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汉武，史所共称。汉武帝得以完成其文治武功，除却他个人的雄才大略外，大力举用贤才也是其不可或缺的因素。
建立在秦朝废墟之上的西汉王朝，国力极端虚弱。史载，西汉初年，经济残破，土地大量荒芜，哀鸿遍野。
“白天子不能具醇驷，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同时，多年的战争、饥饿和疾病，导致人口锐减，如汉初较大的城市曲逆，原有3万多居民，战后只剩下5000余户了。残酷的客观事实迫使西汉统治者必须考虑如何巩固统治的大问题，刘邦衣锦还乡时就有所感触地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但不久，西汉统治者就认识到，要想守住他们的河山，单靠猛士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接受亡秦“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深刻教训，历经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世，“与民休息”，采取了诸如轻徭薄赋、减轻刑罚等借以稳固统治的“无为”政策。到武帝即位时，历经70余年的经营，西汉国力慢慢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繁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无为而治”的政策虽然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却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地方诸侯坐大，危及中央统治。楚汉战争时，刘邦为团结其他反秦势力，共同打败项羽，曾分封了韩信、英布、彭越等人为王。西汉建立后，这些异姓王手握重兵，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因此，刘邦又借口他们谋反，将其一一剪除，仅剩下一个势力弱小的长沙王吴芮。随着异姓王的翦除，汉高祖刘邦又“惩戒亡秦孤立之败”，陆续分封了9个刘姓子弟为王，以辅弼汉室。
但是，这些封国势力日益膨胀，“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掌握着赋税征收、官吏任免、钱币铸造等大权，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甚至公然“不听天子之诏”。虽然景帝通过平定“七国之乱”，削弱了封国很大一部分权力，但它仍然是中央集权的不稳定因素。其次，自汉高祖以来奉行的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并未能真正起到羁縻匈奴的作用。秦汉之际，匈奴族已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拥有骑兵30余万，势力十分强大。
匈奴贵族经常袭扰中原地区，汉六年（公元前201年），冒顿单于发兵围攻马邑，韩王信投降，次年又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汉高祖闻讯，亲率30万大军迎战，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南）达7天7夜。后用陈平之计，向单于阏氏行贿，才得脱险。由于此次战争的失利，加之汉初经济急待恢复，政权尚未巩固，无力发动更大规模的对匈战争，汉高祖刘邦只好采纳了娄敬的“和亲"建议，把汉室公主嫁给单于，每年送去大批丝绸、粮食、酒等，与匈奴约为兄弟，以缓和匈奴的侵。
扰。
此后70余年的时间里，汉对匈奴都采取了这一政策。
然而，和亲政策并不能阻挡匈奴贵族的掠夺。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骑兵14万从朝那（今甘肃平凉县西北）、萧关（今甘肃萧关）攻入，杀北地郡郡尉，前锋抵达雍（今陕西凤翔）和甘泉（今陕西淳化），火烧回中宫。时过8年，匈奴又从云中、上郡（今陕西榆林南鱼河堡附近）两郡各侵入3万骑，长安城警报频传。
年轻的汉武帝刘彻一登龙位，便面临如许棘手的难题。怎么办？不愧是一代明君，汉武帝很快就把强国之要放在了选用贤才上。首先，拓展选用区间，取消了许多限制人才选用的规定。在选贤用能上，汉初曾有许多规定，如家庭财产必须达到一定数额，本人乃至父祖辈不得从事商业等。汉武帝时期，大批商贾之士和贫贱者流跻身于统治圈内，即表明上述规定事实上已不复存在。其次，开辟广阔仕途，选拔优秀人才。
武帝之世，主要有征召、荐举、射策诸途。征召始于战国，汉武帝时仍是一种重要的选官制度。征辟者可以是君主，如武帝时，“牧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也可以是高级官员，如丞相、太尉、将军、郡县守令等，均可自辟僚属。荐举源于西周，发达、完备于汉朝。武帝时，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高级官吏都有向皇帝推荐人才的责任。荐举科目有孝廉、秀才、贤良文学等，荐举对象主要是六百石以下的属吏或封建道德著闻及有才学的士人。射策也叫上书言事。“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武帝依据其才能高低，分别授予大小官职。如主父偃，长期怀才不遇，游历于齐、燕、赵、中山诸国，不为诸侯王所用。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他直接上书汉武帝，坦言修改律令及讨伐匈奴之事。
这两件事正是武帝所密切关心的大事，见到主父偃的上书，十分赞赏，感慨地说：“公等安在，何相见之晚也。”
随即拜主父偃为郎中。最后，武帝取人不计流品和资历，起用和超擢了一批开拓型的人才。
武帝用人制度的改革，获取了丰硕的成果，一大批优秀的文臣武将涌现出来。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碑，其余不可胜记”。正是由于他们的推动和帮助，汉武帝才能大展宏图，“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其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人才本身的特殊作用所决定的。吕不韦认为：“贤者所聚，天地不坏，鬼神不害，人事不谋。”巩固和发展政权的关键在于要有人才，而且越多越好。有了人才，就不怕天地降灾，不怕鬼神作祟，更不怕敌对势力搞阴谋诡计。人才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强大无比的力量，这是毫无疑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