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波士顿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李瑞麒（Rich I. Lesser）给张瑞敏讲了一个重塑创业文化的例子：Facebook想从桌面式网络转换到移动式网络，为此成立了两个团队，开发两种不同的平台，其中一个平台非常成功，另外一个则失败了。第二个平台虽然最终失败，但是它的团队领导者在技术上有贡献，得到了晋升，成为了这家公司技术方面的负责人。李瑞麒解释说，“整个组织向人们发出一个信号，鼓励大家去承担风险。做正确的事情，使得公司往前进。即便第二个团队的领导者选用的平台最终失败，但他并没有因此在职业上受挫，反而得到了晋升”。
我们可以将这种鼓励看作是对承担风险的回报。变革的主要风险在于组织内个体的不适应性，这种不适应性常常发生在从一种知识状态进入另一种知识状态，甚至是从一种文化状态进入另一种文化状态的时候。
哈耶克认为，在社会演进中，固然有个人的选择问题，但选择主要不是通过个体的生理选择，而是通过文化传递的特性、制度和惯例而进行的。获得成功的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惯例会被人普遍效仿，这些惯例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占据主导地位。
企业的演化其实遵循同样的道理。海尔创业之初，张瑞敏对下面招收干部要求就是八个字：同心同德，独当一面。所谓同心同德就是干部对集团的发展方向和要求应该认同。所谓独当一面就是在干部负责的部分，能够把集团的思路转化为具体行动。由此海尔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一个特点是团队精神，所有发展都取决于大家的齐心协力；再一个特点是，它是一种强执行力的文化。
但在转型过程中，集团要求经理人要找到自己的市场用户，并通过创造用户来体现自身价值。也就是说，执行力文化必须向创业文化演变。很多中层经理人马上感到迷茫和困惑，甚至向张瑞敏请求：集团到底怎么弄，能否直接下指令？我们也不要操那么多心了，只要跟着好好干就行了。
张瑞敏形容说：“一下子变成了这样：原来你叫我向东，我绝对不往西，你叫我向东今天跑100米，我绝对不会跑90米，可是突然叫我自己跑了，有点不会跑。有点像一个小学生，老师叫他做什么，原来都有标准答案在那了，现在叫他自己做一个东西，那就难了。很多中间层原来就是承上启下的，现在一下变成自己要自找市场，自找出路，这完全是一个太大的落差。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就是个双刃剑，本来过去这种雷厉风行的执行觉得挺好，但是现在它反过来会伤到你自己。”
张瑞敏提出了组织变革中最根本的问题：“文化的双刃剑”问题。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经由普遍的推行而内化为组织中每个人的行为准则时，可能会对企业的剧烈变革产生反制作用。此时，企业必须主动开刀动手术，修正此前其赖以成功的惯例和路径。我们将此称为“成功者文化的自我解构”。
海尔此前的文化是强执行力文化，不管理解不理解只要去执行就可以了。制造业组织的强执行力文化是由组织结构的信息流特点决定的。所谓的生产效率，就是指执行效率，本质上是上层意志的传播效率。作为中间环节，经理人的任务是尽量减少信息的临时存储空间，从而让信息不间断地向下流淌。人作为生产知识的主体功能越来越弱，在根本上是对知识型组织的一个反动。
当海尔进行网状组织的剧烈变革时，对人的要求是和上述特性完全相反的。网状组织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是节点能力，节点的知识生产力越好，其链接能力就越强，从而给整个网状组织带来的新陈代谢的效率就越高。
但节点能力并不意味着执行力要被削弱，所以我们才用了“解构”这个词。执行力并不是不需要了，而是要把传统的线性执行力变成节点执行力，也就是加强个人的创新力、领导力。按照网络价值规律，节点能力强大的时候，组织的创造力是呈几何级速度增长的。那么如何加强节点的能力呢？就是让其变成创业者，令市场效果与其个人利益息息相关。
在完成变革的过程中，企业要承担必需的风险，即个体的失败以及退场。KK认为，在一个复杂性系统里，“创造性失灵”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活系统的标记”。部件将死，整体永生。
企业应该追求生命的力度，而非长度。有力的生命才可以产生更多的生命。这个过程中会处处存在风险。
