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本传宋景文公】
（今以李翱所撰《行状》、皇甫所撰《墓志》、《神道碑》、《旧史·本传》、《资治通鉴》，洪兴祖所撰《年谱》，程俱所撰《历官记》，方崧卿《增考年谱》，考其同异详略，附注本文之下，以见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见于集者，不复载云。）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李白作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阳人。”而公常自称“昌黎”。李翱作公《行状》，亦云：“昌黎某人。”皇甫作《墓志》，不言乡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尝居南阳，又隶延州之武阳。”而《旧史》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史》，盖因李碑而加“邓州”二字也。然考《汉书·地理志》，有两南阳，其一河内修武，即《左传》所谓“晋启南阳”也。其一南阳堵阳，即荆州之南阳郡。字与“赭”同，在唐属邓州者也。《元和姓纂》、《唐书·世系表》有两韩氏。其一汉弓高侯颓当玄孙骞，避乱居南阳郡之赭阳。九世孙河东太守术，生河东太守纯。纯四世孙安之，晋员外郎。二子：潜、恬。（恬）随司马休之入后魏，为玄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后魏中郎颖。颖生播，徙昌黎棘城。其一则颓当裔孙寻，为后汉陇西太守，世居颍川。生司空棱。后徙安定武安。至后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门，生尚书令、征南大将军、安定桓王茂。茂生均。均生。生仁泰。仁泰生素。素生仲卿。仲卿生会、愈，而中间尝徙陈留。以此而推，则公固颍川之族，寻、棱之后，而不得承骞之系矣。
而洪兴祖所撰《年谱》，但以骞之后世尝徙昌黎，遂附《新史》之说，独以赭阳为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考二《书》，而见公世系之实，则遂讳匿，不敢复著仲卿、会、愈之名，而直以为不可考。今固不得而据也。唯方崧卿《增考》，引董说，以为骞乃韩瑗、韩休之祖，而公自出于寻、棱，与二《书》合。其论南阳，则又云：今孟、怀州皆春秋南阳之地。自汉至隋，二州皆属河内郡。唐显庆中，始以孟州隶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县入河阳三城使，其后又改为孟州。今河内有河阳县，韩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归河阳，省坟墓，而女之铭亦曰：“归骨于河南之河阳韩氏墓。”张籍祭公诗亦云：“旧茔盟津北。”则知公为河内之南阳人。其说独为得之。公诗所谓“旧籍在东都”，“我家本谷”，则必以地近而后尝徙居耳。但据此，则公与昌黎之韩异派，而每以自称，则又有不可晓者。岂是时昌黎之族类盛，故随称之，亦若所谓言刘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陇西者邪？然设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则其去赭阳，已历数世，其后人屡迁徙，不应舍其近世所居之土，而远指邓州为乡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说，亦同董氏。而王钅至以为公生于河中之永乐，今永乐犹有韩文乡，则其说为已诞。盖其世系虽有不可知者，然南阳之为河内修武，则无可疑者，而《新史》、洪《谱》之误，断可识矣。）
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李汉《序》云：先生生于大历三年戊申，三岁而孤。见《祭嫂文》及《乳母志》。会事见卢东美《志》。洪《谱》云：卢《志》所谓宗兄，乃大宗小宗之宗。《旧史》以为从父兄，误矣。又云：《旧史》（大历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韩会，坐元载贬官。柳宗元《先友记》云：“会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谤。”会既卒，公携家北归，葬会河阳。建中、贞元间，复避地于江南，韩氏有别业在宣城，因就食焉。见《欧阳詹哀词》、《复志赋》、《祭嫂》及《老成文》、《示爽》诗。）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行状》云：“读书能记它生之所习。”《墓志》云：“先生七岁好学，言出成文。”今按：《复志赋》云：“值中原之有事兮，将就食于江之南。始专专于讲习兮，非古训为无所用其心。”则公之为学，正在就食江南时也。）擢进士第。（洪《谱》云：贞元二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师。见《祭老成文》、《欧阳哀词》、《答崔立之书》。五年己巳，有《上贾滑州书》。六年庚午，有《河中府连理木颂》。七年辛未，有《送齐序》。八年壬申，登进士第，时年二十五，见《上邢君牙书》。《唐科名记》云：贞元八年，陆贽主司，试《明水赋》、《御沟新柳》诗。公名在榜中。见《与陆员外书》。《旧史》云：大历、贞元间，文士多尚古学，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延誉，由是知名。是年有《争臣论》。九年癸酉，博学宏词试《太清宫观紫极舞赋》、《颜子不贰过论》，见《上考功崔虞部书》及《与韦舍人书》。十九年甲戌，有《省试学生代斋郎议》。
