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乔文亚留言
乔文亚的信是苏军医转给我的。在没有收到他的信前，我已经知道他被押送回国的大致经过了，当我从苏军医手里接过一封沉甸甸的信时，颇带遗憾地说：“悲剧终于发生了！”
“是啊！”苏军医神情黯然地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你不知道，现在国内的运动状况，”我怀着某种怜悯说，“回国之后，真不知他会落个什么结果，这下可尝到偷食禁果的苦味了！”
“可是，所有西方文学作品中都讲‘禁果分外甜’！”苏军医好像逼我解脱似的反驳我。
“我们是在东方！”我有意敲打他一下，然后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先看看他的信吧，以后我们再慢慢谈。……”苏军医因急于出诊，便匆匆去了，或是借口出诊，匆匆逃开了？他和白玉琴不会再出什么事吧？
苏军医走后，我又沉思了一会儿，才打开乔文亚的留言。谜底已知，它已经激不起我的好奇心了。怀着某种厌烦之情勉强地读下去：黎老师：
当你从奠边府回来时，我已经被押送回国了。看来，我将脱掉军装被开除党籍（或是留党察看）回到我的家乡去了。我很痛苦，但不后悔。虽然我没有听从您的劝告，酿成大错，我也无意向您致歉。我之所以临行前给您写这么一封长长的留言信，无非是希望得到您的谅解后，以您的热心和真诚去把阿娟扶起来。她的痛苦是双重的，因为她已经有孕在身……
读到这里我的心不由“咯噔”一震：真是祸不单行，这简直是雪上加霜，我的握信纸的手竟然忍不住发抖，仿佛被阿娟绝望的情态刺痛了。
我的遭遇我心里是有数的，回国之后，不管把我放在哪个岗位上，凭我的青春活力，凭我的文化水平，凭我的聪明才智，我都能生活得很好，就像一个被风浪卷进深渊里的人，凭我的勇气体魄和游泳技能，我一定会从深水里浮上来。可是，阿娟怎么办呢？她将来怎样面对社会舆论？她怎样抚养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人言可畏，那个小生命是不是会给她带来终生的屈辱？她的柔弱的心灵能不能承受这种无处不在的重压？
话再说回来，即使她勇敢地承受命运给她的重负，不畏人言，不畏艰辛，把幼儿养大，她今年才18岁，是如花的妙龄，如火的青春，她怎么能忍受孤寂的生活？长长暗夜，寂寂孤灯，谁能给她以爱情的抚慰？谁能擦干她的屈辱和凄苦的眼泪？
我回到祖国，我除了失去军籍乃至党籍之外，我的火热的青春并没有丢失，我失去了爱情却没有孩子的拖累，我还能重新获得人间的一切，可是阿娟怎么办？她能等到什么时候？
所以我给黎老师您写一封长信，就是求助您的经验，求助您的智慧，为阿娟去解脱痛苦，即使无法使她全部解脱，那也给她指一条不太崎岖的比较容易通行的生活之路。
我想，这可能给您增加某些负担。可是，这恰恰是一个作家应该探求的人生之秘，哪个伟人说过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呢？这也许正是你所需要的一个有用的素材，您看，现在不是我请求您的帮助，而是我在帮助您完成素材积累了。写到这里，我的痛苦万端的心情，变得略感轻松了。我是不是为您提供了一个悲剧题材？
黎老师，我不知道你读着我的留言时是什么心情。在我对您怀有真挚敬意的时候，我也考虑到我们之间的差异：我们相差18岁的距离并不很远，甚至仍然是同一辈人，但是，我们由于经历、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不同，在人生价值、道德观念、生活情调上，就有着很大的不同，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沟通。
我跟苏军医也是相差18岁，但我们的人生观、爱情观、幸福观就很容易一致，因为我们受的是西方文化的熏陶，在你们这些布尔什维克们来看，我们是属于布尔乔亚范畴。尽管我和苏军医也是党员，正像您常说的：“组织上入党并不等于思想上入党。”就从现在国内的政治风暴来看，谁是真正的思想入党都很难说，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被打倒在地永不得翻身呢？
您是读《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和毛主席四卷雄文乃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长起来的，而苏军医和我，却是在校园的沙龙里读着《少年维特之烦恼》《安娜·卡列尼娜》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来陶冶自己的性情的。……当然，您由教导员、医院副政委、党委秘书改行加入了“臭老九”的行列，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文以载道和诗言志的文艺观，已经根深蒂固。如果我提出像罗密欧和朱丽叶那样以身殉情——用死亡去冲破世俗的樊篱，夺取爱情的胜利，您十有八九不会赞成！您不会推崇爱情至上！
