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之材，以制度为根本，待成功之后才显出效果。
这种方法先苦后甜，严厉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在未显达时，他被众人猜忌。施行之后，上下之人又畏惧他。功绩在于能建立法制，安邦定国；弊害在于易被奸邪小人仇视。作为治国之材，因有弊端而不经常征用，并且功劳大却不得善终。
历史上倡导法制的人，都因为急于想做出成就，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或其他力量的阻挡，要么事功未成，要么结局悲惨。
商鞅变法使秦国富强，名垂后世，但也因为急功近利，得罪权贵，招致悲惨的结局。商鞅完成学业以后，先到魏国，后因不被重用而去秦国。先劝秦孝公行帝道，不听。再劝行王道，又不听。为了自身前途，商鞅劝秦孝公行霸道强术，秦孝公大悦，听着听着，身体都向前倾斜到商鞅面前了，说：“帝道王道要数十年，而我要的是迅速名扬天下。”于是，商鞅开始变法。他在秦国做了十年丞相，秦国也日渐强大起来，但秦国的宗室权贵多怨恨商鞅。
赵良趁机劝商鞅说：“您做到丞相这么大的官，是靠德行呢，还是强力和法制？《尚书》上讲：‘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您靠的就是‘力’啊。没有兵车甲士前护后拥，您不敢出门。这是危若朝露之相，还想延年益寿么？
如能知时而退，并请秦王告知天下行仁道，尊老爱幼，崇尚德行，还仁政于百姓，您则隐居起来，这样才能安享太平。如仍贪慕富贵，一旦有变，天下有您立足之地吗？”商鞅不听。
当初刚定新法时，太子犯法，因不能责罚太子，商鞅就处罚了太傅与太师。秦孝公死后，太子即位，太傅与太师等告商鞅要造反，商鞅连夜逃命到关下。寻找住处时，房东告诉他，商鞅令，留客人必须验身，否则主人连同遭罪。商鞅长叹一声：“我定的法律原来有这么多弊病！”
商鞅后来被处以车裂之刑，全族被灭。
法令强调堵塞禁绝，道德教化重在疏引开导。如果商鞅能情理、制度并重，把握好“情有可原，法不可恕”的分寸，以富国强民为根本，同时兼顾风俗教化的引导作用，懂得“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严厉与宽容兼顾，不仅能避免日后的大祸、还有可能成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
但他一味强调法规的禁绝堵塞作用，忽视客观因素，急功近利，遭人忌恨。因为变革带来的陡然变化，打破了人们的惯性心理和生活，必然会引起强烈的反对。利益受到冲击的权贵们，则会耐心等待机会，等时机一到便利用手中权力反戈一击。商鞅的下场便也成为必然。
