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质中若包含“爱”“敬”两种成分，那么他便能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能令天地为之动容，并获得他人的尊敬与信赖。
明朝初年，抗倭名将戚继光从浙江只身被调到蓟门一带任总兵营，以抵御蒙古的侵扰。他看到这里的军队纪律松懈，士卒的性情又过于冥顽，如果骤然用军法约束他们，恐怕会适得其反。但是，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没有严格的纪律，战斗力就不强，也就不能称其为军队，这该怎么办呢？戚继光不愧是一位善于治军的名将，针对这种情况，他马上上书请求从浙江一带派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用来倡导勇敢和守纪律的精神。
朝廷批准了这一建议，给他派来了三千名“戚家军”老兵。戚继光命令他们在野外列队，正赶上下大雨，雨水打在这些老兵脸上，淋得睁不开眼，浑身上下也都湿透了，可没有一个人去擦脸上的雨水，也没有一个人动弹一下，仿佛忘掉了外面的一切……老兵们的这一举动使得原来那些纪律不甚严明的士兵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认识到一支攻无不克的军队首先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于是在后来的表现中，这些士兵个个严格要求自己，极大地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使得蒙古人一听到戚家军的名字就闻风丧胆，落荒而逃。
汉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老年得子，封为昭平君。她对昭平君非常疼爱，娇生惯养，任其所为。后来她病重的时候，惟恐自己死后昭平君闯祸，所以用金千斤、钱千万替昭平君预赎死罪。汉武帝当时答应了她。不久隆虑公主病故了。昭平君知道母亲已经为自己预赎了死罪，更加骄纵，无法无天，一次酒后，竟杀死了无辜的大臣。昭平君罪大恶极，按罪当斩。武帝左右的人都替昭平君求情。武帝说：“我妹妹老年才有这么一个儿子，而且临终还托付给我，我也不忍心杀他。但是先帝制订了法令就是要惩恶扬善，我若不杀他，则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百姓哩。”最终判处了昭平君死刑。
执法必严，严必有度。适度的严才能达到严的效果；
过犹不及，严就失去了意义。
三国时魏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刑法非常重。当时魏国的官吏宋金等人从合肥叛逃吴国，按照魏国法制应治罪斩首。曹操还嫌处罚太轻，要加重刑罚。于是主审官就奏请将其母亲、妻子和两个做官的弟弟全部斩首。这时尚书郎高柔上书说：“士卒逃亡，确实可恨；但我也听说其中颇有后悔之人。我认为现在应宽待逃亡者的妻子。这样，一可以使敌人对逃亡者不信任，二可以诱其还心。像以前那样处理，本来就觉得太严了，若再加重刑罚，使现在军中的士卒看到，一人逃亡诛及全家的后果，今后怕都要逃走了。刑罚过重非但不能制止逃亡，反而会促使更多的人逃亡。”曹操听后觉得非常有道理，就照着他的话去办。结果从那以后逃亡的人数大大减少，而且还真有一些叛逃者又偷偷地跑了回来，重新加入曹军。
罚不失爱，严中有情，这是管理者惩戒部下时的一条原则。虽然从表面上看严肃的法规被破坏了，但是从长久来看，罚不失爱，就抓住了下属的心，这样更能有效地维护法律规章的严肃性，被管理者们也会自觉地遵守规章制度。
宋朝大将曹彬在驻守徐州时，手下有个官吏违反了纪律，按军法应打军棍。但曹彬却没有马上执行处罚，过了年后才旧事重提，如数打了他。有人问曹彬为什么这样做，曹彬说：“我当时听说他刚娶了媳妇，如果在那时打他，媳妇的公婆可能会认为儿子被打是由于媳妇带来的不吉利，因而整天打骂她，使她难以生活下去，这样也会影响这个官吏的情绪。所以，我才推迟执行。这样军法也没有因此受到损害。”在场的人听了无不心服。后来这件事传到那个官吏那里，他也深受感动，不但不对受罚一事耿耿于怀，而且以后工作更加卖力，再也没有犯过军纪。
宽和严，德和刑之间，是一对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赖；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包含。从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出发，在处理两难问题时，就可以找到一条合适的度——严中有情，宽中有猛；柔中有刚，刚中有柔。兼顾二者，既维持原则，又不失灵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