没想到这个乔文亚在将我的军，细想一下也不过是以攻为守。他是在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争取我的支持和谅解。如果我在这里和乔文亚展开争辩，我可以写一篇万字长文回复他的“挑衅”，因为世上没有绝对自由的东西，对于爱情的禁锢、爱情的专一、爱情的自由乃至******和杯水主义，并不是今天才争论的课题。远在“五·四”运动之前，早就争论得沸沸扬扬，注定得不到完美的解决。谁也难以逃脱利弊互见的规律。毫无疑问，我是属于感情服从理智、自由服从纪律的一派，如果援越部队都像你乔文亚一样，到越南来浪漫蒂克一番，那么援越任务将很难完成。当安娜·卡列尼娜投身到火车轮下时，她应该想想她追求的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吗？她得到了什么，她破坏了什么。她向人世间提供的是榜样还是教训？她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她的行为有没有侮辱和损害别人？不少评论家的同情是在卡列尼娜一边，说她是以死来表示对上流社会冷酷、虚伪、狡诈的抗议；那么下流社会有没有爱情悲剧？那么，你乔文亚，你苏长宁绝对不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贵族阶级，你们的爱情悲剧的发生应该怪谁呢？
谁反对爱情至上？你们在中学里就读过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诗，到底应该什么至上？我不能不抑制住抗辩的激情继续读下去！
这也许是一种天意。本来，我是应该陪您去奠边府的。可是，由于黎东辉亲自陪您去，我就没有去的必要了，既然用不到翻译，张科长去比我去更好，奠边府的高炮团里他有熟人，安排你们的食宿他比我更有利。我的急腹疼不是真的，因为我必须和阿娟相见。因为她告诉我已经怀孕，我犹如当头受了一下重击，一时间手脚冰凉眼前发黑，身子一晃，险些儿跌倒。……我说得了急腹痛自然有人相信，当时我的样子的确像是个得了重病的人。我和阿娟相约找个机会从长计议，只有苏军医能够帮助我们。也许我和苏军医是同病相怜，内心隐秘互不相瞒。
在您跟我深谈过之后，我曾经下决心和阿娟断掉。根植在心田上的爱苗若想连根拔除，必然带着血肉，而且极其容易复萌。……同时，我也想到，如果此时我再回避不见，那就等于始乱终弃，使阿娟受到双重打击，我于心不忍，既违背我的本意，更违背为人的道德。……
住在医疗队里，我就获得了自由，我和阿娟又回到了那所被废弃的竹屋。我们两个都像心志精力俱已衰竭的人，互相偎抱着却没有任何快意，只有绝望和悲伤，两颗心紧贴在一起，就像钉在针下的蝴蝶翅膀簌簌颤抖，却又觉得那个小生命在呼唤我们。
如果不是那个小生命紧揪住我们，我们有可能双双跳崖，做一个当代罗密欧和朱丽叶。我们的第一个决心就是把我们两人爱情的结晶——婴儿（不管是男是女）生下来；第二个决心，就是在不得已分手的情况下，等待相聚的日期。
我们考虑到目前我留在越南没有可能，因为我们没处躲藏，支队必然会派人找我。
而且给中越友谊、给五个伟大的代表、给支队本身带来损伤；带阿娟走也不可能，结果仍然和我留下一样。
唯一的办法是我们在合法的情况下重新结合，或者我当作华侨到越南来找她，或者她去中国找我。至于要等多少岁月，不得而知。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找不到任何出路。
阿娟毅然揪下一缕柔发，打了个结，捺在我的手上：“乔！见发如见人，你带上它，就像带上我……”
那一幕的确带有惨烈悲壮的色彩。我们立即计划联络方法：我用什么办法找到她，她用什么办法找到我？而后又研究，孩子生下来怎样养活？要不要公开她或他的爸爸是谁？这是两个难题，一时间找不到妥善的办法，只好先解决最容易的：生男叫什么名字？生女叫什么名字？
这是最好解决的问题：是男，叫黎念乔；是女，叫乔思娟。
接着，我想起了最靠得住的联络方法，这方法来源于地下工作者如何接头：我们相约，每年的单月第一天，各自到约定的地点碰头；当时，中越边境基本上有国无界，两国边民多有亲友往来，要想见面并不困难。
越北边境和中国相通的有三关——友谊关、平而关、水口关。最后确定第一年的会面地点在友谊关，第二年在平而关，第三年在水口关，周而复始，不见不散。……
