒙特勒公约。在土苏激烈的争执中，美英公开站在土耳其一边，为土耳其摇旗呐喊。
１９４６年３月和９月，为对付苏联对土耳其所施加的强大政治和军事压力，美英舰队曾两度进入地中海和黑海向苏联公然示威。土苏之间的紧张对峙最终导致了美国的直接介入和１９４７年３月杜鲁门宣布对土耳其和希腊实行援助，即杜鲁门主义的诞生，使东西方的冷战从此全面展开。
二战期间，不少欧洲国家纷纷宣布中立，这些欧洲中立国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瑞士和瑞典型。尽管瑞士曾在战争中为纳粹德国转移过资金，瑞典也为德国提供过铁矿和允许德军过境，但却从未为交战的任何一方提供过军事基地或签订过秘密军事协定，因此应该说它们基本上保持了中立，为此战后也就顺利得以参加欧洲的重建和加入联合国。
第二，西班牙型。虽然西班牙在战争中不断变换手法，力图为自己披上“中立”的外衣。但事实上，西班牙一直是接近和支持德意法西斯集团的，它不仅曾和纳粹德国秘密制订过一项攻打直布罗陀的计划，而且还公然派出蓝色师团前往苏德战场去直接和苏联作战。这样一来，西班牙不仅不准加入联合国，而且还受到许多民主国家的制裁。
土耳其则介乎两者之间，它固然没有能像瑞士和瑞典那样珍视自己的中立地位，但也没有像西班牙那样，全面倒向轴心国，所以在战后仍被允许加入联合国。其实在如此激烈的二战中，要想在两大对抗集团之间保持百分之百的等距离几乎是不可能的，土耳其在这方面采取了十分灵活的政策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由于土耳其政府过分保守，未能及时跟上当时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步伐，或许这才是它当时所犯下的唯一一个过错。
原载《复旦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５期
科索沃战争后的巴尔干
自１９９９年３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解救人道主义灾难的旗帜对南联盟实施空中打击至今已三年有余，但巴尔干的局势却并未就此平静下来：
科索沃境内依然枪声不断；马其顿土地上也燃起战火；南联盟则内外交困，面临再次解体的威胁。本文拟对三年来巴尔干局势的发展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科索沃问题依旧
早在１９９９年夏秋之交，当北约军队进驻科索沃，美国高层官员陶醉在欢庆胜利的气氛中时，国内却不时响起冷静的批评之声。美国北约研究所的专家认为，空袭南联盟是美国对外政策一次“明显的失败”，而美国权威性刊物《外交事务》季刊也率直地称此次北约的空袭为“绝对的失败”。
事实表明，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至今令人头痛的科索沃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
自１９９９年６月中旬起，北约维和部队开始陆续进入科索沃，年底便达到８万余人。与此同时，联合国驻科索沃特派团也来到科索沃，其团长库什内在维和部队的支持下，随即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是于９月２０日将科索沃解放军改组为共有５０００名成员的科索沃保安团，并宣布科索沃解放军从此不再存在。
紧接着在１２月中旬又成立了由库什内领导的科索沃过渡行政委员会，内中３名成员为阿族人，另１名为塞族人，下设１９个管理处，阿族人占据了其中１５个管理处的领导职务。
然而所有这些措施都远不足以解决早已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仅是装饰一下门面而已。如所谓解散科索沃解放军代之以科索沃保安团便纯粹是一个形式，照南联盟政府的说法，不过是使这一恐怖组织合法化而已。
当时在科索沃阿族人中共有３股政治力量。由塔奇领导的科索沃解放军为极端派，由鲁戈瓦为首的科索沃民主联盟则为温和派，第三支力量为自１９９２年起即流亡西欧的南政府反对派。但不管是极端派也好，温和派也罢，都主张科索沃在过渡时期结束后应宣布独立。如塔奇在１９９９年初便高唱独立论，并且宣称将以武力为科索沃争得独立，而即使一向以持温和立场着称的鲁戈瓦，虽然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一直和南联盟政府保持着接触，也在１９９９年秋，当南联盟军警已撤出科索沃后即变得骤然强硬起来，曾多次扬言：“不和塞尔维亚在一起；永远不再和塞尔维亚在一起。”事实上随着北约军队的进驻，科索沃也随之成为暴力和实施恐怖的场所。
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８日，１２名塞尔维亚农民在田间劳作时惨遭杀害。８月１日，在首府普里什蒂纳发生了针对塞族的爆炸事件，此后又发生了多起集体屠杀塞族人的惨案。
阿族极端分子不仅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塞族平民，而且还不时和维和部队发生流血冲突，如１０月１５日，维和部队便和米特罗维察的阿族居民发生激烈冲突，导致４名维和士兵负伤。１０月２７日，一支受维和部队保护的塞族难民车队在科索沃西部的佩奇遭阿族极端分子袭击，至少造成１５辆汽车被焚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