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纺织配件厂位于劳动路南，距离朱清民的家步行也就15分钟的路程，属于城市中心区。劳动路呈南北走向，路口的西南侧有一栋临街的两层楼房，原是S市第四人民医院分院所在地。现在，被纺织配件厂的“红色尖兵”占领，变成造反大楼。厂区紧邻大楼的西北面，前生是一家街办企业，生产斧头、菜刀、锅铲、火钳等日用铁器和火铳用的弹丸等。企业的元老级人物多是家庭妇女、小手工业主和部分‘两劳’人员。1964年开始生产纺织机械配件，工厂才划归市纺织局管辖，改名S市纺织配件厂，简称：纺配厂。企业扩产，除招收了一批本市的待业青年外，还从浙江、江苏、安徽等地招回几十名技术工人和少数管理干部。他们是1960年从上海几家大型国营纺织机械厂精简下放回老家务农的人士，本地职工习惯称他们为上海师傅。
1965年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纺配厂原来的一、二把手因为男女作风问题、经济问题，被驻厂工作组发动群众揭发出来。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经过群众检举揭发，厂内的男女作风问题还不在少数。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S市本来就是个小城市，茶余饭后人们唠叨的风流轶事流传得极快。朱清民进厂之前，就听到人们戏称纺织配件厂为‘乱配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将结束，原厂党支部书记黄文毓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原厂长黄书昊留党查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新书记和一名新常务副厂长分别由工作组留下来的王德福、仁永和两同志担任。
1966年7月，驻厂工作组撤离，纺配厂原来是靠黄文毓和黄书昊的裙带关系维系工厂的经营和管理。现在，旧体制被破除，新的管理制度还没来得及建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就泛滥起来。新书记王德福和常务副厂长仁永和搭班子，还没干出什么成绩就遇上了大风大浪。1967年2月S市的保皇组织被强行解散，造反派从上到下在各个领域夺权。由于“红色尖兵”敢打敢拼，不但在厂内战胜了“东方卫士”夺取了纺配厂的领导权；在‘钢革派’阵容中，也坐上了头几把交椅，趋炎附势的群众也纷纷向他们靠拢。
朱清民继承了母亲的勤劳和善良，也继承了母亲的孤傲与执着。对纺配厂的人文环境、陈旧的产房、落后的设备全都耿耿于怀。但是，母亲与他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他又经不住母亲一再地劝导，才来厂里报到上班。接待他的是人事科方科长。方科长浙江人，参加过解放战争，是该厂当过兵的人群中资格最老的。所以，方科长总是喜欢在人前声称：自己是打过绑腿的兵（解放后参军的人多数没有打过绑腿）。他接过朱清民的介绍信，那双小眼睛不知在看哪里，缺少血色的脸上毫无表情：“人家报到上班几天了，小赤佬怎么才来？”自纺织局聚会之后，朱清民决意放弃纺配厂的工作，在家里玩了两天。对方科长的质问，他有些语塞：“哦，家里有点事……，可是，我并没有超过报道的最后期限……”方科长的脸向上扯了一下，即刻又恢复到毫无表情的面孔，不过，他后面的话让朱清民放了心：“小赤佬不要紧张嘛，阿拉只是了解情况，并没有批评侬……走，跟阿拉去生产科，要王师傅给侬安排工作。”
纺配厂是两级管理，厂生产科把任务直接安排到每一台机床和个人。生产科的王友德也是浙江人，长得精瘦，眼睛虽小，却很圆，鼻梁又高又宽。平时，不管抽不抽烟一只斯大林式的烟斗总是习惯性地叼在嘴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一口糯米，牙被烟酒熏染得焦黄。和本厂大多数上海师傅一样，他吃在厂里住在厂里，每天从早上六七点到晚上十一二点，总在车间内转悠。1970年之前，纺配厂有工资发，还多亏了他！
