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牟世金先生早在六十年代，就呼吁“探讨刘勰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1］，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这一讨论刚要开展就被扼杀在襁褓之中。大规模认真探讨，是在拨乱反正后的八十年代。“理论体系”问题的提出，植根于《文心》研究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从明清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积累，《文心雕龙》资料的搜集整理已初具规模，开始进入系统研究阶段；这种研究又由局部分类研究向整体性研究提升［2］。解放后，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熏陶，又造就了一批努力运用唯物辩证法治学的学者。《文心》体系问题由六十年代的一位青年学者提出，就决非偶然。八十年代的旧话重提，则回应着唯物辩证法科学精神的重新高扬和方法论讨论的余响。仅据暨南大学图书馆吴美兰一九八七年十月《文心雕龙》研究成果索引的统计，直接探讨《文心》体系的论文就有十数篇。如果加上论题相近的探讨，就有数十篇。其中，已故牟世金先生无疑是用力最勤者。他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发表了题为《<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的长文，后来，又与萧洪林先生联名出版了《刘勰和文心雕龙》［3］。其中第四部分就专论“理论体系”。由这些论著看，讨论已全面展开，并日渐深入，也提出了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但从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要求，恐也不能回避存在许多问题，有些也许是关键性的。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更重要”［4］；维纳也说：“只要我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获得对问题的正确答案”［5］。为这些话所鼓舞，我冒昧提出若干问题，以期引起讨论。我总的感到，《文心》理论体系的研究，似乎理论准备不足，思辨水平不高，缺乏相应的文化视野，也存在比较严重的脱离、歪曲原文的倾向。下面，试分别予以简述。
一、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文心》理论体系？
已如上述，《文心》理论体系问题的提出，既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顺应寻求科学方法的时代潮流。但是，具体到每个研究者，对这种内在社会需求的感应却不见得自觉和深刻。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文心》理论体系？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其实不然。科学研究的目的，直接影响到课题选定、研究方法和运作程序。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是把研究的动机，归结为还《文心》“体大虑周”的本来面目，以更准确地领会《文心》的许多具体问题［6］。这当然不能说不对，但停留于这一认识是否就够了呢？
笔者认为。研究《文心》的理论体系，似应怀有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和中外文化对话的宏观视野，这是时代提出的理论要求。曾有人对《文心》研究脱离当代文艺创作实际提出批评，呼吁“龙学”研究要为当代文艺创作服务［7］。这当然有一定合理性。但我以为，文艺理论的批判和古为今用，不应是零零碎碎、枝枝节节的，而应是完整的整体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虽然可以从多方面入手，但其关键，却在于找到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契合点。一般说来，艺术是文化的一面镜子和‘自我意识’，文化从中‘照见自己’、‘认识自己’。特别是作为文化核心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有很强的渗透力和稳定性，各民族的文艺发展，无不有其文化渊源，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接受，也不能不受文化传统的制约。因此，古今文论的融汇，总是以文化为媒介进行，并以此带动其他层面。”因此，我主张：“需要不断将视野投向更高层次的文化领域，特别是思维方式、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等领域。”［8］。我也同意这样的论断：“文学（以及其他表现艺术）是一种文化中的意义载体，它有助于再现这个文化想要信仰的那些事物”，“文学能为理解文化作出独特贡献”［9］。当然，要十分警惕，不要把文化模式理解为边界十分整齐的简单图式。也不应忽视艺术个体独创的不可重复性。但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中外文学比较，本质上应是文化比较和对话，那种一词一句的所谓“比较”毫无意义。比较文学于八十年代崛起，“文学与文化”课题于九十年代提出，其内在社会动因，都是为了把比较文学提高到文化层次，以实现东西方文学真正的文化性对话；或者说，是试图在艺术层面上，解决古今文化、中外文化的冲突。
