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手里一块很大的饼干碎了，落在露台的栏杆上，又从栏杆掉在地上。一个站得最近的穿背心的车夫冲上前去，攫取了这块饼干。群众里有几个人向车夫面前跑去，皇帝注意到这件事，令人给他一碟饼干，开始把饼干从露台上向下抛。彼恰的眼睛都发红了，受挤的危险更加使他激动，他向着饼干冲去。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觉得他一定要从皇帝手里得到一块饼干，而且一定不要让步。他向前冲，撞倒了一个在抢饼干的老妇人。老妇人虽然躺在地上，却并不认输（她伸手要抓饼干，却抓不到），彼恰用膝头挡开她的手，抢了一块饼干，并且似乎恐怕叫得太迟，又用已经哑了的声音高呼“乌拉！”
皇帝进去了，然后大部分的人开始散去了。
“正是我说的，只要再等一下——果然是这样，”人们都在快乐地说着。
虽然彼恰是快乐的，但他仍然觉得，回家去并且知道今天所有的快乐事已经结束是悲伤的事。彼恰没有从克里姆林宫直接回家，却去看他的朋友奥保林斯基，他十五岁，也要去入团。回到了家，他坚决地毅然地宣布，假使不让他去从军，他就要逃跑。第二天，虽然伊利亚·安德来伊支伯爵还未完全答应，却出去打听，怎样替彼恰找一个危险较少的地方。
22
第三天，七月十五日的早晨，斯洛保大宫前停着无数的马车。
各个大厅里人都满了。第一个大厅里是穿制服的贵族，第二个大厅里是留长胡子的、佩奖章的、穿蓝色长衣的商人。在贵族聚会的大厅里有不断的声音和动作。在皇帝画像下边的大桌旁，最重要的贵族们坐在高背椅子上，但大部分的贵族是在大厅里来回走着。
所有的贵族，就是彼挨尔每天在俱乐部里或在他们家里见面的那些人都穿着制服；有的穿叶卡切锐娜朝的制服，有的穿巴弗尔朝的制服，有的穿亚力山大朝的新制服，有的穿普通的贵族制服，都穿制服，这在这些老老少少、各种各样熟识的面孔上增加了一种奇怪的幻想的意味。尤其令人注意的是眼花、齿豁、头秃、臃肿、脸黄或消瘦、皮肤起皱的老人们。他们大部分是坐着不动，也不作声，即使他们走动一下说几句话，也是到年纪较轻的人跟前去说的。正如同彼恰在广场上看到的人们的脸色一样，在所有这些面孔上都有极其明显的两种相反的表情，一种是大家共有的期待着隆重事件的表情，一种是关心日常琐事的表情——关心波斯顿牌友、厨师彼得路沙、西娜伊达·德米特利叶芙娜的健康等等的表情。
彼挨尔在大厅里，他一清早就穿上不舒服的、太狭窄的贵族制服。他很兴奋：这不仅是贵族的不寻常的集会，而且是商人阶层的不寻常的集会，Les états généraux，（三级会议，）这在他心中引起一连串的他久已不提、然而牢记在心的关于Contrat Soocial（社会契约）与法国革命的想法。他在呼吁书中听到皇帝为了和人民协商要到首都来，这话肯定了他的这种见解。他以为，在这方面的，他早已期待的那个重要的东西快要来到了，他走动着，注视着，谛听着谈话，但是他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现他所关心的这些想法的表现。
皇帝的诏书朗读过了，使大家很高兴；后来大家散开了，交谈着。除了日常的话题之外，彼挨尔听到他们谈到，在为皇帝举行的舞会上，当皇帝进来时，贵族代表应该站在什么地方，将按县分开，或按省分开……等等，但刚刚谈到战争以及为什么要召集贵族开会时，谈话又变得犹豫不决、含糊不清了。大家都愿意听，不愿意说。
一个强壮的英俊的中年男子穿着退休的海军制服，在大厅里说话，在他身边围了许多人。彼挨尔走到说话人身边围成的小圈子那里，注意地听他说。伊利亚·安德来伊支伯爵穿着叶卡切锐娜朝的军官制服，现出愉快的笑容，在他全部认识的一伙人当中走动着，他走到这个团体那里，象他素常听讲时那样带着善良的笑容听着谈话，赞成地点着头，表示赞同说话的人。退休的海军军官说话很大胆（这可以从听他说话的人的脸色上看出来），因此，彼挨尔所认识的最柔顺、最温和的人们，不赞成地离开他，或者表示反对。彼挨尔挤到小圈子当中，倾听着，并且相信说话的人确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和彼挨尔的想法全然不一样。海军军官用那种特别响亮的、唱歌般的、贵族的男中音，夹着悦耳的喉音和缩略的辅音，就是人们喊叫“嗨，烟斗！”之类的话的时候所有的那种声音说话。在他的声音里显出了他的狂妄和发号施令的习惯。
“假使斯摩棱斯克人民为皇帝编练民团，这怎么办呢？难道斯摩棱斯克人民是我们的榜样吗？假使莫斯科省的贵族认为必要的话，他们可以用别的方法表示对于皇帝的效忠。难道我们忘记了〇七年的民团吗？只有教士的儿子和盗贼得到了好处……”
伊利亚·安德来伊支伯爵愉快地微笑着，同意地点点头。
“请问，我们的民团对国家有用吗？一点也没有用！只是破坏了我们的农事。征兵还好一点……不然回到你面前来的不是个兵，不是个农民，而是个堕落的人。贵族并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全体去，召集更多的新兵，而且只要王帝（他这么说皇帝）说一声，我们都可以为他去死，”说话的人兴奋地补充着。
伊利亚·安德来伊支满意地咽着唾液，推推彼挨尔，可是彼挨尔也想要说话。他向前走动，觉得自己兴奋，却不知道为什么兴奋，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他刚刚张嘴要说，就有一个枢密官突然打断了他的话，这人的牙齿都落光了，他带着聪明而又生气的脸色站在第一个说话人的旁边。他显然是一个惯于领导辩论、掌握问题的人，他低声地、清晰地说话了。
“亲爱的先生，我以为，”那枢密官的落掉牙的嘴巴嘟嘟哝哝地说，“我们被召集在这里，不是为了讨论目前哪一样对国家较有好处——征兵还是组织民团。我们被召集在这里，是为了响应皇帝陛下向我们提出的呼吁。但是判断征兵和组织民团究竟哪一样较好，我们最好是让最高当局去判断吧……”
彼挨尔忽然发现了表达他兴奋的心情的机会。他狠起心来反对那个枢密官，因为那人对于贵族目前的任务提出了这种传统而狭窄的观点。彼挨尔走上前，打断了他的话。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于是开始兴奋地文绉绉地用俄语说，有时夹杂着法语。
“阁下，请您原谅我，”他开始说（彼挨尔和这个枢密官十分熟悉，但是他认为在这里必须客气地称呼他），“虽然我不同意先生……（彼挨尔迟疑了。他想要说mon tres honorable préo pi-nant（我的最尊敬的反对者）），先生……que je n'ai pas l'honn-eur de eonna？tre；（我还没有荣幸认识；）但我认为，贵族阶级被召集在这里，除了表现它的同情与高兴之外，还为了讨论我们能够帮助祖国的方法。我认为，”他兴奋地说，“假使皇帝看到我们只是农奴的主人，我们要把农奴贡献给他……我们把自己当作chairàcanon（炮灰），可是他听不到我们的意见，那一定会不满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