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与新经济
国内的数字思想学者段永朝在《新物种起源》一书中，将乔布斯（Steve Jobs）的成功归于“禅”。他认为，乔布斯找到了科学与艺术对话的“界面”，即通过“大众经验”来解决长达百年的科学和艺术之间的激烈矛盾。
美国哲学家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感慨，“任何一个信徒，不管他多么虔诚，即使他具有堪与但丁（Dante）媲美的才华，今天也写不出一部《神曲》。幻象和象征对我们不再具有它们对这位中世纪诗人所具有的那种直接有力的现实性了。”[Barrett， William (1958). Irrational Man： A Study in Existential Philosophy. Anchor Books. p. 25.]
在《神曲》里，整个自然只不过是一块宗教用符号和形象点缀的画布而已。理性主义从中世纪以来，便试图取代宗教，并持续努力了500年。但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却远非当今时代的“无限制理性主义”。有限的理性与有限的宗教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在康德（Immanuel Kant）的哲学中被全面展示。
康德的思想被称为哲学领域内的“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康德所处的时期，是西方哲学家最为活跃的时代，以休谟（David Hume）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和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分庭抗争，前者认为经验是知识的源泉，后者认为理性是知识的源泉。康德的工作则是将二者黏合在一起，即人具有理性的天赋，理性是为框架，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下，可以将经验转化为知识。理性的边界则在于无法超越经验，去直接抵达宇宙的本质，因此上帝是不能证明其存在的。
同时，康德又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人的目标是追求道德和幸福的至善至美。道德是一个强大的自律机制，与物质无关。而幸福则是依赖于物质的。为了解决道德与幸福的矛盾，“上帝”开始发挥作用了。也就是说，上帝并非帮助创造和认识事物，而是人类追求道德时心中的自留地。这也是康德最大的智慧，他一方面限制了上帝，一方面限制了理性。
因此，威廉·巴雷特才说，“中世纪哲学家的理性主义不能容忍我们在现代理性主义者那里发现的瘦弱、苍白或可怖的人的形象”。然而，先贤无法容忍的终究出现了。从中世纪进入新时代，科学、新教精神和资本主义成为了巨大推动力，或者说这三者在本质上是一回事。
虽然新教的开创者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有斥理性为娼妓这样的名骂，但在世俗中，新教与科学是互为利用的。新教帮助科学把中世纪基督教的外衣层层褪去，露出了接近自然的本质，并且发现自然是一个可以与“精神相敌对的又是清教徒的热忱和勤劳所要征服的客体王国”。因此，威廉·巴雷特一阵见血：“新教和科学一样，帮助推进了现代人的巨大筹划：剥去自然的精神意义，剥去人的精神投射到它上面的全部象征形象。”
新教和科学代表的“现代”运动在20世纪到达高潮，那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科学将自然成功地进行了理性阐释，使之在人类面前变得毫无美感，而新教则成功地把信仰和“整个人性的深层次无意识生活割裂开来”，资本主义在两者的帮助下，开始经营这个世界。
科学理性发展至今，人们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科学的主人，还是科学的奴隶？科学主义一方面带来了物质的繁荣，一方面造就了浅薄的乐观主义。科学精神的一大弊端是，大大消解了人的精神性，即人从一个精神主体变成了纯粹的生产主体。躁动、焦虑和巨大的虚无感，在20世纪中期，得到集中爆发。