经济学家对风险概念有着大量的研究。在这一方面，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的贡献是经典性的。1921年，奈特出版了博士论文《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他通过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分，来研究利润的起源[弗兰克·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王宇、王文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奈特指出，只有当变化及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时候，才可能带来特殊形式的收入，这就是利润。只有敢于创新的企业家，才可能创造出乎人们预料的收入，才能带来利润。这种不可预测的变化及其结果，就是不确定性。而风险则是可以被计量的，不会带来利润。
具体而言，风险是人们可以预知概率分布状态的，比如可根据以往的数据对某只股票未来一段时间的表现作出预估，这种预估是基于涨跌的概率分布而言。也就是说，当未来发生事件的概率可以计量时，我们遭遇风险；而当未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不确定的或是难以估量的，我们遭遇不确定性。和风险相比，不确定性更加难以捉摸。它甚至可以存在于风险之中。比如了解了一只股票的历史涨跌的概率分布，也相应做了未来的投资；但没有想到的是，这家上市公司突然爆出了内幕交易的丑闻，这个事件打乱了模型中的概率分布。这就属于不确定性了。
无论是通过先验方式还是经验观察，风险可以量化，因此，人们可以做好事先安排，防止自己受到风险损害，从而把风险变成确定性。而不确定性，由于其不可量化，因而无法提前防范。它不合规，所以不能进行先验的分析；它太独特，也不能经由经验观察到。奈特写道：“利润从事物内在的、绝对的不可预测中产生。”面对不确定性，一个人只有依靠自己的判断力。正是基于良好的判断和由此而来的对资源的调动，个人才可能挣得利润。谁可以窥视到未来更不可知的那一面，并决定什么是自己合适的道路，谁就将被赐予利润；决定的道路不合适，则遭受损失。
那些在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一直成功地作出正确决策的人，别高兴得太早了。奈特说，从某一事情中获利，可以说是卓越的判断的结果。但这其实是一个有关判断的判断，因为没有办法断定获利到底是因为好运还是因为好判断。如果出现了一系列足以衡量判断好坏或是决定其可能价值的事例，利润在此刻就变为了工资。
这个提醒对企业家来说是个谦恭的警示。等到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发生的一系列事例足以证明企业家的判断准确的时候，不确定性在这段时间内就变成了风险。风险是可知的，没有利润可以赢取，那个一度带领企业穿越不确定性去力争利润的企业家，现在不过是为了一份工资在管理着已知的风险。
由此，奈特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理论的深刻性在于，利润虽仍然来自我们周围世界的内在的不可预测性，但其中一些不可预测性是可管理的，只有那些努力超越这种可管理性的人才能赢得利润。这是在礼赞不确定性对于企业家的重要意义。
●认知谦卑
虽然奈特区分了风险与不确定性，但在人们的日常用法中，基本上还是会用这两个词指代同一种相似的情形，即未来的不可见。
预测人类的未来行为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梦想。科学家乃至伪科学家为了解开人类行为之谜，已经努力了数百上千年。美国东北大学教授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Albert-Laszlo Barabasi），作为全球复杂网络研究权威，“无尺度网络”（scale-free network）概念的提出者，畅销书《链接：网络新科学》的作者，似乎有足够的资格，也来尝试实践一下这个梦想。[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链接：网络新科学》，徐彬译，湖南科技出版社，2007年；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爆发：我们行事的隐藏模式》，马慧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原因很简单，巴拉巴西拥有前边的追寻者所不具备的利器，那就是：当今世界的数字化，已然通过互联网、社会化媒介、电子邮件和移动电话等，将我们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人类在这个实验中留下的电子踪迹，比如打上时间印迹的文本、声音和图像，互联网搜索，社交网络中的种种关系等加在一起，合成了史无前例的海量数据集，记录了我们的活动、我们的决定以及我们的生活本身。