总之，我觉得，研究《文心》理论体系的目的，还应更宏阔一些。应该通过研究《文心》理论体系，达到对它的文化把握，着重抓住建筑在民族价值观和思维模式基础上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法则，从而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目的。可喜的是，有些学者，已作了有益的尝试，张少康先生早在1987年，就发表文章，论述《文心雕龙》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吴调公先生曾以颇富情采的文笔，作了弘扬《文心》人文精神的思考。笔者也曾对《文心》与亚里士多德《诗学》作过文化性比较，对《文心雕龙》的文化价值及现代转化粗粗探讨。但总的感到，这方面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也有待于继续深入。以广阔的民族文化前景研究《文心》，或直接发掘《文心》的文化价值，或许是今后《文心》体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究竟什么是理论体系
这个问题似乎已脱离《文心》本身，但为了研究深化和理论思维自身发展，提出这一属于《文心》研究元理论范围的问题又至为必要。也许有人认为，什么是“理论体系”，是个已经约定俗成、不证自明的问题，无须小题大做。其实不然。细心研读探讨《文心》理论体系的论著，便可发现，人们的认识实在大有差异。有的认为，理论体系就是指理论观点，虽与结构有关，但不包括结构；有的认为，是指文学总论或纲领，也即指“枢纽”论五篇。而笔者则认为，“一个理论体系，应该涉及对象的各重要方面，其自身又应由相互作用的理论观点、理论方法和理论结构三大元素组成，并体现出较为鲜明的整体功能”。我至今仍坚持这一看法，并认为这才符合理论体系实际。理论前提差异甚大，结论必然大不相同，而且极难达成共识。在这一理论前提上不统一认识，讨论就没有共同的学术规则，也就没有同一层面的对话、交流，只能是自说自话、各说各话，这就必然会影响研究的深入与进展。
在工具书中，查不到对“理论体系”的说明，笔者只见到一本谈方法论的书，给它下了个定义：“所谓理论体系，就是反映研究对象而形成的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的体系。”这种同义反复等于什么也没说明。在现代系统论看来，一个理论体系就是一个“观念系统”或“抽象思维系统”。所谓“系统”，“是一个标志事物整体的哲学范畴，它揭示了任何事物都是由其内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着的要素所组成、并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着的统一整体”；所谓“抽象思维系统”，就是“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为要素所构成的系统”。系统是事物普遍联系的一个环节，整体性是其最主要的特征。任何理论形态都是一个观念系统。而理论体系，则是系统性极强的观念系统，理论结构水平很高，表现出很强的组织性和整体功能。理论观点，是理论体系最基本的原素，以概念、范畴、判断的形式予以表现。但理论观点是主体运用一定的方法观察思考并表述问题的结果。方法作为主客体之间的中介和工具，在研究中“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一切都在于良好的方法”。没有无方法的体系。汤用彤先生讲得好：“新学术之兴起，虽因于时风环境，然无新眼光与新方法，则只有支离片断之新学，而不能有组织完备之新学。故学术，新时代之托始，恒依赖新方法发现”。“组织完备”就是“体系”特征。方法原则往往能展现出理论体系的特色。而理论体系一旦成为可以把握的现实形态，又必定处于一定的逻辑结构之中，理论是概念的有结构的体系，否则，就只能是纯观念的东西，只是一种可能性。所谓结构，实质上也就是各要素（理论观点）之间相对稳定的相互联系作用方式。事物性质，主要由结构方式来决定。所以理论结构，是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构成系统各要素间相互作用的协同效应、共同结果，又形成系统的整体性质和功能。这一功能，往往能集中体现系统特色。因而，整体功能，也是理论体系必不可少的成分。上述几个方面综合起来，才构成理论体系的完整风貌。显然，只研究理论观点，是远远不够的。但已有的研究论著，却偏偏只对理论观点感兴趣，这就很难复现《文心》理论体系的真面目。
三、什么是“整体研究”