不管这些方法能不能实现，但它使我们走出了困境，犹如在隧道的黑暗中看到了出口的光明，甚至想到万里边关喜相会时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悲愁顿失，心扉顿开，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沉醉在未来相见时的狂喜之中。
又是信誓旦旦的低语，不是因为互相需要某种契约式的保证，而是说说痛快，犹如说过万千遍的“我爱你！”好像我们已经不再为目前的困境所苦恼，反而觉得由于种种障碍提高了爱情的品位。就像历尽千辛万苦之后，才领略到险峰的无尽风光。
对于孩子生下来，是否公开他爸爸是谁的难题，已经忘却，好像是个无须思考的问题，甚至觉得分离、等待也是一种乐趣。我们像两个嬉戏在欢乐中的幼儿，忘记了身外的一切，根本无法想到命运的雷霆会隆隆打下。
“乔文亚，你出来！”竹屋外突然响起保卫科齐干事的气势汹汹的声音。
这种突然而起的声音，使我的心猛然一沉，呆愣了一下，一时间想不出这声音和我的处境有什么联系。直到吃惊的阿娟高叫了一声“有人！”一下把我推开，只顾站在竹床前慌乱地整理她的衣衫。
我想不出齐干事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平时，我们两人相处得不好也不坏，交往不多，只是向我借阅苏联侦察小说《匪巢覆灭记》时，对我诚挚地感谢过一番。
他的出现非同小可，他的声调犹如呼喝犯人，我甚至来不及思索这种情况出现的缘由，接着他又喊了一声。
也许这家伙还给我留了点情面，没有直接闯进竹屋里来。我只好既慌乱又懵懂地走出屋外，我这时看见齐干事身后还站着友谊办公室的阮文兴，这家伙平时对我不坏，还能写几句汉文诗歌，言谈间对中国充满向往，还希望我回国前，把一本中国袖珍分省图留给他作为纪念，以便有机会到中国时来我家做客。可好，现在他一脸凶相，满腔恨意，我不清楚他是不是正在追求阿娟，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在监视我们的行动，我和阿娟的关系就是他向支队政治部反映的，这座隐藏在丛林中的小竹屋也是他跟踪我们发现的，所以他今天才把齐干事带来，捉奸要提双，好了，我无言可说，只好俯首就擒。
“走！”齐干事把我猛推了一把，这家伙布袋里竟然带着手枪。
我只来得及回头望了一眼，看到的却是阮文兴的背影，他正好把阿娟挡住，我无法判断此时阿娟的情态。但我知道，有了我们的最后约定，她就能够坚强的对待。
我回到支队，接着被推进了禁闭室。因为我的顶头上司张科长不在，所以无人来追究我的犯错误的经过，只是齐干事给我送来了一沓子稿纸，要我从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品质上作出检查，详细交代错误经过，深刻检查错误根源，要提到党纪、军纪、国际关系的高度来认识，并且希望我端正态度、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
他在转身外出时，我一把揪住了他，我问：“我可以给阿娟留下张纸条吗？”
“不行！绝对不行！”他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你的娄子捅得够大了，还想罪上加罪吗？”
“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我？”这话一出口就觉得是多余。
“这不是我的事情！不过我警告你，老老实实，争取从轻处理，是你眼下唯一的出路。……”
他把门一摔走了，门外的哨兵——警卫排的一位我认识的战士，他推开门用异样的神情望了我一眼，是觉得我的行为不可思议吧？
我坐下来，思考我的检讨，可是满脑子全是阿娟：她能顶得住吗？那个阮文兴会怎样对待她？她的家庭会怎样对待她？她的过去的男朋友们怎样对待她？她有苦向谁诉？有难向谁说？有疑惑向谁求教？我的忧虑又向更深层次更久远的未来延伸：我们的女儿或是儿子的遭遇会是怎么样的？越南的大人孩子会不会歧视他？
当他追问谁是自己父亲时，阿娟怎么回答？我们每年相约在边关相会，她能不能赴约？她也许正在分娩，也许正在抚育不能经风雨的婴儿，每年的单月的第一天，这本身就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到那时，我有什么条件可以离开岗位去赴约？
我现在还不知道回国后的归宿。单就从我的家乡去一趟友谊关谈何容易？有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有没有这样的时间和自由？即使能够鹊桥一渡，隔着国界招招手说几句话又有什么意义？会不会反增惆怅？想到此处，我的心袭来一阵阵疼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