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冲帝即位（公元144年）后，梁太后临朝，举天下贤良方正以求治国之策。皇甫规因两次经历朝廷“强徙郡县，逼民内迁”的苦痛，带着乡人的嘱托，怀着一腔抚边安民的抱负陈述对策，但因不避权贵、直谏时弊之言，刺痛了外戚大将军梁冀，只授了与其德才志向大不相称的闲散郎中官，皇甫规只得托病回到故里。此后的10多年中，在家专心研习学问，收徒教授，陈蕃、杨秉、李膺、张奂都曾从学。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外戚梁冀被诛。翌年起用皇甫规为太山（今山东泰安）太守协助中郎将宗资镇压山东叔孙无忌起义。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羌人因地方官贪婪残暴而举行起义，零吾、先零攻三铺，先零、沈氐等攻平凉境，以皇甫规为中郎将前往镇压。据《皇甫规列传》记载，皇甫规对羌人采取“力求猛敌，不如清平”的策略，击败零吾、先零等羌人“相劝降者十余万”人。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沈氐攻扰张掖、酒泉，皇甫规向朝廷举奏凉州刺史郭闳等贪官罪恶，要求将贪婪残暴之官或免或杀，羌人得到消息，自愿到皇甫规军前投诚的就有10余万口。虽然皇甫规抚边有功，但因举奏郭闳等人，又不与宦官往来，被陷害下狱，经公卿及太学生张凤等300多人的营救，才遇赦还家。延熹六年（公元163年），司空周景、太尉杨秉上奏宦官的亲族宾客为官贪婪残暴，请求处治，得到皇帝准许杀、免50多人。朝廷再次起用皇甫规为使匈奴中郎将，以张奂为度辽将军，段熲为护羌校尉，被史家誉为“西州三明”（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熲字纪明）。皇甫规此次起用至汉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病逝的10年中，仕途更为不平静。主观原因是在镇压羌人起义过程中，皇甫规和张奂的家乡都在边郡，不愿与羌人积怨太深，经常采取以招抚为主的策略，有悖于封建王朝的旨意。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桓帝诏问段熲：“先零东羌造恶反逆，而皇甫规、张奂各拥强众，不时揖定，欲令熲移兵东讨，未识其宜，可参思术略”。段熲对羌人则主张斩尽杀绝、不留后患，先后斩杀羌人3.8万多。客观原因是先后发生的两次“党锢之祸”，皇甫规的门生故吏几乎无一幸免，“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均被指为党人，死、徙、废、禁近千人。皇甫规一生戎马倥偬，宦海沉浮，官至大司农、封寿成亭侯，可家族自永和六年（公元141年）第二次迁徙扶风，始终未能著籍。《资治通鉴》记载，“（张）奂论功当封（侯），以不使宦官故不果封，唯赐钱二十万，除家一人为郎。奂辞不受，请徙属弘农（今河南灵宝）。旧制，边人不得内徙，诏以奂有功，特许之。”由此看来，封建王朝的徙民政策是很强硬的，边民不徙者就地处决，要想长期落户内地，又必须经过皇帝的特许。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农民起义，天下响应，京师震动。汉灵帝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时任北地郡太守的皇甫嵩（皇甫规侄儿，皇甫节之子）认为，朝廷应该废除党禁，集中财力和兵力去征讨。于是任命皇甫嵩为左中郎将去颍川（今河南宝丰）镇压黄巾起义军，先后大破黄巾波才、彭脱部，杀张角的弟弟张宝、张梁及黄巾军10多万人，不到一年时间镇压了中原地区黄军巾各部，皇甫嵩被拜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川牧，封槐里侯，镇守长安，继续进攻黄巾余部及羌人北宫伯玉部。皇甫嵩关心士卒，每次军队出行停止的时候，一定要等营帐搭建完毕了，才回到自己的住处，士兵们都吃了，他才吃饭，因而所到之处，都能有战功。地主豪强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势力迅速膨胀，形成一批割据势力，在中原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统一的国家因此而一蹶不振，走向分裂。