在整个理性主义扩张的时期，有两股力量一直在与其对抗：一个是艺术，一个是哲学家。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眼里，艺术是化解科学或者说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焦虑的唯一方法，他借用了诗人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olderlin）的名句，“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和艺术是真理的两种方式，就像一个根茎上长出的两株树。“由于技术的本质并非技术因素，所以对技术的根本性沉思和对技术的决定性解析必须在某个领域内进行，此领域一方面与技术之本质有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却与技术之本质有根本的不同。这样一个领域乃是艺术。”[a 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载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54页。]艺术的本质是“解蔽”，即揭示现象之下的本来，而在希腊语中，“解蔽”即“真理”。
“技术之本质必然于自身蕴含着救渡的生长。”“我们愈是邻近于危险，进行救渡的道路便愈是开始明亮地闪烁，我们便愈是具有追问之态。因为，追问乃是思之虔诚。”
艺术来自灵魂自身，是一种审美姿态的对世界本质的心灵揭示。在理性主义已经作为框架束缚住全人类的时候，唯一在有效抵抗的恰恰就是这种来自个体的呐喊，就像现代艺术所昭示的那样，错位、分裂、畸形。我们面对毕加索的画作时，很难不被其真挚所震动。
科学和艺术一直在建构和解构的两条道路上齐头并进，并形成了斯诺（Charles Percy Snow）所言的“两种文化”，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严重背离[C. P. 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直到大众文化喷涌而出，在传媒技术发达的今天，大众文化似乎成了化解两种精神矛盾的催化剂。无论是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都在借助传媒的力量将专业理论进行普世化，最终落脚点在于接受信息的个体之上。
段永朝对乔布斯有如此高度的评价，也在于乔布斯把技术、包豪斯文化（“少就是多”“上帝就在细节之中”，等等）以及对人性的洞悉很好地融合于iPhone上，尤其是触摸屏的出现，把触觉需求进行了物化。段永朝认为，“乔布斯式体验”具有拓荒价值。它不同于思潮之间的对话，而是直截了当地用“体验”将“情感”与“行为”进行融合。而这种体验带来的是人们的认知结构和认知途径的改变。“这时候，一个问题倏忽冒出来了：成长并成熟着的数字原住民们，当他们蓦然回首的时候，发现两种文化的对峙显得那么怪诞、好笑。”
也许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人”以一种全新的，却也该是本来的面目出现。说其是回归也好，说其是新物种崛起也罢，这个物种曾让尼采整整期待了一个世纪。
在理性主义统治了人类数百年，度过其巅峰状态之后，西方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之际，那个叫作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疯子”出场了。而他的亮相旋即以“上帝已死”的大不敬思想照耀了全人类，甚至泽被后世（可能他的反对者并不这样认为）。
我们在前文提到海德格尔认为，“诗意”是化解技术统治的唯一方法。狭义来看，“诗意”泛指审美、艺术、心灵，可这些在尼采的眼里根本不够。尼采认为，唯有生命意志本身才能完成自我救赎，而其前提就是“人”一定要做“人”的主人。
威廉·巴雷特之所以会发出后世绝无《神曲》的感慨，是因为文艺复兴后，基督教价值体系的瓦解，使得宗教本身世俗化，基督教抽象成一种与人性相悖的伦理规则。人们每天前往的教堂，仅仅是上帝的坟墓，绝非上帝的所在。人们参拜上帝，心中却没有上帝。
人类围绕着一个已经被自己杀死的上帝生活，正如尼采的怒吼：“是我们把他杀死的——你们和我！我们都是杀他的凶手！”这种生活是如此割裂，却又产生出了如此巨大的虚无的力量。宗教的作用仅仅在于帮助资本主义更好地对“人”进行异化，即不断把自己作为生产工具。人没有了人的用处。
尼采敏锐地意识到“上帝已死”，虚伪的道德等级、善恶原则理应也随之灰飞烟灭。可是，无知的人们却还在虚空中不断地膨胀。理性主义取代上帝的一个标志就是技术不断地进步，以至于技术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意识形态，成为海德格尔为之定义的“座架”（Gestell）。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原子弹被发明出来之后，西方思想界被剧烈震撼。谁也不会想到，人类会发明出终结自己的技术。