方考：此议当系十一年试宏词下，未详是否。洪《谱》又云：是年尝归河阳省坟墓，见《祭老成文》。有《赠张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试宏词，见《答崔立之书》。有《三上宰相书》，皆不报。是年去京师，过潼关，有《感二鸟赋》。既归河阳，有《画记》。遂自河阳如东都，有《祭田横文》。今按：八年以后，此年以前，又尝游凤翔，以书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诗》。洪、程皆定为此年六月，误矣。）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表署观察推官。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日，汴军乱，乃去。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董晋行状》云：“十二年七月，晋拜宣武节度使，受命遂行，韩愈实从。”公《行状》云：“董公辟公以行，得试秘书省校书郎，为观察推官。”《墓志》云：“先生三十有一而仕。”《神道碑》云：“十四年用进士从董晋平汴州。”推官，《旧史》作巡官。洪《谱》云：二《状》载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与史合，而《志》、《碑》所记，皆后二年，殊不可晓。岂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邪？亦不应如是之缓也。方考：蜀本、樊本，无“三十一而仕”之文，但云“历官二十有七年尔”。然自公卒之年逆数之，亦当以十四年三十一岁为历官之始。故公入汴，虽在十二年，然《水门记》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犹但称“摄节度掌书记前进士韩愈”，是辟命犹未下也。计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志》之言如此。不当以命下之缓为疑也。今按：公入汴之年，洪、方得之。《碑》、《志》所计年数，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为失，但云十四年从董晋平汴州，则误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十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在要当以公之自言及二《状》、二《史》、《通鉴》为正。持正狂躁，其考之或有未审，不足据也。《旧史》之作巡官，则程《记》已辨其非矣。洪《谱》又云：十三年扼，公在汴有《复志赋》、《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诗》、《水门记》、《杨燕奇碑》。十五年已卯，《董晋行状》云：二月三日，丞相薨，公从丧行，四日而汴州乱。有《汴州乱诗》。《历官记》云：汴军乱，愈家在围中，寻得脱。下汴东趋彭城，愈从丧至洛，还孟津，度汜水，出陈、许间，以二月暮抵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居之于符离睢上，及秋将辞去，建封奏为节度推官试协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师，见《欧阳哀辞》。
是年有《此日足可惜》、《汴泗交流诗》、《答李翱书》、《上建封书》、《论晨入夜归事》，后又有《谏击<；毛求>；书》、《贺白兔状》、《徐泗豪节度掌书记厅石记》、《崔翰墓志》。十六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有《归彭城诗》。夏去徐，西居于洛阳，见《孟东野书》及《题下邳李生壁》。按公《与东野书》，欲至秋辞去，而《题李生壁》，在五月十四日，则不待至秋而已去徐矣。《旧史》亦云：“公发言真率，无所畏避。”岂竟以此不合，虽建封之知己，亦不能容邪？公既去徐，而建封卒。翌日，徐军乱，见白乐天《哀二良文》。在洛有《与卫中行书》。冬，公如京师。）调四门博士，（洪《谱》云：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师，从调选，三月东还，见《与卢汝州荐侯喜状》。将归，有《赠孟东野》、《房蜀客》诗。是年有《送李愿归盘谷序》、《李楚金墓志》。公自去年冬参调，竟无所成而归，今年冬再往。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门博士之授。为博士日，尝谒告归洛，因游华山，即《答张彻诗》所谓“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陉”者也。李肇《国史补》云：“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发狂恸哭，为书与家人别。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