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豪强董卓专擅朝政，私兴废立，迁都长安。据《资治通鉴》记载：“驱民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属荡尽，无复鸡犬”。这时候皇甫嵩率领着3万军队，屯守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也就是其家族的内徙之地。董卓征召皇甫嵩做城门校尉，皇甫嵩的长史梁衍劝其讨伐董卓，因“董卓寇掠京邑，废立从意，今征将军，大则危祸，小则困辱。”皇甫嵩没有听，并对董卓还抱有一些辅国安民的希望，便服从了征召。而东面以袁绍为盟主的各路豪强正大举讨伐董卓，中原大地布满战火，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百姓纷纷向战乱较少的边疆地区逃亡，内徙的各郡县又相继复置。据《三国志》记载，这次人口大迁徙中，除平民百姓外，还有一些“世为著姓”的望族。皇甫家族也第二次迁回了故土朝那（今宁夏彭阳），皇甫嵩在天下丧乱的忧愤中于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死去。中原地区军阀混战局面一直持续了20多年后才基本形成三国鼎立的格局。而皇甫嵩的曾孙皇甫谧就是这个年代出生在当时偏安一隅的故里朝那县。
据西晋张华著《博物志》记载，东汉建安后期，皇甫隆为魏王曹操进献养性法，“大略云‘体欲常少，劳无过虑，食取肥浓，节酸咸、减思虑、损喜怒、除驰逐、慎房室，春夏泄泻，秋冬闭藏’。武帝行之有效。”说明皇甫家族中，在皇甫谧之前就有人研究医学。西晋时期，皇甫家族中有晋武帝司马炎十分宠信的谏臣左将军皇甫陶，以及出任益州刺史的皇甫晏，还有在“八王之乱”中丧生的左将军皇甫商和秦州刺史皇甫重。晋朝南渡后，皇甫家族仍居北方，北魏至隋时著名的有皇甫绩、皇甫和、皇甫璠、皇甫诞及隋大业年间主持开凿大运河的皇甫议等。追溯皇甫谧的族人，历朝历代文臣武将、仁人志士不乏其人，一个个响亮名字的背后不仅留下的是历史故事，重要的是蕴含着很高的开发价值。
三、潜心著述皇甫谧
皇甫谧，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彭阳县古城镇）人。他生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一生经历了东汉、曹魏、西晋三朝七帝，卒于西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皇甫谧是魏晋时期杰出的医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
皇甫谧两岁时，即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中原地区发生大瘟疫，“建安七子”除孔融、阮瑀早已去世外，均死于瘟疫，医学家张仲景、华佗也死于此年。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便从边郡迁徙汉族人口居住河南，又从武都迁徙五万余户氐族于天水、扶风一带。时年仅5的皇甫谧随其被过继给的叔父，迁居新安（今河南渑池）。生逢乱世，又迁转不定，加上叔父、叔母的过分溺爱，使他少年时期本应得到的良好教育受到影响，以致贪玩不羁，无心向学，几近“弱冠”之年，还“未通经书”。世为“书香门第”的叔父母对此“游荡无度”、“目不存教，心不入道”之子忧愁万分，尤其是叔母焦虑之心与时俱长。后在其叔母宽严相济的渊源授受下，他才埋头经籍，乐此不疲的追求学问，终成一位大器晚成的集大成者。
皇甫谧与史称“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同时代。这些人崇尚虚无，轻视礼法，饮酒过度，不问世事，但都各有著述。曾著《酒德颂》的刘伶最爱喝酒，常常乘坐鹿拉的车子，带着一大壶酒，还派人背着铁铲子跟随，对随从的人说：“我死到那里就把我埋到那里。”当时的士大夫还都说他很贤能，争着效仿，并且说这才是不为事物所拘束的豁达。和皇甫谧同时著述的还有史学家陈寿、地理学家裴秀、数学家刘徽、医学家王叔和等。皇甫谧曾在《玄守论》中写到，“吾闻食人之禄者怀人之忧，形强忧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乎？”表明了他不受朝廷征召，无意仕途，潜心著述，热心教育的处世之道。在他培养的学生中有许多人都是品学兼优的社会精英，“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名臣”。