研讨《文心》理论体系的人，无不声称要对《文心》的体系作“整体研究”。但究竟怎样才算“整体研究”，其理解便大有分别。有些所谓“整体研究”，其实并非真正的整体研究。不同的“整体研究”，自然会有不同结果。这就不能不慎予辨析。整体研究，不能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有其确定的方法内涵和操作原则。从方法论角度看，整体研究，是在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和现代系统论的指导下，所确立的不同于传统方法的一种新方法。传统方法也并非完全无视整体，只是把“整体”作为一个环节，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局部”，考察“整体”是为了更清晰地认识局部。或者说，“整体”只是“局部”的一个背景。即从考察分析事物局部特征入手，然后综合出整体特征，再以这一特征，进一步分析各个局部。其认识公式是“局部→整体→局部”，循环往复。这种方法，把认识的重点放到把握事物局部特征，而“整体”只不过是局部特征的机械拼凑。这样的整体方法，并不是真正的“整体研究”。但现在许多《文心》研究，恰恰是这样的整体研究。如有的先生就认为，探讨《文心》的理论体系，应以对各具体理论研究为基础，其思维路线是“由具体到综合（意为“整体”——引者），又由综合到到具体”，如此循环往复。这与该著确立的，通过过整体研究达到对“许多具体问题”准确理解的目的，也是完全一致的。而结果证明，这样的“整体研究”，并未复制出《文心》所固有的理论体系。虽然主观上也很想尊重原著“自己的原貌”，不硬套“今人的理论体系”，但结果还是事与愿违。而科学的整体研究，是应先考察该理论系统的上位系统，初步把握该理论整体特征，以此为指导，分别考察局部特征，进一步修正、充实“整体”，而后综合局部特征，使“整体”成为具有丰富规定性的思维具体。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它的着重点，始终放在整体上，其思维路线，是“整体→局部→整体”。对《文心》研究来说，就是要先抓取其总体特征和功能，然后以此反观书中各局部观点，最后重新综合《文心》的理论体系这一整体。这正是由整体经由局部再到整体的思路。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者，往往不习惯这个思路，因为我们的传统是太钟情于局部和具体了。那么，怎样具体实现这一方法原则呢？方法可能很多，这里只结合《文心》研究实际，着重试述以下两点。
一是超出系统之外看系统。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站在本系统看系统，就难以看清系统的整体风貌。因此，便要“居高临下”地看，“旁观者清”地看；借用一句古画论的话说，叫作“以大观小”。这种方法原则的理论根据，是系统的层次性和开放性。所谓层次性，是指系统与其要素的关系是相对的，对要素来说是系统，而对更大的系统来说又成为要素。这就使系统出现层次性。站在更大范围系统的角度看某一系统，就较容易看清此系统的地位和特质。所谓开放性，是指系统不是封闭的，而是与周围系统互相联系和作用，相互交换能量和信息，观念系统突出表现为信息交换。这样，站在周边系统或上位系统的的角度，就易于探讨信息交换中的系统整体风貌。下面，就以《文心》体系研究为例，说明这两种方法原则。
《文心》作为文论系统，其更大范围系统是民族文化系统。因此就可以从文化模式角度反观《文心》体系。由于从一般文化模式到文论体系尚有较大距离，因而需要寻找理论中介。中介之一，就是士大夫文化模式，特别是人生价值模式和思维模式。拙作《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与<文心雕龙>的文化价值》，就尝试运用这一方法，探讨了《文心》体系的两个特色，即“经验直观的有机整体思维”和“围绕政治，‘兼’、‘独’相辅的人生价值观”。无论是“兼善”还是“独善”，均不忘怀政治的文化因素，从而使《文心》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倡导作家“达于政事”。从更大处说，这一特色。又是我们民族实践理性精神，“体”、“用”相须而又特别重“用”的文化精神的反映。这种文化和文艺倾向，在作了时代和阶级的改造后相沿至今，其评价恐怕是利弊并存。这是从高层也即上位学科看《文心》。与此同时，《文心》的这一特色，也植根于当时文坛风尚，受到文艺思想斗争的影响，蒋凡、吴调公二先生及笔者，均曾指出当时复古与新变两派斗争对《文心》建构体系的影响。《文心》则力图折衷这两种倾向，并把重心放在批评过分求新求变和文风绮靡上。如此，两派便都不欢迎它，这大约也是它“不为时流所重”的一个原因吧。但毕竟决定了它的主导思想倾向和著作的论战性质。一般说来，中国古代文论围绕两条线发展，一是讨论文章作法，一是批评不良文风。《文心》可谓兼而有之，它既是探讨“为文之用心”的创作论，又是抨击浮艳的论辩式著作，而后者则特别突出。许多先生都指出了中国古代文论（包括《文心雕龙》）史、论、评三结合的特色。而我想进一步指出，其重心又是“评”。对作家、作品及文风的批评，是“史”、“论”的推动力。《文心》的理论体系亦然。有人说，它是“以史带论，史论结合”，恐不太确切。在我看来，它是以评带史，以评带论，史、论，评三结合。这种认识是从文坛时尚与《文心》的信息交换中得来。这是从外围系统来看《文心》。明乎此，我们就可过渡到探究整体研究的第二个方法原则。
二是抓住主要矛盾看系统。
现代系统论认为，“系统实质上就是一定范围内处于对立统一关系中的事物”，“系统实质上就是一种矛盾的集合体、各种矛盾的统一体”。没有无矛盾的系统，也没有无系统的矛盾。系统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动力，主要在系统内部各要素、各个层次、要索和结构、结构和性能等等之间的矛盾及其转化。系统的特殊性决定于系统内部矛盾的特殊性。因此，虽然系统方法不同传统分析方法，但其根本方法又不能不是矛盾分析方法，尤其是着力抓住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进行分析。这样。才能准确把握系统的基本性质和整体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