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在我七岁的夏天就彻底结束了，那是母亲结束两年的师范进修回来后不久。
尽管后来外婆一直想用各种方式来冲淡我关于那天的记忆，但我还是清楚地记得那天是端午。之所以一个七岁的孩子对节令印象会那么深，是因为那天是我们那里一年一度的药市。
我的家就在西南边陲的一个叫靖圩的小镇上，是那种一杯茶工夫可以从街头走到街尾的那种小镇，我家在街西边上。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家都相信并且愿意相信端午节所采的药，药效是最好的。于是，在每年的端午，山里的人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把采挖来的新鲜草药带来赶集，捆捆扎扎箩箩筐筐摆满了整条街道。草药多是车前子、雷公根、茅根、甘草、艾叶之类清热消暑的草药，买家买回去或是煲凉茶消暑；或是煮药汤泡澡祛热；或是将其中的几样搭起来，打个结，挂在门上辟邪除虫；或是自己认得几味头痛脑热的家常草药，买回去做常备之需……久而久之，这天便成了一年一度的药市。
和往年一样，清晨的父亲照例用粉笔在一块刷了黑漆的木板上写了“药市，停业一天”的字样，因为这天，他得趁着药市为自己的中医小诊所备足草药。父亲运笔的架势，一点不像在写告示，倒像在进行书法创作，对，创作，应该配得上这个词，父亲的字的确是镇上一绝。每年的春节，总有认识的捎带上不认识的人到父亲的中医小诊所里来求春联。就连镇上街东镇政府树起的“药市”的文化石碑，也是镇办公室一位干事来跟父亲求的字。这么说吧，父亲的字在靖圩镇上同时获得了民间和官方的认可。
和镇上大部分人家一样，我们家也是双层木质结构，一楼是堂屋，堂屋后面是一间隔断房，再往后，就是天井；二楼是阁楼。所不同的是，我们家在堂屋还隔断出了另一间朝街的房间，这就是父亲的中医小诊所。我坐在堂屋的门槛上用橙褐色的粉矿石画五子棋棋盘，抬起头来看到父亲写好了字，把它端端正正挂到小诊所门口，带着一个艺术家在作品完成之初的自恋看了有一小会。他的头发乌黑而又浓密，高高的鼻梁上架着在当时令人艳羡的近视眼睛，身上的中山装一尘不染，指间还沾着干净的白粉笔末。这就是靖圩镇上标志性的文化人物。“文化人”这个称谓在对文化崇拜出现报复性反弹的八十年代，比“医生”更令人艳羡，当然，也更有魅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便是小镇上的泼妇悍妇，不管她们骂街的时候有多彪悍，言语有多么的不堪，但只要一进了父亲的诊所，即刻变得酥软绵烂。看舌苔的时候总要咂了咂嘴好一阵这才羞涩迟疑地伸出舌苔，听脉的时候总会伸出另一只手翘个勉为其难的兰花指这才慢慢地撩起衣管。父亲总对这一切视而不见，而这样的坐怀不乱愈加激活了她们花样翻新的暧昧创意。
在之前母亲去进修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这些创意愈演愈烈。最厉害的一次，是街东有个独居的女人竟以怪病为由请父亲到家里出诊，而且还不只一次。这个带有独享意味的举动立即让她成为了全镇妇女的公敌和茶余饭后的谈资。她们的想像力和叙事能力突然间井喷出一派欣欣向荣，关于她守着先前男人留下的铺子生活是何等的清闲，关于她令人咋舌的怪病，关于她先前的男人是如何被她的无休无止折磨至死，关于父亲用何种特殊方式帮她诊疗，父亲给她治疗时她又作何夸张剧烈的回应……在小镇上的女人中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版本。她们亢奋的眼神让我在后来更事后很长一段日子里都依然费解，为什么她们对那个女人深恶痛绝，却又津津乐道于她与自己钟情的男人的纠结种种，直到有一天受了某种感应，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才突然间有了灵感——她们一定在这个过程中加入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想像。是的，在缺乏偶像和娱乐寄托的八十年代，我父亲郑三民的中医诊所对靖圩镇的妇女们来说，除了躯体上的诊疗，还多了一层别样的意味。
“粥好了。”母亲清瘦的身影从天井的厨房穿过隔断板房进入堂屋。她进修回来以后由一个偏远的村小学调到了镇里的中心小学。和外婆一样，她永远都是讲台上那副笔挺的仪态。看她没有起伏的神情，早饭肯定还是和往常一样。粥是玉米用碾子碾过，吹去表皮，熬煮成的；菜是漫山遍野都疯一般生长着的时令一点红和蒲公英，用沸水焯走苦涩味，再配上碎肉末一起炒。野菜是因了母亲清淡饮食的坚持，至于焯过再加入碎肉末翻炒，是因了父亲关于口感的要求而改良的。我撇了撇嘴，跑过去抱住父亲的腿就摇：“我要吃舒记老牌，舒记老牌！”
父亲被我摇不过，笑了：“好好好，带你去。”随即转向母亲，“一起去吧，粥就冰在井里，中午回来再吃。”家里的天井打了口井，南方的暑气重，留到下一顿的东西总要装到一只大铝盒子，吊到井里去冰镇，可以保鲜，甚至还可以过夜不坏。
“都是你把他惯的，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母亲叹了口气，无奈地说，但也仅仅限于无奈，点到为止，没有一个母亲的角色里所应该有的生气与责难。自从母亲进修回来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她游离的神情总与我们或者说与整个靖圩镇隔着一层东西，看得到，也听得到，但就是挠不到关键处的痛痒。
“那我们就去了。”父亲顿了一下，依然望着母亲，似乎在等母亲改变主意，但母亲没有任何的反应，她倚在门框上，神情寡淡。
我拉着父亲的手使劲往前赶，走了有四五步远的时候，母亲在身后突然失魂落魄地喊了声：“小邕！邕邕！回来！”那语气，就像一个不认识水性的人，在水中挣扎的时候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死死地拽啊拽。
我吃惊地回头。说吃惊，是因为我五岁前对母亲的记忆基本没有，而母亲进修整整两年后回来，七岁的我对她的印象基本上是她游弋的状态和无可无不可的神气，我第一次听到她那么坚决地、明确地、强烈地表达自己所想要的。如果一定要说那天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前兆的话，这就是开始。
母亲在门框旁半蹲了下来，向我敞开了双臂。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她穿着笔挺的白底蓝花棉布长袖和藏青色棉布裤子。之所以大暑天还穿长袖，那是因为母亲是少有的怕冷，我印象中似乎她从来就没有过短袖衫。因了剧烈的面部抽搐，她清瘦的脸庞上，原本直线条的五官一下子变得柔和起来。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幅影像，那是我记忆中关于母亲的最为温情的画面，那是一个真正对孩子毫无保留的，敞开心怀的母亲。那个怀抱看上去有着柔软而又舒适的触感，这在一个七岁的孩子眼里，无疑是诱人的。我跑过去，但立即被母亲的手臂钳得生疼。我本能地挣脱开来。母亲了吃了一惊，吃惊之后便是受伤和落寞的神情。
沉默，尴尬的沉默。
父亲这时候过来解了围：“放心好了，我不会把他弄丢的。”
母亲似乎自言自语地说了声：“罢了，罢……”把我交了出去，然后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瘫坐在门槛上，那像灵光一样一闪而过的母性的光辉在她眼神中渐渐被寡淡的神气所取代，她转向父亲：“家里那刀信笺，放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