汉晋之际为华夏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主要是得益于崇尚学问的社会大环境。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说：“汉光武帝刘秀在征讨四方的百忙之中，却能崇尚经术，礼遇名士，开办学校，明修礼、乐，武功完成之后，教化礼仪也普及大众了。接着是明帝、章帝更能临幸太学，请问道业，从公卿、大夫到郡县的官吏，都选用明白经术、德行高超的人，就连普通士兵都研习《孝经》。因此，上位人士建立的教化，民间就形成了善良的风俗。社会上厚重忠诚、高雅清明的人士，不只受到公卿、大夫的敬重，也受到平民百姓的钦羡。从皇甫谧《笃终》中示儿为他埋一本《孝经》，说明历经乱世政治混浊不清，风俗并没有衰败。
皇甫谧虽然出身在一个重文尚武的封建官僚世家，但对平民百姓的思想感情多有了解，也做过很多对百姓有益的事情。亲眼见到战乱与灾荒把百姓置于无法生存的境地，而当政者无动于衷，无所作为。他编撰《帝王世纪》等书，实际上是拐着弯为民请命，希望当政者有所借鉴，善待百姓，使国家长治久安。他向为安贫乐道、不问仕途，但在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上，趋向是进步的、积极的。他或许由于生逢乱世没有遇到适当的机缘和施展才华的政治空间，而没有接受朝廷的征召；或许他本来就不具备一个政治家的素质，不可能在政治上有大作为。总之他没有什么功垂史册的政绩，不是以一个政治家名传后世，这是事实。
皇甫谧的业绩和对后世的巨大贡献主要在针灸医学方面，在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也负有盛名。皇甫谧中年时期患有严重的右半身瘫痪症，又逢三国之间战争经久不息，灾荒瘟疫连年，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面对无力回天的现实，他想干一番利国便民的事业，也只有深研医道，拯救百姓于疾疫是唯一的选择。他千方百计收集、借阅先秦两汉的医学书籍，隐居山村，研习不辍，完成了我国最早的针灸专著《针灸甲乙经》。
《针灸甲乙经》共12卷128篇，分基本理论和临床治疗两大类。此书对我国先秦时期的各种针灸医著进行“删其浮词，除其重复，论其精要”统一了古代针灸穴位的位置、名称，又博采当世医学名家涪翁、华佗、张仲景的临床实证，开我国针灸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之先例，被誉为“中华针灸医学之祖”。他的针灸学后世传到国外，对世界针灸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日本、朝鲜等国家特别注重开发应用，从而奠定“世界针灸鼻祖”的地位，《针灸甲乙经》名列“影响世界的100本书”之中，成为世界医学界的经典。皇甫谧不仅是“华夏古代十大名医”之一，也是享誉全球的世界级历史文化名人，他的铜像现陈列于俄罗斯莫斯科博物馆，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膜拜。
皇甫谧不仅在针灸医学方面著述精妙，而且文名远播。据南北朝刘义庆著《世说新语》记载，左思十年作成的《三都赋》，“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经人指点“然君文未重于世，宜经高明之士。思乃询求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序。于此人人竟写，都下纸为之贵”。又据《晋书·皇甫谧传》谓其“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遗憾的是多已散失，今存较完整的仅有《玄守论》《释劝论》《笃终》等几篇。
皇甫谧的一生，经历坎坷，思想复杂，著述丰富，要用几句话作出评断是困难的。他离开这个世界1700多年来，他的名字和生平梗概，我们仿佛也知道一点，但他的容貌、声音，他的性情、思想，他心中的种种隐私——欢乐和悲哀、神圣和企望、庄严和愤慨，以及可笑亦复可爱的弱点或怪癖……我们全是茫然。这也许就是皇甫谧留给后人们永远的遗憾和探寻不止的话题。
（原文载《共产党人》200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