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的国运已经相当严峻，作为以'天朝'自称的大国，在洋人面前，不断割地，赔款，东南半壁赋税重地，也已然成割据之势。更有所谓的伪'联盟政府'，在学习英国部分体制后，以数省之力，屡屡打败自己，蚕食大清领土，妄图推翻满人的统治。
'这还了得啊，我大清必须改革。'
昏昏沉沉的大清，不乏有识之士，如湘军集团的曾剃头、李洪章、左继高以及中央军机处的奕王爷。
但是朝堂之上，有大量的保守派，你要改革，谈何容易。
修条铁路吧，满清的皇太后说，'这火车轰隆隆的，会惊扰地下的祖宗……'洋务派无奈，只好派几匹马来拉火车！
又比如开个'天文学'这种课程吧，保守派说，'大清4亿人口，有的是人才。要是不懂，这么多人口，随便讨论讨论，天文学就精通了，需要学什么西方洋人的东西…'
再说，这蒸汽机驱动的轮船，你说这些守旧官员怎么认为的？'轮船里面，有几头牛在拉动…'，保守派的愚昧可见一斑。
在守旧派眼中，清廷，这个天朝的子民和其制度，永远是最先进的，不存在向洋人学习的可能！
为了应对这些保守派，洋务派想出的应对之策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而言之，就是在不危害满清体制的情况下，学习西方的具体科技。这种学习，曲折到哪种程度呢？比如满清有识之士想造西方火炮，你得找个理由，比如那啥，那火药是我华夏发明的，四大发明之一嘛，洋人的火炮其实是学习我们的，然后，有了合理借口，你才能进一步学习。
又比如步兵，武器不如对手，那好办，给你配洋枪。那武器不同了，操练方法是不是要按西方呢？那不行！操练方法照旧。
总之，要承认自己原先的东西行，只能承认武器不如洋人。否则，叫'有损天朝国威'。
洋务派就是在这种困境下，开始了满清举步维艰的改革。
为应对危险时局，改革的第一步，当然是强兵，而强兵又以制造武器为重点。
在得到军机处奕王爷的鼎力支持后，李洪章等人在湖南，山东相继创办了长沙制造局，青岛船政局等军事工业，以高额工资聘请外国技师，终于制造出了先进的林明顿枪。但是，李鸿章的军队却拒绝使用。这又是为什么呢。
质量是其次问题，根本问题是用不起，太贵了。同类的枪，和国外相比，价格足足高了两倍！为什么会这样？
满清的改革，如果不变体制，那只能是贪腐中自强！
洋务运动的产品确实如此——成本高昂、质量不高——逼得李洪章们不得不继续买外国装备来搞中国国防，原因何在？
一是采购大吃回扣。
中国商人给官员回扣自古天经地义，毋庸再提；洋商与中国官员打过几回交道，也入乡随俗了。克虏伯进入中国不久，就学会了在合同金中划出专门比例送回扣。痛心疾首的李洪章专门出台规定：所有采购都要经总办（总负责人）以及采买、支应、会计三个有关部门共同签字才能生效。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李大人此举见效甚微。
二是人力成本高企。
来华工作的洋人工资远比在本国工作要高，这倒好理解。中国没有技术骨干，能不求着洋人吗？问题在于，很多有关系的中国人想方设法挤进这些“有钱途”的洋务单位：19世纪60年代初，青岛制造局只有40个官员领导管理；短短5年后，就有80个官员吃拿卡要了。
我们说了，满清改革，重点在于制造武器强军。那需要钱，没钱怎么办呢？
于是，满清的洋务提出了'求富'的口号。
矿业、电报业、邮政、铁路等行业在满清相继出现，轻工业也在洋务运动期间得到大力发展。1860年，左继高创办天津织呢局，1861年，李洪章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
这些民用企业基本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建立。
在官督商办企业里，经营管理权掌握在清政府派来的总办、会办、帮办、提调等官僚手中。这些人不懂技术业务，只知贪污挥霍，把企业办成了官僚衙门，而商民“虽经入股，不啻路人。”根本无权过问企业经营情况。这类企业由于管理极端腐败，亏损严重，致使商人视为畏途。没有全民参与的工业，事实证明，点状分布的工厂，不可能产生工业革命的高潮。
再来说说满清的教育。
李洪章等明白，洋人先进在于武器，更在于人。因此，他说，'制器莫如学制器之器'，也就是说，与其学习洋人制造先进的仪器枪械，不如学习洋人令洋人精巧器械发明层出不穷的教育制度。这意味着改变科举制度。
但是，落后的满清政府从不加以考虑，甚至粗暴认为，改变科举，添加其他科目，乃旁门左道！
因此，新学推进的困难，直接导致洋务运动新政培育出的人才的匮乏，即使每年有几十个幼童出国留学，也不可能发展出由点到面的教育高潮。
但是，不管怎样，在湘军集团和中央奕王爷的推进下，满清的洋务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特别是'股市'等金融市场的引入，更是走在了'联盟政府'的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