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针对反共顽固派一方面主张团结抗日；一方面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特点，******提出要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既争取他们留在革命队伍中，又要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他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
他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要注意三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将这三个原则归结起来，就叫做“有理、有利、有节”。
******提出的这些重要策略原则，对全党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处理********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确实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5.皖南事变前后
1940年下半年，******从对国内外局势的分析出发，一再向党内发出警告：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来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应付最危险最黑暗局面的到来。这种危险果然很快就出现了，那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在1941年1月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一年前那次反共高潮不同，这时斗争的焦点已从华北转移到华中。
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华中地区，处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连结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的枢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当日本侵略军占领华中地区以后，在敌后同样有着一大片可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广阔空间，这里的人民同样热切地期望有人能领导并组织他们起来打击侵略者。
******在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展开大体完成后，很快就把眼光投射到这块重要地区上来。他在****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他说：“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他强调：“现在就应该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会后，******在1939年春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来帮助他们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正确方针。1939年12月，****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华中敌后，负责指导华中工作。
1940年初，新四军的兵力主要分布在3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3支队驻在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第1、2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新四军第4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江北指挥部。
29日，******和王稼祥又致电项英、叶挺，强调“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并要求他们“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根据这个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刻抓紧时机向皖东敌后发展，到3月间就从原来的5000人发展到1.5万人左右，为向苏北发展开辟了道路。
新四军刚取得一点发展，******立刻命令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桂系将领李品仙，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军进攻。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华中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信号。
4月初，******已打算将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江北移到江南。他们分析江南新四军的情况后认为：“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因此，顾祝同在谈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以便切断新四军和八路军会合的可能，并使他们集中到苏南狭小地区后再加消灭。
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险境之中，这已是十分清楚的事实。4月26日，**********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并再次重申一条重要的原则：“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
局势已日见恶化，而项英的犹豫不决只会使正在恶化的处境更加恶化。5月4日，******为****中央起草给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对项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这个指示到达后，陈毅立刻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打破了国民党打算消灭在苏南地区的新四军的图谋。但项英仍固执己见，没有东出苏南同陈毅部会合，丧失了转移的时机，对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也仍然不作准备，这就使皖南新四军军部陷入愈来愈危险的境地。
这时，国际形势又发生新的重大变化。1940年6月5日，德国对法国发动全面进攻。5天后，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战。在德国军队闪电式的进攻下，同月22日，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投降。英军从欧洲大陆退守本土。国际形势的大变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抗战。日本企图在英、法无暇东顾之机加紧进攻中国和侵略南洋。7月23日，日本大本营发出：“迅速处理支那事变”的命令。
6月26~27日两天，****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时局问题。******在会上作报告，透辟地分析了法国投降、英国从欧洲大陆撤退后的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他指出：英、法失败将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促进德、意、日扩大战争胜利的贪欲；另一方面，又驱使美、英和法国的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对中国说来，“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对国内的阶级关系，他一直主张作好两手的准备：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的好转。这时，他对国内时局的好转抱着比前一时期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是：“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他还指出能够推动时局好转的两个因素是：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国民党党内与党外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更多的积极性，这也是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分析，同他在3月间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思想是前后一贯的，并且把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放在更明显的地位。
******自己也积极从事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6月间，他几次会见到延安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等，向他们详细介绍国内抗战情况和两党磨擦问题。当年随陈嘉庚一起到延安的庄明理回忆：“陈先生在延安会见了毛主席，心里十分畅快”。“延安之行以及与****领导人的会见给陈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从此把战胜日寇，祖国抗战必胜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然而，形势的发展表明******对******态度的估计还是乐观了一些。******把国际形势中几大力量相互对峙的局面看作他“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大好机会。7月1日至8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16日，他们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指导；划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冀察两省、鲁西北及晋西北一部，并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这就使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陷入僵局，****谈判代表******返回延安。
7月30日和8月1日、4日、7日、8日，****中央开了五天会，听取并讨论******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和南方局工作的报告。会议最后一天，******作了长篇发言，充分肯定******领导下的南方局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注意了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他强调今后要更加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他说：“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过去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中央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放在全局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以前很长时间内还没有过。为了推动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中央决定，******回到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各根据地在加紧对日本侵略军作战的同时也要做好反磨擦的准备。
从8月20日起，八路军在华北的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这次战役，八路军共出动105个团，20万人，到12月上旬基本结束，史称“百团大战”。八路军前后作战1.8万次，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多人，俘虏日军200多人、伪军1.8万人，八路军伤亡1.7万人。
正当八路军在华北同日军浴血苦战时，******却加紧在华中部署对新四军的进攻。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的力量比较弱，争夺华中可“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9月3日起，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部分两路大举南下，向已由苏南渡江北上的新四军陈毅、粟裕部进攻。10月4日，韩德勤以多于新四军守军一倍的兵力向黄桥发动总攻。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经过4天激战，歼灭韩部主力1.1万人。接着，新四军请曾任江苏省长的苏北著名爱国人士韩国钧到韩德勤处斡旋，却遭到拒绝。韩国钧回来气愤地说：“和平无望！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准备自卫吧！”国民党顽固派这次进攻黄桥的惨败完全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黄桥战役后，新四军在苏北敌后站稳了脚跟。
10月19日，国民党方面由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收到电报的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从已有的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这封被称作“皓电”的电报，是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反共高潮的开端。
10月24日，******收到******从重庆发来的电报，对形势作出这样的判断：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19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呢？这同剧烈变动着的国际形势有关。9月间，德、意、日在柏林签定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英、美也签定协定，两大集团的斗争更加激烈，都想拉******加入他们的联盟。苏联也正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这种局面使******得意忘形。******认为：“******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他判断，无论哪一种局面出现，国共之间的严重斗争都是不可免的。新四军在苏北的胜利，也促使******更急切地要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采取报复行动。
与此同时，******对各方面的工作作出周密的部署。他要求苏北的新四军积极整军，细致观察；皖南的新四军“认真准备北移”，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他还致电******，要他在重庆加强同苏、英、美等方面的外交人员联络，并“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
尽管如此，******要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各种部署日益加紧。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再次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往黄河以北。******又密令顾祝同等暗中做好围歼新四军的准备，还故意把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泄露给日本人，以便共同夹击。这个时期内，由于“日汪条约”的签订，******一度对形势看得比较乐观，认为“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并估计“在******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抛弃过对******的警惕，在实际工作中仍要求党内“认真准备对付******的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