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标志着我国宗法封建社会的结束，但是外有帝国主义的压迫，内有豪强军阀的割据，生产力还很落后，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49年共产党解放全中国。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我国为社会主义国家。自全国解放到现在，时间虽然不过半个世纪，但是我国经历了天翻地覆前所未有的变化。
1.从皇帝纪到民国纪年、公元纪年
我国殷周以来以皇帝在位的年代纪年，辛亥革命废除封建帝制，改为民国纪年，解放以后，则改为公元纪年我们在前面讲过，殷周时代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米申酉戌亥为地支，相配轮转，恰好六十次为一周转，用来纪日。又以数字一、二、三、四……纪年，如甲骨卜辞有“惟王元年”、“惟王五年”，今人不知所指为何王，但是当时殷商人已经开始以数字纪年了。秦汉以后，皇帝在位年代很长，分为“初元，、“中元”、“后元”也不济事，于是改用数字纪年，每改元一次，就取年号名称，因此改元年号不但使初学历史的年轻人感到麻烦，就是老年的史学家也感到头痛。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封建帝制的废除，把帝皇纪年改为民国纪年。名讳制度也永远废除了，这确是对全国人民的一大解放，但是民国纪年仍从阳历元旦开始，与民间阴历过春节相差一月，公家与民间各过各的年，可见风俗习惯影响之深。但是“****”以后，实行“改革开放”，与世界各国都有经济和文化来往，尤其是风景幽美古建筑存在的地方都成了旅游区，增加主当地乡村农民的收人，这样农民自然对外国人的风俗习惯也熟悉了，过圣诞节、过阳历元旦与过阴历除夕与春节正如使用世界度量衡一样，习惯成自然，至于大中学生使用公元纪年，中西互历互标、查阅中外年表、也很熟练。
2.汉族的姓名方式已为满族及西南民族所使用
自秦汉以后，一姓一名一字的方式已为汉族文人学士所普遍使用，辛亥革命以后也仍如此。但是解放以后许多年轻人、中年人不知名和字的区别了，更不知道姓氏的来源。除前各章所述以外，我们这里特别提醒一下，作为文化知识还是必要的。如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原名衍江，字展堂，后来他改名汉民，仍字展堂，晚年别号石匮室老人。李宗仁，字德邻；白崇禧，字健生，都是前名后字。朋友们来往，都称对方的字，而不称名，这是当时的礼貌。又如******，原名瑞元，后改名中正，字介石。他既已改名字，别人对他也就遵照他已改的名字，否则也不礼貌。名，三国以后一个字，而字或单或双，依称呼的方便和习惯。魏晋唐宋以后都一名一字，同时别号流行。辛亥革命以来也都这样。上面已举国民党为例，就是共产党员也不例外，如李大钊，字守常；******，字润之；瞿秋白，原名霜，字秋白，而后来以字行，许多人都不知道他名霜了，霜与秋白意义相连。
辛亥革命以后，满人都自动地改为汉人姓名的方式，如着名京剧演员程砚秋，相声大师侯宝林，他们都是汉姓汉名，如果不是特别指出，很少有人能从其姓名方式认出他们却是满人。自顺治入关称皇帝以后，满洲贵族都改满姓复音节三个字为单音节，有如汉姓一字。如满姓瓜尔佳只保留瓜字，瓜关音近，又改瓜为关，这不就成为汉姓了吗？又如满姓舒穆禄，只保留舒字，与汉姓舒相同，着名作家笔名老舍，原名舒舍予，他把舒字拆开，作为名字，姓舒。不知者以为他是汉人，其实他是地地道道的满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许多满人爱国有志之士在关外都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如王光宇、陈翰章、关化新、伊俊山、杨靖宇都是满入，他们都参加辛亥革命或者红军，那么不是满人革满族自己的命了吗？
3.笔名与化名的流行
笔名其实就是化名，由于政治的或民族的原因，不用真名字而用一个假名代替。如明代神宗时问世的《金瓶梅》自署兰陵笑笑生，兰陵是地名，今山东省峰县，作者很可能是那个地方人。该书因为反对儒家男尊女卑而无真性情真感情的男女关系，故用一假名笑笑生。我国五四以后，许多文学家、思想家都大胆地公开地反对或批判封建社会的虚伪的伦理道德，主张公开的男女自由恋爱。鲁迅原名周树人，亦名周赚才，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小说，用讽刺的笔法描写辛亥革命以后那些没落的知识分子，他们还不敢公开地反对儒家的经学思想、伦理道德，其言行思想可笑也可怜，鲁迅用辛辣的笔调讽刺他们，对旧风俗也是如此所以他用笔名鲁迅。这是第一个用笔名的文学家。以后茅盾也用笔名发表着名的小说。茅盾原名沈雁冰。又巴金原名李芾甘。巴金年轻时崇拜俄国屠格涅夫的作品，当时俄国流行无政府主义，他们与旧俄的传统思想正相反对。据说，巴是巴枯宁，金是克路泡特金，巴金取他们的第一字和末一字作为笔名。我年轻时非常喜欢他的作品，热情真挚，有浓厚的反传统精神。如屠格涅夫的小说、克路泡特金的自传及《互助论》等。
东北沦陷以后，在所谓“满洲国”的统治区，热血青年不甘心做顺民和亡国奴的生活，偷偷地自动地组织起来，进行反抗敌伪的斗争。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他们不得不改姓化名，甚至被敌人逮捕之后严刑拷打，他们也不透露真姓真名，以免牵累家人和同志。因此化名与笔名相似而不相同。
上海沦陷，许多知识分子、文人、学者随机关或学校流亡到了内地，但是也有少数文人学者改姓或改化名留在上海等沿海城市的。潘汉年、潘梓年兄弟，梓年留在上海，汉年在武汉编辑《解放乡杂志，影响很大。1937年武汉沦陷，潘汉年回到延安，因为有一些事情与个人言行不能交代清楚，被投入监狱，直到1916年夏衍在电影中揭瞩出来，才真相大白，但是潘汉年已经死了二十余年，他的爱妻董慧要求为其夫立一墓碑并恢复其真姓名，据说亦不可得，而仍用“肖淑安”的化名，下面署爱妻董慧1997年4月14日立。这真是一个姓名—生命的悲剧啊！
“五四”以后，男女平等，自由恋爱而结婚，因此改变了女子出嫁后从丈夫之姓，连自己的名字也不公开使用的制度习惯。沿海城市妇女结婚后仍用本姓，因此与丈夫的姓并列，颇似双姓。名字如果是两个字，就好像是双姓了。又她们的名字也不称小名，而是公开地使用学名。如果是作家的话，便使用笔名。如谢冰心省姓只称冰心，这冰心就颇似笔名。又丁玲之丁”是姓呢还是连“玲”作为笔名，有待读者考究。
综上所述，姓名实际是历史、民族和社会的产物。由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仅百年之间，尤其是近五十年间，仅就姓名的变化也可反映出历史的曲折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