这使得下述想法听上去就激动人心：对这些电子踪迹的分析，会不会对人类行为的秘密提供深刻的洞见？巴拉巴西穷根溯原，宣布自己找到了被长期认为是完全偶然的人类行为之下的有序模式：他将这一模式命名为“爆发”（burst），即是说，我们的工作和娱乐及其他种种活动都具有间歇性，会在短期内突然爆发，然后又几乎陷入沉寂。用巴拉巴西的比喻来说：“长时间休息之后就会出现短时间的密集活动，就像贝多芬音乐中悦耳的小提琴声被雷鸣般的鼓声打断一样。”
巴拉巴西得出结论：“当我们将生活数字化、公式化以及模型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大家都非常相似。我们都具有爆发式，而且非常规律。看上去很随意、很偶然，但却极其容易被预测。”
这个论点与前两年的一本热门书《黑天鹅》恰成鲜明的对比。a 《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认为人类行为是随机的，都是小概率事件，是不可以预测的。塔勒布其实反对长期流行的一种见解：前人的经验会给予后人教益。该见解符合中国的传统史观：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如今，恰如时尚的流行风随水转，巴拉巴西提出，人类行为93%是可以预测的。你的生活只是看上去随机而偶然；但实际上，无论你访问网页还是访问女友，都是以爆发的方式完成的，因而也是可预测的。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无论在自然界还是人造世界，许多事情遵循幂律（power law）分布：一旦幂律出现，爆发点就会出现。
幂律在巴拉巴西的上一本畅销书《链接：网络新科学》中被谈论得很多，现在大家都熟知巴拉巴西在研究网络时的一项重要发现：互联网是由少数高链接性的节点串联起来的。极少数节点拥有海量点击，而绝大多数网站只有寥寥可数的人造访。幂律决定了网络的结构和网络的走向。
现在巴拉巴西要证明，幂律也主宰着我们的真实活动的节奏。为什么会存在爆发模式？因为我们工作任务太多而时间却太少。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的应对之道是确定优先次序。我们会先干最紧要的事情，忘掉其他次序靠后的事情。一旦某件事情被忘掉，那它被忘掉可能不是一时半会儿，而是经年累月。幂律就在这种优先次序的排定中产生。
a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知的未来》，万丹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
巴拉巴西说：“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如果我们尊重它，就必须设定优先级。一旦优先级设定了，幂律规律和爆发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巴拉巴西把爆发看成某种生命的推动力：生命远不是流畅或随机的，而是在所有时间尺度内都是爆发的：从几毫秒到几小时的细胞活动，从几分钟到几周的人类活动，从几周到几年的疾病来袭，还有从几千年到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爆发是生命奇迹的必要因素，表明生物为了适应和存活会进行不懈的斗争。
这样来看，偶然性中还是存在某种神奇的规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人的历史智慧，说的不就是历史的爆发性嘛。所以，巴拉巴西的看法与塔勒布相反，而与中国史家相近：如果了解人的过去，那么其未来就不会存在多少令人惊讶之处。
作为一个科学家，巴拉巴西的颠覆是大胆的。他批评科学家仍默然接受人类行为科学的基本范式：我们的行为实际上是随意的、不可预测的、偶然的、无法确定的、不可预知的，以及无规无序的。但这一假定的唯一问题在于，它完全错了。生活如此抵触随机运动，渴望朝更安全、更规则的方向发展。
巴拉巴西在这本书中试图论证的是，对于幂律的认知最终会导致对人类行为的精准预测。但他似乎并不能完全驳倒塔勒布式的世界观。一方面，我们当然知道，人类是习惯的产物，所以，人类的所作所为有很多是可以预测的。但另一方面，人类的生活中又充满波动性和分叉点，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的生活和群体的行动又是不可预测的。
最终的问题还在于，使人类行为完全可预测是不是一件可欲之事。试想，如果人类世界也像自然现象一样，可以被理解、量化、预测和控制，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们已经用认知自大毁坏了自然，如果按照巴拉巴西理论的潜台词，人类能够从我们的经验中学习的话，那么，面对人类行为的问题，我们更需要认知谦卑。当然，在塔勒布看来，人们是不会具有这种认知谦卑的，所以，“黑天鹅”总会跳出来毁掉许多长久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