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型书典《太平御览》中讲道：“草之将精者为英，兽之将群者为雄。”“英雄”一词实际上是“英”与“雄”的合称。草中的精灵叫做英，比如人参、灵芝，兽中力强声壮的叫做雄，比如老虎、雄狮、猎豹。引申过来，人才中的精灵人物，也有英与雄的区别。以学识智慧策谋著称的，叫“英才”；以勇力胆识武略见长的，叫“雄材”；这文武两种人才就是英与雄的大致分界。
英才长于思考，是行动的号角，事务活动的大脑。这首先体现在行动的源起上。思想是创意成真的原动力，是整个后续行动的先驱。这些都是英才的特质。吕尚就是一个英才。
吕尚一生多谋善断，长于用兵，工于奇计，因此，周代及后世的兵家和谋略家，皆尊他为祖师。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政治家，这可以从齐国的发展中看出来。
周武王姬发即位，拜吕尚为国师，尊称为尚父。
一次，周武王问：“我欲轻罚而重威，少行赏而劝善多，简其令而能教化民众，何道可行？”
吕尚答道：“杀一人而千人惧，杀二人而万人惧，杀三人而三军振者，杀之。赏一人而千人喜，赏二人而万人喜，赏三人而三军喜者，赏之。令一人而千人得者，令之；禁二人而万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军正者，教之。杀一以惩万，赏一而劝众，此明君之威福。”
武王心领神会，时时慎于刑赏，力求令行禁止，使周朝政治愈益清明。
与此同时，商朝统治集团的核心发生了激烈冲突和分裂，大贵族王子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启惧祸出逃，太师疵、少师强怀抱礼乐重器投奔周。国人见商纣王不可救药，均侧目而视，缄口不言。
看到灭商时机业已成熟，周武王赶忙询问吕尚：“殷大臣或死或逃，纣王是否可伐？”
吕尚已知兼得天时、地利、人和，毅然答道：“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谋后行者昌，先行后谋者亡。且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
武王闻言，决意兴兵伐纣。
出师前，周武王命卜祝占卜吉凶，得兆不祥。一向迷信的群臣贵族十分恐惧。吕尚偏重人事，而轻枯草朽骨之验，力劝武王勿失良机。他说：“顺天之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智者将不以为法，愚者将拘泥之。若乃好贤而能用，举贤而得时，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借卜筮而事吉，不祈祷而福从。”
武王奋然而起，遍告诸侯：“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遂以吕尚为主帅，统领兵车三百乘、猛士三千员、甲士四万五千人，出兵东进。
周军行至中途，屡遇风狂雨猛、雷电交加时日，甚至拔树发屋，折旗毁乘。吕尚见上下交互不安，便把这肃杀之征巧释为对殷商的天怒之象，借助虚无缥缈的天地鬼神来推行人事，理直气壮地打出吊民伐罪的旗号。
时当天下鼎沸之际，遇有一方发难，便有八方响应。周军东进途中，各地诸侯纷纷前来会师。
周军前歌后舞，士气高昂。十二月，从孟津渡过黄河，直扑商部朝歌。
吕尚自作前锋，亲率虎贲和兵车冲击商军。商军虽众，却无斗志，居然阵前倒戈，引导周军杀回朝歌。
纣王见大势已去，惶隍然登上鹿台，蒙衣自焚而死。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五百余年的奴隶制国家，至此灭亡。此战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
商纣王死后的第二天，周武王与吕尚等人召集祝捷大典，将伐纣义举上告天神。然后，散鹿台所积之钱，发巨桥所囤之粟，用以赈济民众，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丘，用以取悦殷商贵族，斩纣王宠妃妲己，归后宫妇女，以示曲体民心。
克商以后，周军四处出击，征伐殷商的盟邦，基本上控制了原先商王朝统治的主要地区。周武王班师回到镐京，正式建立了周王朝。
殷商灭亡的第二年，周武王病死，其子即位，是为周成王。
吕尚因功劳卓著，受封海、岱之间（今山东）广大地区，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建立齐国。齐国的疆域东抵海滨，西及黄河，南达穆陵关，北至无棣县。周成王传命吕尚：“五侯九伯，您都可以实得征讨。”从此，齐国享有专擅征伐的特权。
吕尚受此殊荣，欣然整装就道，东赴齐国。途中遇见一位高士，提示吕尚说：“常言道，时难得而易失。贵客寝食甚安，恐怕不像就国之人！”
吕尚骤然醒悟，事关邦国命运，岂容片刻玩忽！于是，他午夜穿衣命驾，飞驰而东。及至齐国，恰逢莱侯兴师犯境，与齐争夺营丘。倘不是吕尚后来择善而从，快马加鞭，几乎遭误国的厄运。
吕尚根据齐国土地辽阔、物产丰盈的自然环境，以及生产水平相对先进和异族势力较为雄厚的经济、政治条件，及时确立了治齐的重大策略原则：“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
吕尚为齐国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使之在较长时期内一直突飞猛进，遥遥领先于其他渚侯国家和地区。
西周时期，齐国是周王朝在东方的最重要支柱，到了春秋中期，周王室衰微，齐国最先崛起，成为纵横中原、左右天下局势的“五霸”之首。直至战国时期“田氏代齐”之后，齐国依然跻身“七雄”行列。
吕尚靠过人的胆略和远见卓识，治国用兵不拘形式、务求实际，具有开国创业的精神。由于他注重发挥治国之士的聪明才智，保留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全面发展农工商各业，结果，远近人民相率归心，齐国迅速强大起来，创造出发达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