在方科长带领下，朱清民第一次见到王友德，就感觉他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很多人叫他‘王老头子’（纺配厂的职工习惯把上海师傅叫某老头子。后来才知道，当时他们也就四十岁左右。）当方科长向王师傅说明来意，后者仔细打量了朱清民一番，随后，操一口浓重的浙江普通话说：“好几个车工跑去闹革命了（造反）车工差人，侬去干车工吧？！”朱清民实习时就干车工，机械厂有句口头禅：紧车工，松钳工，吊儿郎当是电工。经稍许思量，朱清民找出推诿理由：“我有失眠的毛病，白天根本不能睡觉，所以不能上夜班，您派我干电工或钳工吧！”王师傅与方科长迅速交换了眼神，并拿定主意：“阿拉给侬找两个最好的上海师傅，侬跟他们学不用上夜班。这两个人谁上白班，侬跟谁学……再说，现在人都造反去了，上三班机床根本开不满还不好管理，阿拉正在打报告，要求改开两班……侬就先干车工吧！”见朱清民不吭声，方科长也跟随帮腔：“干车工好，阿拉原来也是干车工的，侬先干，就这么定了！回头到阿拉办公室把工作服和劳保用品领走，明天正式上班。”说完率先离开生产科。
王师傅叼着烟斗，迈着八字步把朱清民带到车工甲班。在一台C618车床前，一个理和尚头的上海师傅正埋头干活。王师傅叫他暂停，回头大声对朱清民说：“陈师傅是阿拉上海师傅，技术很耐斯（译音上海话，相当于英文：nice）的！他做的这台车床是全厂最好的车床，侬就安心跟他学。轮到他上夜班，侬就跟他对班的王师傅学，也是阿拉上海师傅！”王友德转身对陈师傅说：“纺校刚分来的小朱，侬好好带他。他身体不好要求不上夜班，侬上夜班时就让他跟王勇堂学好了。”王友德照顾了朱清民，却忽视了陈师傅的感受。后来，无论是陈师傅，还是王师傅，谁也不把朱清民当自己的徒弟。以至朱清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上班到下班，无论跟那位师傅干活，他们都不会教他学技术。每天提前半小时师傅干完当天的活，朱清民就开始打扫机床卫生，陈师傅或王师傅便点燃一支香烟到别处去转悠。他不想浪费时间，后来，他干脆带本书坐在机床旁边看。不知何故，两位师傅并不介意他上班看书，时间在无滋无味中一天天地熬过。
有一天，一位姓官女师傅把陈师傅用的千分尺借走。后来，陈师傅等急用，吩咐朱清民去拿。朱清民来到官师傅的车床旁，小心翼翼地问：“官师傅，千分尺用完没有？”官师傅转过头来，足足盯了他5秒钟，才讪笑道：“你会说话呀？……我还量一次，你等一会。”朱清民尴尬地笑了，并站到机床对面去等。官师傅将车床打上自动走刀后，抬起头来问：“纺校分来的？”朱清民点了点头。“你不喜欢说话？”官师傅追问。朱清民搪塞道：“您们都在忙，再说，咱们又不熟悉……”哈哈，哈……官师傅爽朗地大声笑起来：“不熟悉？一回生两回熟嘛！在一个厂工作就是同志，你成天夹着一本书独来独往，人家说你很清高哩！”说完又埋头干活，操作熟练麻利……。朱清民拿到千分尺，才把想好的话说出来：“我没什么值得清高的，如果您不介意，我可以经常找您聊天。”官师傅豪爽地说：“欢迎！”
从那之后上班没事干，朱清民就往几个女师傅的机床那边跑，她们也很欢迎他。随着来往增多，朱清民还主动地帮她们干起活来。开始，她们并不相信他能单独操作，当她们目睹他得心应手地完成了一个零件，才疑惑地问：“你以前干过车工？”朱清民实话实说：“实习时干过。”
“那你还跟师傅学？他们好像不愿意教你。”
“王师傅安排的，教不教无所谓，我帮您们做不也是学习？”
“那也是，帮我们做还可以聊天。”
随着时间推移，互相之间谈话的内容变得更加广泛。朱清民了解到；官师傅是余远大的未婚妻。余远大原来是本厂的生产总调度，因为参加了保皇派，现在工作被王友德接替。余远大算‘关公走麦城’从生产总调度下放到车间当钳工，工作不顺利感情也不顺心；余元大原来的女朋友是他的同学，省师大毕业之后，分配在本市一所中学教书。有人说余远大与官卫红相好，是因为他俩都是“东方卫士”的成员，观点相同为两人亲近创造了条件。还有人说，余远大是经不住近在身边女人的进攻，把生米做成了熟饭。当原来的女朋友出现在余远大面前时，他十分懊悔。此刻，官师傅不答应了，于是，使出工人阶级的泼辣劲来；直接找到余远大原来的女朋友，对那女人说出了一切。那女人一声不吭地离开了余远大，官师傅胜利了。不过，这种胜利带给他们两人的是一辈子的痛苦。
在官师傅的车床对面有一台牛头刨床，操作工叫张颖，是本厂保皇组织“东方卫士”的‘坏头头’之一。但朱清民并不认为她坏，相反，感觉张颖身上有一种正气和小家碧玉的矜持。在参加工作最初的日子里，年长四岁的张颖在为人处事方面，对朱清民的影响颇深。人们常说：时间是抚平心灵创伤的良药，此话千真万确。随着时间推移，朱清民人际交往的圈子逐步扩大，心情也渐渐平静下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若你是强者，就应该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团结适合于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