威廉·巴雷特说：“技术成功本身为这个时期造就了一整套纯粹依靠外在事物的生活方式。至于那隐藏在这些外在事物背后的东西，即独特的和整体的人格本身，则衰退成了一片阴影或一具幽灵。”
无疑，哲学家在面对技术或者理性的时候，往往是叔本华式（Schopenhauerian）的悲观主义腔调。即使海德格尔，也仅仅是用“诗意”这个笼统的概念作了试探性回应。唯有尼采，他超越了叔本华，他在承认现实荒谬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那就是用唤起酒神精神唤起人的强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
在旧的社会结构和信仰体系业已瓦解，新的社会力量尚且薄弱之时，个人的命运往往颠沛流离，悲观主义是一种自然的情绪。这种情绪在19世纪末最为强烈，无论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祛魅，还是存在主义哲学对基督教文明的彻底失望，都标志着固有的信仰体系开始出现塌陷。
尼采虽然受到了叔本华悲剧论的影响，但是他不相信人的命运会以悲剧收尾。他提出，一个人只要有健全旺盛的内在生命力，就不会屈服于悲剧的结局。尼采从希腊悲剧那里领悟到，悲剧是生命的兴奋剂。悲剧是生命过程中必经的一站，战胜悲剧就是生命力强壮过程中的里程碑。
个体悲剧不代表生命的完结，反而在其背后隐藏着一个具有宇宙愿景的更大生命的夙愿。也就是说，在命运面前，个体应该具有生命的强力意志，这个力量来自一种概念化的生命，而非具象的生命。比如，我们一定要知道，生命中不是只有幸福，痛苦可能会更多。唯有克服痛苦，才能痛快淋漓地享受幸福。我们不应该让理性思维束缚住自己，让自己有一个假装可以被规划的，一成不变的人生；而是要发扬酒神精神，以一种高昂的享受生命中悲与喜的生命意志，来不断塑造自己。
生命本没有意义，生命的过程就是体验的过程。这是自古以来，对生命最高规格的赞美，所谓体验，就是暗指生生不息。尼采站在世纪之交，用世俗眼中的疯子的喃喃自语，道出了一个被理性雪藏了数个世纪的真理，即生命才是宇宙的本质，个体的意志才是创造生命的原动力。
再看我们今天所处的新经济时代，准确地说是互联网时代，不正是尼采所期待的生命力开始活跃的时代吗？
首先，这是一个丰盈的世界。尼采和达尔文主义（Darwinism）最大的区别是，虽然同样是强调强者意志，但达尔文的假设前提是生命总体是匮乏的，而尼采的假设则是生命是丰盈的。按照达尔文的思路，这个世界上的统治者会越来越少；按照尼采的逻辑，每一个旺盛健全的生命力都具有扩展的力量，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生命的主宰。
在新经济中，生命力的活跃体现在用户的个体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快速化趋势。重要的是，需求具有联动性。比如，智能手机表面上满足打电话的需求，实际上是在满足用户期待利用其零散时间的需求。克里斯·安德森基于丰盈经济学提出了“免费”的理念，[a 克里斯·安德森：《免费：商业的未来》，蒋旭峰等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本质上也在于多样化需求之间的互动带来了相互补贴的可能性。
其次，人是无法被定型的。传统的价值观中人都是遭定型且被剥夺了探索精神的。尼采却认为，人永远无法被定型，人应该通过创造进而获得再度创造的机会。具有等级观念的道德法则不再适用于新人类，取而代之的应该是鼓励个人进行不断创造的新道德。
在新经济中，人的概念消解了用户和组织的区隔。我们无法再把用户简单定义成组织外的消费者，也无法把员工定义成价值的提供者和单一的指令执行者。两者相融的结果就是，产消合一，组织无边界。创新是一个组织能否在时代胜出的最关键能力，实现创新的前提就是要让“人”变化起来。
再次，自由不是放任，而是负责任，向“自我”负责。自由的前提绝不是阻力的消失，恰恰相反，只有在和阻力的抗衡中，自由才会存在，因为自由是一种力量。在此处，我们也许可以继续乔布斯的话题。有人总结，乔布斯最强的能力就是“现实扭曲力”，这一点无疑是尼采的强力意志的通俗版解释。
自由的力度由意志的力度决定，意志软弱者无权自由。扭曲现实就是要用狮子的精神，摆脱现有价值体系，与过往决裂，用创造的方法为自己创造自由的空间。有意思的是，乔布斯生前发布的最后一个苹果OS系统，标志就是一头雄狮。
最后，发现自我。尼采认为，社会只是工具，个人才是目的。而现代社会却把主仆关系颠倒了。正是因为这种颠倒，才会有了当前学者讨论的技术的目的到底是自身还是服务于人类。个人作为目的，显然就要发现“自我”。这个“自我”并非浑然天成，而是自我不断创造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