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小学前夕，我随父母回了趟苏北老家。其实，苏北老家早已没有近亲家人，回乡，只是替爷爷遂愿。
爷爷他老人家辞世前，一再嘱咐我父亲，他死后，记着替他回苏北老家一趟，毕竟那是故土，有我爷爷童年的很多记忆。随太爷出走以后，再没能有机会返回，他实在有点想念老家了。他说，这也不只是个人心愿，那晚，他梦见我太爷了，回乡看望，也是太爷的嘱咐。
现在，我爷爷已经有心无力，如果父亲能够代替他回去看看，就好像他个人亲眼目睹一般。如此，九泉之下，不仅自己的口眼完全可以安心紧闭，遇上太爷，也总是个交代。
那年去苏北，巧不巧又遇上发大水。当年，国家整个还没能从三年困难时期缓过劲来。原本以为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上海浦东这边日子不太好过，到了苏北，才知道什么叫做真穷。
事前，父母还是有准备的，从左邻右舍厂里单位同事处协商了一些票证，买了不少当年凭票购买计划供应的肥皂和火柴等。据说在苏北老家这些东西稀罕。
我亲眼所见，当地农村大部分人家一天只吃一餐，烧饭只是号称，只见瓜菜很难见米粒。更出人意料的是，绝大部分人家没有火柴，烧煮，要上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人家引火。
父母带去的火柴，远比肥皂受欢迎。肥皂，在那个时代的苏北寻常百姓人家，类似时下的进口高档化妆品，比较奢侈。
当然，也并非一团漆黑，我随父母走访七拐八弯的乡里乡亲，父母送些火柴、肥皂之类，善良的父老乡亲感激不尽不说，家家户户一定会在我怀里塞上好几枚鸡鸭蛋，这不用花钱，是自家鸡鸭下的。当我们摆脱苏北水灾，顺利返回浦东老街时，光是我收的鸡鸭蛋，就需要父亲用一根扁担两只大篮子挑着，满载而归。
其间，还发生了一件足以让父母主动替我更改名字，而无须我督促的惊险事件。
我成了当年那场水灾的实际受害者。一次渡船时，我不慎跌落河里，差点提前到太爷和爷爷处报到。
被人合力打捞出水时，已经完全不省人事。据说是被安排在附近农家的牛背上驮着，选择某个高低不平之处不知道转了多少圈，吐了半天泥水，方才还魂回来。
虽然大难不死，母亲仍相当不放心，经人推荐，聘请当地据说非常有名的算命先生，预测我眼下及未来的整个人生前景。
算命先生是女的，眼睛不太好使，但并不妨碍她老人家明察秋毫，洞悉一切。先生默默掐指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这孩子除去命硬，不仅此次苏北之行并无大碍，今后中长期人生前景尚可期待。
算命的女先生叹了口气说，只是，孩子五行缺火，名字必须添火，而且多多益善。当时，女先生就给出了一个“炎生”的建议名字，一口咬定，如此或者能够保障未来人生坦途，甚至伺机灿烂一下也并非没有可能。
父母可以坚持自己的主见，也可以忽视我的纠缠，但是，高人指点，包括深奥的命理学问，由不得他们不照办执行。
返回浦东当天，来不及喘息，父母双双拿着我王炎生的建议名字，前往派出所要求更改。
其实，当年改名并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手续相当繁琐。但父母为了保障我长期人生无虞，完全不怕任何手续麻烦。
虽然，我对这个新名字并无太多好感，炎生，不就是孙悟空被扔进太上老君的炉子里煎熬的意思吗，一旦炼不成火眼金睛，就剩下平白无故磨难自己，只是相比较王梁，也就半推半就勉强接受了。
我跨进小学大门就读一年级时，由王梁摇身一变，成了王炎生，得到两把大火的有力支持，五行缺口基本填平。
小学一年级，我被推举为班长，二年级戴上红领巾，又成了三条杠的少先队大队长。
因此，母亲常常为自己当年苏北之行，包括替我算命，回到老街迅速改名，在我的名字上增添两把大火而欣慰庆幸，口口声声说亏得及时采纳高人建议，才使孩子的人生从识字初始，就展现一片红火的灿烂光景。
轮到我有了给自己孩子取名的权力，才刚刚侥幸踏进大学校门，知识底子还是小学尚未毕业的那点，非常勉为其难。
本来，我也十分不愿意越俎代庖，从全家历史经验教训看，起名，基本上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后来，我还是把给孩子取名的责任主动承担了，主要是户籍制度给闹的。如果孩子没有姓名就不能报户口，户口不及时跟进，将来孩子不仅是择校读书，就是眼前买粮吃饭都可能将你折腾个七荤八素。
孩子长期以来对我这老爸给他的命名，不是一般性不满意，仅仅出于顾全家庭大局的考虑，才没有擅自更改，一直勉强维持着。
眼下，这个矛盾倒是大大缓解了，也不是任何一方的主动改善或被动让步。孩子研究生毕业后在国外工作生活，名字完全约翰、乔治式地与世界接轨。即便你当年瞻前顾后、挖空心思，自以为给孩子起了个异常有见识的名字，时至今日恐怕早已鞭长莫及，一点也派不上中国式的用处了。
以上，就是从我太爷起直至我儿子王家四、五代人名考的基本线索。
接下去，有选择地挑拣老街上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名，将其来龙去脉试着作一番考证，这些人都同我家关系整体良好，即便一不小心弄出点纰漏，也不至于闹成误会，甚至对簿公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